文博泰斗杨仁恺
金青禾
1989年，国际书画学术讨论会在沈阳召开，来自五大洲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著名文博专家、学者、教授汇聚一堂。其中一位研究成果特别丰硕的中国人，受到与会者的普遍敬仰。他就是中国著名书画鉴定家，有“国眼”之誉并被授予“人民鉴赏家”荣誉称号的国际文博大师，辽宁省博物馆馆长杨仁恺。
他知识渊博，成就巨大，是中国文博事业的拓荒者，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考鉴、拯救及中国文化向世界的传播作出了超凡贡献。1988年，《十竹斋书画谱》获国际莱比锡国家奖；他先后受美国、日本、西德、加拿大、荷兰等国学界邀请，出国访问与讲学，广受赞赏。正因如此，这次国际学术讨论会才得以在中国召开。
虚心求教大长进
杨仁恺，1915年出生于四川岳池县城关镇。幼年丧父，1934年高中一年级辍学，先后在成都群觉女子中学、球精印刷厂工作。当时，他常去附近的成都总府街，那里遍布文物商店与杂货摊，使他对文物古籍渐生兴趣，并与其结下不解之缘。那时有此专业知识者甚少，也无专门学校可传授，他便自行摸索，不懂就问。1940年后，杨仁恺对文物研究的兴趣猛增，毅然弃教，前往全国最大的文物聚散地——北平琉璃厂。当时无师可拜，他便把文物商店的掌柜与伙计当成先生。名气较大的赵尧生、林思进、刘咸荣、公孙长子等人，他多次前往虚心求教；即使是默默无闻的伙计，只要有一丝长处，他也抱着真诚的态度向其学习。在琉璃厂生活的几年中，他从姚石倩处得益最大。
姚石倩研究书画篆刻，功夫深厚，为人忠厚，平易近人。杨仁恺常提着糕点糖果去姚家作客，或带着古玩求教。有时交谈三言两语，有时彻夜长聊。姚石倩篆刻技法纯熟，奏刀如风，有时一边给杨仁恺讲篆刻要领，一边操刀示范，让他深受教益，才智迅增。交往既久，所获甚丰，在潜移默化中他长进很快。
名师点拨学识精
抗日战争时期，国都内迁，各类专家学者云集陪都重庆。杨仁恺回川出任说文出版社印刷厂协理、《说文月刊》和《文物》杂志顾问，与文化艺术界名人接触频繁，得益更多。
杨仁恺住在重庆内通门七星岗出版社后楼时，先后接触到中央大学教授、史学专家金毓黻，书法名家、光绪甲辰探花商衍鎏，文学大师、文物考古专家郭沫若等。
郭沫若携家住在天官府街曾遭日机轰炸过的一座危房楼上，离七星岗很近，有时带孩子到说文出版社玩，对杨仁恺等爱好文史的一伙年轻人面授文物考古知识，有问必答，耐心讲解。郭沫若有时也带着夫人于立群到米亭子寻求善拓，杨仁恺由此与于立群相识。于立群与杨仁恺年龄相近，又都爱好书法，二人颇为投契。于立群当时正临写颜真卿体，急需碑帖，战争时期不易获得，杨仁恺就想尽办法为其提供墨拓本。这样一来，杨仁恺有了更多接受郭沫若指导的机会。他们渐渐有了师生之谊，几天不见，请教的问题积累多了，他就到郭沫若家去求教。杨仁恺得到郭沫若、金毓黻的言传身教，在历史与考古方面的知识都有了极大提升，进而能够从历史与考古的角度去鉴别文物，收到高屋建瓴的功效。
吸取众长强自身
1943年，杨仁恺受一团体邀请，协助在重庆举办一次全国绘画义卖展览会。为征集作品，他有机会与徐悲鸿、潘天寿、吕凤子、张大千、黄宾虹、黄君璧、傅抱石等著名画家接触相识并建立交往，有的保持了长期来往与联系。
画家徐悲鸿不仅绘画艺术成就卓越，而且爱惜人才。杨仁恺的好学精神与独到见解，受到徐悲鸿的赏识。抗日战争胜利后，徐悲鸿主持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工作，那时杨仁恺也到了北平。在一次徐悲鸿对任颐作品的奖掖中，杨仁恺深受震动，纠正了他原以为越古越好的“厚古”偏见，逐步培养成尊重事实的科学态度。
傅抱石当时在中央大学讲授中国美术史，杨仁恺多次与其交谈历史上各派的艺术风格，为他以后准确鉴定书画打下了良好基础。其他画家在思想与艺术上也均给杨仁恺带来不少启迪。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杨仁恺再赴北平，任市政府技正，与书画鉴藏家张伯驹、张效彬、惠孝同、徐石雪、赵药农、陶北溟、陈半丁等人交往甚密。他们将其所藏彼此披览，切磋琢磨，交换意见，互助互进。杨仁恺取众家之长，书画鉴定水平日益精进。
未见真宝不罢休
1949年，杨仁恺就职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处，负责文溯阁《四库全书》的整理与编撰。次年秋，他参加审查鉴定长春伪满洲国皇宫小白楼所藏历代书法名画时，发现有三件同名为《清明上河图》的画卷，均非真品，而是明代仇英的仿作和他人的赝品。
杨仁恺深知，《清明上河图》应是八百多年前张择端的作品。画中有550多人，牲畜60余匹，船20多艘，房屋30多栋，车轿20多件。人物衣着不同，神情各异，其间穿插各种活动，构图疏密有致，再现了汴京的繁荣景象。宋徽宗曾题写画名，使之成为后世帝王权贵巧取豪夺的目标。它几经战火，多次辗转，五次进入宫廷，四次被盗。1945年，溥仪仓皇逃至大栗子，真迹《清明上河图》不知所终。
杨仁恺决心找到这件国宝。他日思夜想，处处留意，别人休息，他却到文物可能流落的地方寻找，坚持不懈。这天，他在检查一批普通书画后，似乎觉得哪里有问题。当他再次检查时，发现了一个破旧的手卷，展开后未见题名，却看到一幅长卷上无数人物在眼前涌动。他急切地寻找款识，看到画后有金代张著的题跋，明确作者为张择端。杨仁恺眼前一亮：这正是寻觅已久的《清明上河图》。经杨仁恺精心整理，1954年，《清明上河图》被编入《伟大祖国艺术图录》。
讲究科学求事真
1951年春，由蒲松龄后人保存了250年的《聊斋志异》手稿半部转到杨仁恺手中。他花了三个多月时间，对长达25万字的书稿逐字逐句进行校勘，收集了大量资料及旁证，确认手稿是蒲松龄真迹。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计划影印出版，但在审读期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认为，这部手稿并非原稿，而是手抄本。《人民文学》主编严文井也赞同何其芳的观点。
面对两位高山仰止的大家，杨仁恺虽然尊崇，但并不迷信。通过反复比较，他向出版社力陈自己的鉴定意见。有朋友劝他不要较真，以免得罪大人物，影响今后发展。杨仁恺笑笑说，我们搞学问，要讲究科学，注重实际，不能只看大人物的脸色。恰在不久后，青岛又发现蒲松龄长诗《古风》手迹，两相对照，书法风格完全一致。杨仁恺便在论文《谈〈聊斋志异〉原稿》中，再次确认手稿的真实性。后来，人们对于《聊斋志异》手稿的认定渐趋一致，文学古籍刊行社才很快编辑出版。
卅年一书志不渝
1952年，有关部门在长春发现伪满皇宫的书画，杨仁恺奉命参加调查组，到民间搜寻散失的国宝。他们接受任务后，日夜在东北、华北大部分地区调查，很快找到了两名重要人物。一个是伪满洲国士兵王恩庆，他是哄抢小白楼文物的主角之一，当时已卖掉44件，交出的14件中，有宋代理学大家朱熹的法书《城南唱和诗》。另一个是在小角楼执勤的卫兵金香慧，他抢到手的文物最多，可惜其妻将国宝无知地送进了灶中。经三个多月努力，调查组追回清宫散佚书画319件，其中130件珍宝上交后调拨故宫博物院。
杨仁恺从此把追查文物当作自己的第一要务。凡有消息，他必追查，直到把事情弄清为止。1963年4月的一天，他出差北京，住在朋友侯凯的荣宝斋，看到一个年轻人背来一包破纸片，发现其中有北宋书法家米芾的《苕溪诗帖》。他拼对了一上午，使已成碎片的国宝重见天日。
杨仁恺是个有心人。为了记述这次搜寻、调查、鉴定伪满洲国散佚书画的经过，他撰写成约四十万字的《故宫散佚书画见闻考略》，作为这段历史公案的总结。随着时间的推移，书稿内容越来越丰富，这部专稿成为杨仁恺多年心血与智慧的铢积寸累，也是他对文物概念与观点逐步形成的综合结晶。正准备出版时，政治风暴来了。杨仁恺的家三次被抄，所有文字资料与书稿全被抄走，他与家人被遣送农村落户。政治运动结束后，他再次寻找书稿，并不断修旧补新。直到1989年11月，一部不断增加新内容、写作历时三十多年的巨著，终于以《国宝沉浮录》为名面世。
建立学说展事业
杨仁恺在辽宁省博物馆工作五十五载，积累了丰富的文物鉴定经验，对书画、碑帖等类文物的研究均有高深造诣。他潜心于学术研究，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始终如一，坚持不懈。围绕中国书画鉴赏、考订、书画史研究等课题，他追根溯源，考据详尽，见解独到，著述宏富。先后发表了《试论魏晋书法和王羲之父子风貌》《隋唐五代书法艺术演进轨迹》《晋人曹娥诔辞墨迹泛考》《唐欧阳询〈仲尼梦奠帖〉的流传、真赝和年代考》《唐张旭的书风和他的〈古诗四帖〉》等百余篇极具学术价值的论文；著有《聊斋志异原稿研究》《沐雨楼文集》等专著十余部；主编了《中国美术全集·隋唐书法卷》《中国古代书画图录》《中国古今书画真伪图典》等大型工具性图书数十部。特别是他历时三十余载写就的《国宝沉浮录》，是唯一全面研究清宫散佚书画流传历程与历史艺术价值的巨著，一版再版，影响巨大而深远。
杨仁恺深知中国古代书画博大精深，非一人之力、一役之功所能探讨明白，必须后继有人，薪火相传。因此他殚精竭虑编著《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学稿》，开创性地以科学概念定义书画鉴定，构建中国书画鉴定学的体系框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他主编的《中国书画》，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国书画发展历史与鉴定、鉴赏知识，成为专业学习与研究的权威读本。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他学问渊深，著述宏富，晚年创立鉴定学，使这门学科形成独立的体系，为后世留下了数以千万字的极具价值的学术成果，堪称一代大师。
淡泊名利人尊崇
1983年，时任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的杨仁恺接到通知，参加了由最著名的几位大师组成的“全国书画巡回鉴定专家小组”，开始了长达八年之久的古代书画全国巡回鉴定工程。专家组成员中，启功、谢稚柳、徐邦达、傅熹年、谢辰生已年过古稀。年已六十八岁的杨仁恺和刘九庵算是“年轻人”，成为这项工程的顶梁柱。
专家组的任务是对全国各博物馆、图书馆、大专院校、文博机构、文物商店所藏的重要书画进行真赝鉴定，调查中国历史国宝书画艺术品的情况，编纂完成中国绘画法书文字图目。到1990年，共巡回鉴定二十多个省、直辖市，二百多个城市，行程数万里，足迹遍及二十五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二百零八个书画收藏单位及部分私人收藏场所，共过目书画作品六万一千五百九十六件。
1990年后，年近八旬的杨仁恺继续奔走国内与海外，在向世界传播中国历史文化的同时，进一步追踪与考证流失海外的千年国宝，追回、考证与确定了三十余件散失国宝，使其重新回到祖国怀抱。其考证补充记录于巨著《国宝沉浮录——故宫散佚佚目考》（增补版）中。
杨仁恺是新中国文博事业的拓荒者，一生默默耕耘数十载，贡献卓绝，居功至伟，堪称彪炳一代的鉴定宗师，世人仰慕。更使后辈钦佩的，是他的光明磊落与无私奉献精神。杨仁恺作为一名著名鉴赏家，自己却没有一件文物。他的朋友、画家李树基说：不是没有人送他古董，而是有人送给他之后，他就捐给了博物馆，而且不是以自己名义捐，是以给他送文物者的名义。这是何等的高尚与难能可贵！
不记恩怨心胸广
“文化大革命”中，文物鉴定家杨仁恺被造反派说成是邓拓的走卒，多次被审查。在一次批斗会上，有个青年挥手向他打去，他的视网膜被打落，而且不许住院治疗。右眼从此失明，左眼视力也仅剩零点几。
那个用耳光打瞎了杨仁恺右眼的青年，在杨仁恺重新回到工作岗位担任博物馆副馆长后，仍然在他手下工作。一次调薪，增加工资的名单上有这位青年。杨仁恺能不能同意呢？办公室主任犹豫了好长时间，才拿着名单找到他。杨仁恺毫不犹豫地说：“我没意见，上报吧。”
对于区区个人恩怨，杨仁恺一直坚持“让人三尺”。
献身文博功于世
在半个多世纪的工作经历中，杨仁恺从未脱离过自己从事的本行业务。他协同全国文联筹办第一届全国书法展，促进了中国书协的成立；协助国家文物局前局长孙轶青筹备成立全国文博学会；协助施展筹办辽宁美术家协会；还协助各方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多次。他从不居功，事成则引退。他在作人和文史学术方面修养扎实，做过不少前人未曾做过的事，解决了无数难以处理的问题，受到学术界的尊崇，成为最早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的专家之一。最令人敬佩的是，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杨仁恺不为金钱所动。数万人向他求字，他都予以满足，且不收钱物。他曾主动书写陆游诗《岳池农家》赠送县志办公室。作为乡友的笔者曾去拜访，他那平易近人的长者风度，以及好客热情，给人留下永恒的记忆。
2008年1月31日，享誉海内外的博物馆学家、书画鉴赏大师、文博泰斗、书画大家、美术史家，曾任全国书画家协会理事、辽宁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以及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辽宁大学、中央美术学院、鲁迅美术学院客座教授，将一生无私奉献给文博事业的杨仁恺，在沈阳病逝，享年九十三岁。为纪念岳池人杨仁恺的丰功伟绩，辽宁省博物馆将院内的一个水池命名为“岳池”。2021年，在岳池东湖岛上纪念墙中，雕刻有杨仁恺的头像与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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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金青禾（岳池县史志办公室退休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