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兼总理和外交部长，孙中山称他“可抵十万雄兵”，这位政坛人物究竟有何过人之处？
1900年初夏，天津北洋大学堂的礼堂里挂着大清龙旗，校长宣读“钦字第一号考凭”时，一个清瘦的年轻人微微抬头，他就是年仅19岁的王宠惠。对于这张中国史上编号第一的大学毕业证书，很多旁听的同学只觉得新鲜，可他已在心里默默盘算：国际法，才是未来中国与列强对话的钥匙。
这把钥匙并非凭空得来。早在香港求学时，他常被一位邻居邀去晚饭，那位邻居名叫孙文。饭桌上，孙文抛出一句“国家将来要靠懂世界规矩的人”，少年王宠惠点头却没说话，只在心里记下。6年后，准备赴英留学学费断档，他写信求助，孙文回信简短：“银票一千五百，拿去；记得学成归来。”这封信至今仍藏于台北的档案馆。
1912年春，南京临时政府内务未定，却传来爪哇泗水的急电：华侨在街头庆祝新政权，被荷兰军警枪击，死伤数十人。众人一片哗然，新任外交总长王宠惠年仅30岁，却坚持不派枪舰而改走谈判路线。有人质疑：“不动军舰，怎显国威？”他答得平静，“今天我们没舰，再硬也只是虚张；用法理让对方低头，才是真的面子。”前后四次交涉，他握着国际公法条文，与荷方代表据理力争，最终拿到惩凶、赔偿、道歉三份文件。这也是民国初年少见的对外胜绩，海内外华侨捐献的银元雪片般汇来，广州《民国日报》形容此役“抚慰万里侨心”。
时间跳到1943年11月的开罗。盟军首脑齐聚，蒋介石要面对罗斯福、丘吉尔的连番试探，身边坐着的仍是王宠惠。会议间隙，他细心比对各语种文本，把“归还满洲、台湾及澎湖列岛于中国”一句锁死在宣言草稿里。宋美龄低声说：“如果他们删改怎么办？”他笑说：“先写进去，改动就得全体表决；形式上的麻烦，有时比情面管用。”不久，《开罗宣言》公布，日本领土范围的法律界限第一次由中国人亲手划定。
回看他早年的履历，并非一直顺风。辛亥革命后北洋与南方对峙，一纸任命把他推上国务总理位置，可财政枯竭、军阀各自为政，行政院连暖气费都要赊账。他干了八十九天请辞，理由很简单——“没有预算，哪来法治？”一句话被报纸当作冷讽，其实却道出法律人骨子的倔强。
离开政坛，他照例去教书、写书。耶鲁图书馆至今收藏着他编撰的《国际私法撮要》，当年一名爱翻旧书的学生尼克松读到此书，批注两页：“中国作者能如此精准解释冲突法，令人惊讶。”多年后尼克松在白宫得知王宠惠去世，只对幕僚说了句：“世界少了一位真正的国际法法官”，说罢沉默良久。
1955年，他以70岁高龄受聘海牙常设国际法院法官。有人劝他保重身体别再奔波，他摇头：“中国席位来之不易，我一天不倒，就要坐在那张椅子上。”三年后，他在台北病逝，旁人整理遗物时发现抽屉里放着那张已泛黄的北洋毕业证书，与开罗宣言的剪报叠在一起。
王宠惠的一生像连接两端的桥：一端是晚清旧制下的童子科举，另一端是联合国大会里的多语种辩席。桥面并不平坦，却让中国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保持了法理谈判的话语权。有人统计过，他在国内外承担的公职足足十二项，但贯穿到底的只有两条准绳：用规则保护国家，用文字捍卫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