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持续十四年的抗日战争终获胜利。举国欢腾的背后，一个尴尬又现实的问题浮出水面：那些抗战期间依附日军、助纣为虐的百万伪军，突然没了靠山，他们到底去哪了？
总体来说，有人摇身一变成了“正规军”，继续握枪打仗；有人卸甲归田，隐姓埋名苟活一生；有人被送上法庭，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还有人趁乱作乱，最终落得被歼灭的下场。
今天的问题是，这些伪军从哪里来，分为哪几种？各自战力如何，最终结局又如何？
关于伪军的总数量，结合《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受降报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及相关学术研究，我们能算出一个相对精准的范围：伪军总数保守估计在300万至400万之间，比当时不少参战国的军队规模都大。
这些伪军并非铁板一块，主要分为四大系统，各自规模不同。
其一，伪满军，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扶持伪满洲国成立以后所建。主要成员涵盖原奉系军队、土匪武装、流氓分子等。由关东军管辖，按照1944年的数据，整体可以划分为20个步兵团、15个骑兵团。2个炮兵团、2个炮兵队、9个工兵队6个辎重队、5个高炮队、3个飞行队、1个陆军江上军，1个禁卫军、11个宽兵团。
总兵力最高在17万左右（不含地方伪警察部队）。在这批伪军高级军官中，奉系背景的占到了82%，东北人为71%。
其二，伪蒙军。该伪军由内蒙古独立分子德穆楚克栋鲁普亲王（简称德王）于1936年在日本关东军的支持下成立。
1936年2月，德王纠集一些蒙古族上层人物，在苏尼特右旗（今属锡林郭勒盟）宣布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5月成立伪蒙古政府，自任总裁兼总司令，宣布"改元易帜"，使用成吉思汗纪年。1939年在日军操控下，该伪政府改组为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
这个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下设的军队，就叫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军，也称伪蒙军，下设9个骑兵师，兵力最多时约1.5万人。
其三，华北绥靖军，也就是我们在影视剧中常看到的“皇协军”，正式名称为华北治安军，总司令为大汉奸齐燮元。
这里需要区分一下，皇协军隶属于华北政务委员会，后者名义上隶属于汪伪国民政府，但实际上成立比后者早，且有自己的直属军队，（实际由日军华北方面军指挥），该委员会所辖范围包括山西、河北、山东三省，以及青岛、天津、北平三个直辖市的治安。而汪伪政府的实际辖区，只有江苏、浙江、安徽以及上海等沦陷区。
所以华北的皇协军和汪伪政府的“和平建国军”实际上属于两个指挥系统。
1940年十月，该军共编成7个集团、8个独立团，共22个团，总兵力5万余人，抗战结束时根据统计约5.5万人。另有大量数目不详的地方保安队。
其四，汪伪国民政府“和平建国军”，系汪精卫投降以后，日军整编的各路伪军且隶属于汪伪政府指挥的军队统称。也是抗战期间规模最大的一支伪军。
该伪军成立于1940年3月。初期下辖任援道的第一方面军、张岚峰的第一军、李长江的第一集团军、杨仲华的第二集团军、南京警卫部队，以及苏北、苏南、广东、武汉，安徽、山东等地方伪军和海军部队等。
截止到1943年，随着各路国军降将的加入，由扩编了孙良诚的第二方面军、吴化文的第三方面军、孙殿英的第二十四集团军、荣子恒的第十军、王劲哉的第四十三师。另外组建了汪伪财政部税警总团部队。
截止到1944年，和平建国军正规部队编为7个方面军、4个绥靖公署、3个警卫师及海军部队，总人数62万人。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1943年到1945年初，该伪军有90%——95%的部队被我党武装牵制，实际上并未有效参与和前线国军的作战。
好，那么问题来了， 根据以上统计，这四支伪军实际兵力合计约86万人，即便是加上前后期的损耗和扩编，人员浮动也在一百万以内，那么为何会有三四百万伪军的说法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严肃的问题，何为伪军？
抗战时期，伪军大体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属于正规军编制，可以随同日军野战的部队。这部分伪军主要来自于被收编投降的前军阀部队、国军部队。其兵员素质比较强，有战斗经验，装备较好，编制较为完整，战斗力也相对比其他伪军要强。
第二种，就是各种数目繁多的地方保安队，他们的主要来源是临时抓捕的壮丁，以及被胁迫在名义上归属于伪军的地方联防组织。
这部分伪军数量庞大，但基本不上战场，甚至没拿过枪，大部分甚至都没出过城镇和乡村。严格来说，他们属于被强迫的名义上的伪军。
简单举几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
在日军对华北的第四次治安强化时期（1942年11月前后），伪山西公署警务厅公布的全省数据中，整个山西省共辖18017个村子，其中8097个村子已经编有自卫团。参加人数共计86万7354户，覆盖人口529万7456人，其中自卫团团丁共47万105人。
让人惊掉下巴的是，这所谓的47万自卫团，实际上只有3024支步枪。剩下的装备主要是4万4389支长矛以及3.5万把刀具棍棒。
以上是当时山西省对地方村落的自卫团统计，那么作为省会城市的太原，当地的自卫团装备又如何呢？
同一时期的太原，自卫团兵丁10799人，才200支长矛。平均下来也就是50人才拥有一把长矛。放在古代农民起义时期，这个装备也实在是离谱。
到1944年6月份，整个山西自卫团虽然在兵力上上达到了57万人，但装备上只有火铳9375支，长矛66446支。
看到这里大家是否恍然大悟。所谓地方自卫团，其实就是一种强制性的、按照年龄摊牌的一种苦劳力。按照日军当时的标准，每个村子都要建立自卫团，一个村子年龄在15到45岁之间的男性，都要加入自卫团，且武器装备都是自备。
但是这些人明里暗里都会被计入伪军数量，而且数量完全依靠日伪政府的统计，实际上上下浮动很大。这些人名义上属于沦陷区日伪指挥系统，但实际上当国军武装打过来的时候，他们基本不会参与作战，甚至会倒戈相向。
更多的记录是，这些伪军或明或暗，要么给八路和国军送情报，要么负责掩护伤员，隐藏物资，甚至直接参与对日军的袭击。
比如日军关东军少将藤井重郎（和冈村宁次同学），以伪满洲国中将军衔兼任“靖安军”司令，1937年8月21日，其在热河省视察前线的时候，被伪满“靖安军”第一机关枪连中士李玉峰持手枪近距离射杀。
注意，这哥们是全面抗战以来，第一位被击毙的日军将军级别的将领，而弄死他的，居然是一名伪军士兵。
另一位日军中将楠本实隆，时任伪满洲国最高军事顾问，1943年6月12日在五顶山检阅部队，下马的时候被自己的马倌连开两枪，经抢救才捡回一命。
这位马倌名叫常隆基，原本也是个贫苦农民，被强征加入伪满洲军“靖安军”迫击炮连后，备受日军欺凌，于是偷来手枪准备刺杀楠本实隆。
事后，常隆基骑马逃跑，在松花江畔被日军包围，投江而死，年仅22岁，2020年入选第三批著名抗日英烈名录。
除此以外，从1932年到1936年的五年间，东北伪满洲军有记载的哗变和反正共73次，前后参与人数7.8万余人。
所以，不要说东北人没血性。只是聚焦点不同而已。
言归正传，去掉上文提到的各种地方保安团、自卫团性质的伪军，其实正规伪军数量不算多。按照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5部的记载，到1945年抗战结束，受降的正规伪军中，伪满洲军共15万人，关内各伪军共45万余人，两者合计也差不多60万人左右。
算上不同时期的扩编和损耗，国内能够参与作战的正规伪军的常备数量，应该在60万——80万上下。
注意，这只是日军投降时期的数字，不等于日军八年侵华期间累计强征和招降的伪军总数。
整个抗战期间，随着伪军在战场上不断的被消耗，整个伪军数量要远大于这个数字。
如果算上刚才提到的那些地方自卫团，整个伪军系统人数三四百万左右都不夸张，但没有意义。
你不能因为我们村被日军占领，我被编入自卫团，就把我作为伪军对待。
在1939年武汉会战以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自己的兵源和装备都开始日渐下降，就更不舍得花钱武装这些强征来的伪军。所以即便是正规伪军，其作战意志和装备也始终很差，因此绝大部分伪军的任务，都是负责在敌后围剿抗日武装以及维持地方治安。
整个抗战期间，伪军参加正面战场向国民党军队作战者，只有一次，即1943年夏季湘北鄂南之战，有伪武汉行营直属之一个师团（第二十九师）参加。华北华中伪军对正面战场一贯是和国民党军队和平相处，对共产党军队则配合敌寇积极进攻。
这就导致了国共双方在歼灭伪军数量上的极大反差。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我党军队共歼灭伪军118万人。其中，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等中共抗日武装，共毙伤伪军49万余人、俘虏51万余人，还有18万余伪军主动反正。
注意，真正毙伤合计是49万人，剩下的可以说都是生还者。这也符合伪军战斗意志低下、战场上容易溃散和投降的特点。
国军方面，综合各方口径，在敌后战场共歼灭伪军20余万人。
注意，前边我们提到过，关内伪军的一大来源，就是国军投降部队。这些部队和国军抗战部队之间，或多或少都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冈村宁次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曾有过如下一段记录：
1942年10月8日我曾到山东省张店，检阅了该地杂牌军的投诚部队。当晚在日本饭馆招待各部队的五、六位部队长并进行了恳谈……他们到北京或在当地初次见到我时就说：“我们不是投敌叛国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能谅解。”
“……后来在我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末期，估计向我军投诚的重庆系地方军的兵力共约40万人，其中华北部分即达30万人左右。”
这也是国军和伪军之间比较尴尬的一个问题。一方面，相当一部分伪军来自于国军，甚至还兼领取国民政府的军饷，因此他们固然是不愿意和国军发生正面冲突。另一方面，国军在某位精神领袖的指挥下，也希望借这些投降的国军之手，削弱敌后我党武装的力量。
所以伪军要么不打，要打主要也是冲着我党军队来的。
抗战胜利后，包括正规军在内的伪军、伪保安队、伪警察部队共200万伪军，在日本投降后迎来了自己的最终命运。
结局一：被国民党收编，摇身一变成“正规军”（附具体番号）
这是抗战胜利后，伪军最主要的去向——毕竟国民党急于抢占沦陷区，又缺乏足够兵力，这群“现成”的伪军，就成了他们眼中的“香饽饽”。
根据史料记载，被国民党收编的伪军总数达101万余人，其中直接改编为正规军的有23万余人，剩下的77万余人被整编为地方保安团，分散在各地。其中，规模最大的汪伪“和平建国军”（65万人），六个方面军全部被收编，每个方面军都有了新番号，结局却各不相同。
1， 伪第一方面军：被国民党第三战区收编，改编为“南京先遣军”，摇身一变成了“接收南京”的先头部队。
但蒋介石“要兵不要官”，伪司令任援道（伪江苏省保安司令）被调离实权岗位，成了无兵可管的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最后担心被惩戒，花两百金条买路，举家逃往香港，解放后继续逃往加拿大，1980年病逝，算是混了个善终。
这支部队的士兵后来大多并入国军第71军，在东北战场几覆几建，最终于1949年11月在广西彻底覆没。
2. 伪第二方面军：改编为“先遣第二路军”，被安排在苏北固守。但这里是新四军的根据地。1945年11月，其主力第一军被新四军围困在盐城，经劝说后战场起义，被整编进新四军，也算“弃暗投明”，修成了正果。
3. 伪第三方面军：先被编成“先遣第五路军”，司令吴化文。
该部在山东境内活动，驻守兖州一带，1948年9月济南战役中，吴化文率部队2万余人战场起义，帮助解放军攻克济南，之后被改编加入解放军35军，还参加了渡江战役，亲手把红旗插上了南京总统府，也算洗心革面。
4. 伪第四方面军：改编为“豫皖先遣军”，伪司令张岚峰任先遣军总司令。1946年5月，张岚峰率部进犯解放区，被解放军歼灭大部，部队缩编为“保安第三纵队”，1947年1月被彻底歼灭，张岚峰被俘，1952年病死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5. 伪第五方面军：这位伪司令大家老熟了，徐州会战中死守临沂，和张自忠一起重创日军的庞炳勋。庞炳勋在1943年日军的扫荡中被俘，投降日军任伪职。
庞炳勋被收编后，所部被改编为“华北先遣军”第一路军，最终在解放战争中被解放军全歼，庞炳勋在内战开始后辞职成了寓公，1949年携家小去台湾，还跟昔日同僚孙连仲合开了一家饭店。1963年以82岁高龄病故。
6. 伪第六方面军：改编为“新编第四路军”，司令是臭名昭著的孙殿英（曾盗掘慈禧陵墓），这支部队最终覆没于河南汤阴解放战，孙殿英被俘，后病死在狱中。
除了汪伪部队，伪满洲国军也有部分被国民党收编。1947年7月，国民党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手下收编的伪满军警已接近15万，编成13个保安区，后来又改编为12个暂编师，番号涵盖暂编30师、暂编50至60师，混在国军中打内战。
这些部队战斗力低下，1947年秋，暂编51师师部被歼灭，番号取消；1948年底辽沈战役中，剩下的10个暂编师全部被歼灭，伪满军主力彻底覆灭。
结局二：向中共军队投降或反正，接受改造重获新生。
并非所有伪军都愿意投靠国民党，还有一部分人看清了国民党的虚伪，选择向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投降，或主动反正，接受改造。
这部分伪军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抗战期间就主动反正的18万余人，另一类是日本投降后，不愿被国民党收编、也不愿继续作恶的伪军，总数约10余万人。
其中伪满洲军这一块比较特殊。苏军出兵东北以后，原驻守城市的伪满洲军大部分被苏军缴械俘虏，这部分后由苏军交给我党，但在不久之后就投靠国民党。然后再被我军歼灭，接受第二次改造。
当时东北民主联军收编的部分伪满军，因军心浮动，不少人被国民党引诱叛变，给解放军造成了不小损失。
1945年底，不少中国共产党收编的伪满军受国民党引诱叛变。在齐齐哈尔驻扎的我军一个警备旅，1600人里叛变了700多人；吉林敦化我军八个大队叛变了七个半，只有一个朝鲜族中队没出问题。
陈云在给东北局的报告中就曾提到，北满四省号称有4.4万收编部队，实际可靠的只有1.1万；林彪也在电报中吐槽，这些收编的旧武装，一靠近敌军就叛变投敌，可见改造伪军的难度之大。
只有在战场上真正的击败他们，才会让他们心悦诚服的投降。我军对反正的伪满洲国军以及国军的真正接收和改造，其实是在内战后期。
结局三：罪大恶极，影响恶劣被清算惩处。
不是所有伪军都能“洗白”，那些双手沾满同胞鲜血、罪行累累的伪军头目和骨干，终究逃不过法律的制裁。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都对汉奸（含伪军）进行了清算，其中国民党方面的审判数据有明确史料记载，十分详细。
1945年9月至12月，军统共抓捕汉奸嫌疑人4291人，其中移送军法机关334人，移送航空委员会查办24人，在押病死43人。
1946年4月至1947年2月，新成立的高等法院共审理汉奸案件530多件，终结381件，其中判处死刑14人、无期徒刑24人、有期徒刑265人。
截至1947年底，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报告显示，全国共侦察起诉汉奸嫌疑人30828人，其中不起诉20718人（多为被胁迫、罪行轻微的底层伪军），起诉后宣告无罪6152人，服刑15391人，还有数千人被通缉，惶惶不可终日。
其中大名鼎鼎的几位汉奸结局如下：
汪精卫，一号大汉奸，提前病死，后被挫骨扬灰。
陈璧君，汪精卫妻子，抗战后被判无期，解放后被收押于上海提篮桥，1959年病死狱中。
陈公博，二号大汉奸，1946年被处决。
周佛海，三号大汉奸，被判无期，1948年病死于老虎桥监狱。
梁鸿志，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院长，1946年被处决。
殷汝耕，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主席，全面抗战爆发后被日军冷落，战后被判死刑，1947年被处决。
李士群，伪江苏省政府主席，“76号特工总部”创建人，1943年被军统收买周佛海毒死。
傅筱庵，伪上海市市长，在军统的策划下，1940年被仆人砍死。
丁默邨，和李士群一起创办“76号特工总部”，血债累累，被判死刑，1947年被处决。
王克敏，三任北洋政府财政部长，出任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1945年被捕，在狱中服毒自杀。
齐燮元，北洋直系军阀，江苏督军兼苏皖赣巡阅使，华北治安军总司令，1943年接替王克敏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1945年被捕，1946年被处决。
张景辉，张作霖结拜兄弟（排行第四），奉军副司令，伪满洲国总理，抗战后被苏军俘虏押送苏联，解放后移交中方，被关押与抚顺战犯管理所，1959年病死。
张海鹏，张作霖早期结拜兄弟之一，伪满洲国武官处上将武官长。抗战后隐匿于天津，解放后被捕，判处死刑，1951年被处决。
梅思平，历任汪伪政府实业部部长、内政部部长，1946年被处决。
王揖唐，北洋段祺瑞政府内务总长，皖系人物，后任汪伪政府考试院院长、“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1948年被处决。
褚民谊，汪伪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部长、伪广东省省长，1946年被处决。
章宗祥，北洋代表人物，巴黎和会代表，五四运动中被要求惩办的三大卖国贼之一，抗战期间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抗战后被捕，后被释放，1962年病死于上海。
周作人，鲁迅二弟，新文化运动代表者，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督办，抗战后被捕，1949年被释放，1967年去世。
德穆楚克栋鲁普亲王，即德王，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主席，李守信，伪蒙古军总司令。这两人在抗战胜利前夕跑到重庆，被老蒋“既往不咎”。解放后逃往蒙古国，1950年两人被遣返，关押于抚顺战犯管理所，分别于1963年和1964年被特赦，从事文史整理工作。
1966年，德王病死，1970年，李守信病死。
结局四：溃散为匪，或隐姓埋名。
除了上述三种去向，还有一部分伪军，既没被收编，也没被清算，最终选择了两条路：溃散为匪，或隐姓埋名。这部分人大多是底层伪军，没有实权，也没有血债，或被迫或为财成为伪军。日本投降后，看到靠山倒了，又不想被收编打内战，便趁乱扔掉军装，各自散去。
其中，伪蒙军和伪满军的溃散最为明显。
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看待伪军的结局，我们既要铭记他们的罪孽，也要看清那个年代的复杂与无奈。国家强大，才能让百姓有尊严，才能杜绝“汉奸”的出现；而个人的选择，终究要经得起历史和良知的考验，否则，再精明的算计，再侥幸的逃脱，最终都逃不过历史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