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大湾区评论）
对话郑永年：
这不仅是中美关系“新定位”，
更是国际关系“新范式”！
Dialogue 2026.5.15
世界｜对话｜观点
本期对话亮点
HIGHLIGHTS
中美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何将时间窗口定位为未来3年？
如何解读“建立大国关系的新范式”？
美方对中美关系的认知有何变化？
中美应该如何解决台湾问题？
编者按
2026.05.15
昨天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总书记与特朗普总统彼此伸出手，长达十余秒的握手定格在无数镜头之中——这是北京时隔9年再次见证跨越太平洋的握手。当“修昔底德陷阱”的旧逻辑卡住了整个世界的喉咙，中美到底能不能找到一条新路，给这个“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写下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今天下午，特朗普总统结束访华乘专机离开，但全世界对于未来中美关系和世界新格局的思考才正开始。在此背景下，大湾区评论再次对话郑永年教授。
*本期对话分为上下两篇，本篇为上篇。
大湾区对话
邀请嘉宾：郑永年
本期采编：冯箫凝 王希圣
中美关系的真正问题，
在于能否走出“修昔底德陷阱”
大湾区评论：
总书记在会晤开场白中再次重申中美要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特朗普也明确赞同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如何看这个“新定位”？
郑永年：
中美要跨越“修昔底德陷阱”，这已经不是总书记第一次提及这个概念了。实际上，这些年来，中国领导人一直在思考这个国际关系的根本性问题。围绕“修昔底德陷阱”是否必然存在，在中美学界也已经争论了很久。
这个概念最早由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提出。他的研究团队统计了过去500年间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各种主要权力转移案例，发现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一共发生了16次结构性挑战与权力更替，其中12次以战争告终，仅有4次避免了直接冲突。基于这一历史统计，艾利森指出中美之间“修昔底德陷阱”的风险不容忽视。美国的很多人也因此认为“中美之间必有一战”。
不管是否承认这个概念本身，一个客观事实是，所谓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权力转换，往往伴随战争，这在历史上确实反复发生。即便是那少数没有爆发全面战争的情况——比如苏联解体，虽然过程相对和平，但结果仍是一方在竞争中彻底失败。每一次大国战争（或竞争）带来的损失，都不局限于交战国本身，而是整个世界的巨大倒退。国际社会几百年了，始终没有真正走出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一直面临类似的讨论。过去有人说中日之间难免一战，因为日本是东亚既有大国，中国是新兴大国；在全球层面，也一直有人说中美之间难免一战。到今天，仍有一些国际关系学者坚信这种结构性的冲突不可避免。
但现在的问题不一样了。世界已经进入一个“事实上的G2”时代——中美是两个超级大国。这不是我们主观上想不想的问题，而是既定的格局。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如何避免陷入冲突、走向实质性的合作，这是我们必须正面回答的问题。历史上，大国更替多以战争或一方失败告终，归根结底是受一种根深蒂固的“零和”思维支配。今天中美关系最重要的命题，就是能不能打破这种零和逻辑，从而真正走出一条“双赢”的道路。用中国自己的话说，我们需要跳出这一“历史的铁律”。
总书记以前讲“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后来又进一步提出“地球足够大，容得下中美各自和共同发展”。这不仅是空间上的比喻，更是一套系统性的战略哲学：中美不是非此即彼的对手，而是可以共存、可以共同发展的伙伴。
1963年，赫鲁晓夫与卡斯特罗进行会谈，彼时苏联计划将核弹头部署在古巴（图源：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稳定”是中美关系
最基本的底线
大湾区评论：
总书记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赋予了清晰的内涵，即“四个稳定”——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稳定”作为本次会晤的重要关键词。怎么解读？
郑永年：
稳定是“基础中的基础”。只有把稳定作为双方共同努力的目标，双方的行动才会有明确的方向。大国关系中要做到不打仗，其实非常不易。如上所说，历史上能够和平完成权力转换的大国关系案例极为稀少，真正好的案例屈指可数。
正如我刚才所说，慢慢大家都会意识到：我们已经活在一个“事实上的G2”时代了。中美两个超级大国绝对不能演变成美苏两个阵营那样的冷战格局。这种格局的底线就是稳定，最首要的任务就是不发生战争。
但这不等于说“稳定”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幻想，“稳定”是可以经过努力追求到的具体目标。此次会晤在沿着这个方向推进，在某些层面甚至可能产生比尼克松访华更为长远的历史意义——尼克松访华改写了冷战格局，而今天中美之间要探索的是未来国际秩序究竟应该怎样构建。
我认为，下一阶段的中美关系可以从三个层次来理解。
第一个层次，是最低限度的稳定。中美作为两个超级大国，至少不能发生正面战争。如果这个底线守住了，世界上其他区域的局部冲突仍然是可管控的区域性问题；而一旦中美发生正面冲突，那就可能是世界大战的前奏。这是中美关系的“安全网”。
第二个层次，是在稳定的基础上发展积极的关系。中美之间存在巨大的经济互补性，各自拥有不可替代的比较优势和广泛的利益诉求。双方可以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持续发展经贸合作，围绕区域和全球性事务保持常态化沟通。光是不冲突是不够的，还必须往前走。
第三个层次，是面向未来构建新的国际秩序。这个新秩序不应该是传统意义上那种一个压倒另一个的格局，也不应当是零和博弈的战场，而是应当在和平共处、彼此共存、务实合作的基础上，走向更深层的新型国际关系。中美对这样一种范式的探索对整个国际社会就是重大的观念贡献和制度贡献。
中国发展到今天，对国际社会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有可能为大国关系提供一种全新的范式。中美关系的意义，不仅在于两国自身的利益，而在于通过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积极互动，为未来国际秩序奠定新的基础。
大湾区评论：
双方把这个“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战略指引。为什么是3年？
郑永年：
中美想要真正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本质上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短期内很难一蹴而就。
但“3年”这个时间窗口，可以说是给特朗普总统量身定制的——它对应着特朗普的任期周期。不过更长远的意义在于，哪怕是三年的时间窗口，中美之间能够慢慢积累互信，本身就是一件极具价值的事情。
这次随行访华的庞大商务代表团，从苹果到英伟达、从特斯拉到波音，美国顶级企业家集体来华。这本身就说明中美经济的高度互补性是真实存在的，不是那些所谓的政治修辞就可以掩盖的。中美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矛盾和摩擦，核心问题在于双方之间缺乏互信。俄乌之间、伊朗与以色列之间也是如此——没有信任，就很难进行真正有意义的对话。
这些年与美国打交道，有一个经验很值得总结：首脑定调、定格局，官僚机构和政府机构负责执行。为什么这个模式能运转？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有追求和平的良好愿望，更因为有我们的古老智慧——“止戈为武”。
和平从来不是从天而降的，它需要通过实力来争取、来维护。建立在实力基础上的关系才是最牢靠的。光靠纸面上的承诺和政治辞令，这些都远远不够。我们要发展新的手段、新的工具来稳住局面。比如在AI领域和网络空间，我们有能力做出反应，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用这些能力去和美国对抗到底，而是让对手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有这个能力。只有让对方理性一点，才能坐下来好好谈。
2026 年 5 月 14 日，北京人民大会堂，美方企业家参与中美元首会谈（图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如何理解“建立
大国关系的新范式”
大湾区评论：
此次会晤上总书记指出要“建立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这已经不是在中美两国层面，而是上升到国际层面。面对国际社会的普遍焦虑，总书记也指出这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如何解读这个“新范式”？
郑永年：
过去主导国际关系的很多范式都是零和的——一方胜出，另一方必然失败。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探索出一种双赢的、和平共存的，甚至是彼此合作、共同发展的模式？这不只是方法论上的调整，而是对国际关系底层逻辑的一次重写。这对国际关系本身具有重要意义。
这次会晤中，双方谈到的议题非常广泛。不只是传统的经贸议题，也包括两军沟通、台湾问题、乌克兰局势、中东危机等等。国防部长、国务卿、商务代表、财长等重要官员全部参与其中。这说明这不是一场聚焦单一议题的会议，而是一次高密度、高规格的综合性的会谈。
两位领导人都意识到一个基本事实：中美合作，对两国有利，对世界也有利；如果中美走向冲突，则不仅是两败俱伤的问题，而是可能对整个世界秩序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尤其要看到，中美不仅是两个核武大国，也是两个AI技术的领先大国。一旦发生冲突，风险不是一般性的，而是系统性的、不可逆的。
所以，看这次会晤不能只看双方具体谈了哪些议题。在一个层面看，峰会是要解决中美之间以及国际层面的一些具体问题，但从更深处看，这是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国际关系范式。
这一点也与中国近年来提出的四大文明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形成了内在呼应。当前世界同样面临四大结构性危机：发展危机、安全危机、文明冲突危机和全球治理危机。中国提出的这些倡议，本质上就是给这些问题寻找一个系统性的中国方案。
因此，看中美关系不能仅仅停留在具体议题的层面，更要看它所处的认知框架。至少从中国方面来看，中美关系已经被放在新型国际关系、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下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
恢复“两军”沟通意义重大
大湾区评论：
此次会谈中特别提到要“用好两军沟通渠道”。去年底中美刚恢复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在人工智能逐步应用于军事领域的大背景下，恢复两军交流机制有何特殊意义？
郑永年：
意义当然非常重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中美之间的军事交流曾经中断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去年年底才开始逐步恢复，这是一个积极向好的信号。对两个大国来说，要想保持关系的基本稳定，最低限度的要求就是两军之间不能出现战略误判。即便是冷战期间的美苏对峙，双方也有热线机制来防止事态失控，因为所有大国都知道：误判的代价是灾难性的。
中美两国在利益结构、安全认知和对具体问题的定位上存在显著差异。比如南海和台湾问题，对中国来说是核心的主权问题，不容谈判；但在美国的认知框架里，更多被纳入地缘政治空间的考量。认知不同，就更加需要常态化的沟通机制来弥合理解偏差。
现在美国越来越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亚太国家，而中国本来就是亚太国家、东亚国家。亚太地区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这一趋势在未来几十年的方向是不会改变的。对美国来说，西太平洋既是战略层面上的地缘政治空间，也是经济上的关键利益所在。美国在全球其他地方可以收缩兵力，但在西太平洋，它大概率不会弱化，甚至可能进一步强化军事和经济存在。
在这样的背景下，台海问题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即使没有这些具体争端，美国也会因为其经济和地缘利益持续介入这个区域。中美两军之间如果缺少有效的沟通渠道，风险将变得极高。历史上很多战争的爆发，并不是某一方精心策划的结果，而是由一连串的误判和意外擦枪走火引发的。一支巡逻舰的意外靠拢，一次信号的误读，在没有沟通机制的情况下，都可能升级为不可控的对抗。
因此，两军恢复交往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虽然此前双方也曾建立过类似的交流机制但后来中断了，但此次重新恢复，其标志性意义不可低估。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奥巴马时代之前，中美总体上还处于一种“接触模式”，拥有对话平台和机制。特朗普第一任期之后，中美关系进入了一种不那么对等的模式，对话平台大量减少，博弈的色彩日益加重。现在要探索一种新的“范式”，关键不在于回到过去的模式——因为历史回不去了，而在于建立一种更加现实、更加稳定的新型关系模式。两军沟通机制的恢复，正是这种新模式的一块重要基石。
特朗普“新现实主义”的转变
大湾区评论：
您刚才也提到，特朗普第一任期之后，中美关系一度走向了更加强烈的冲突模式。但此次会晤中，特朗普在开场白中就表示，这是“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怎么看特朗普的这种变化？
郑永年：
这说明美国方面的认知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特朗普的第一任期，他的总体战略仍然可以用“老现实主义”来概括。那时候，中美关系的基础更多建立在“中国仍处于发展阶段、实力差距仍然较大”的美国认知前提之上。当时美国很多人坚信，中国必须被打败，而且美国有足够的能力打败中国。
但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中国经过这些年的持续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经历了特朗普第一任期、拜登政府再到现在，中方对美国的定位和意图已经没有任何幻想。现在我们所追求的，是基于实力之上的和平。和平不是祈求来的，而是要有实力、有工具、有手段去追求，去维护。
所以特朗普第二任期表现出的“新现实主义”，背后的逻辑是这样一种认知的转变：他已经意识到，中国已经崛起，美国打不败中国，只能直面一个具有实力的中国。当然，美国国内依然存在大量的强硬派，仍然抱有旧思维，但至少特朗普本人以及他周围的一批核心团队成员，对中国的认知已经不同于以往。
这里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代际因素。以卢比奥、万斯为代表的新一代美国政治人物，他们成长在中国崛起的具体历史进程中。他们看到的是，中国在这些年专心搞建设、谋发展，而美国却频繁卷入海外战争、消耗了大量国力。他们对中国的态度未必是友好的，但他们的观察视角和分析框架，与上一代美国政治人物已经有了明显的代际差异。
因此，探索中美关系的新范式，并不是中国的“一厢情愿”。在美国国内依然有强硬派势力坚信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依然有不少人认为战争只是时间问题。但我们也必须看到，美国社会和美国政治精英的认知不是一成不变的。
我个人相对乐观，但这种乐观不是基于道德期待，不是因为相信美国一定会放弃霸权逻辑，而是基于中国自身整体实力的变化。没有实力，说什么都是空的；有了实力，才有可能真正追求和平，才有可能推动新型国际关系范式的建立。
中国人的智慧也很重要。中国对大国关系、国际关系的理解，与西方的传统现实主义有着本质的差别。中国不是苏联，不是美国，不会照搬任何现成模式。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是独特的，它有自己独特的文明传统、独特的历史经验和独特的现实路径。这些独特的资源，恰恰是我们走出“修昔底德陷阱”的最大底气。
2026年5月15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图源：新华社）
中国的目标仍是和平统一
大湾区评论：
此次会谈中总书记特别严肃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可以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就会发生碰撞甚至冲突。您怎么看？
郑永年：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其他议题可以协商、可以交易，但主权问题绝无交易余地，美国必须认清这一点。
从美国自身利益与国内政治认知出发，它想打“台湾牌”恐怕难以避免，但关键在于“出牌”的尺度。中国有明确的底线与红线，一旦被触碰，冲突将难以避免。
对中国而言，台湾问题绝非仅关乎领导层，而是14亿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台湾是中国近代遭受外来侵略与民族屈辱历史中最核心的议题之一，是全体中国人的“心痛”。因此，中国外交始终将台湾问题置于重要位置，正因这是不容动摇的核心主权问题。
当然我们也需看到，对美国而言，台湾更多被视为地缘政治空间博弈的棋子。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并非为了将美国逐出西太平洋。但这一问题不能无限期拖延。如今中国已具备解决台湾问题的能力，实现统一的诉求也日益强烈。
也正因美国部分强硬派察觉到这一点，反而加大对台支持，认为“时间窗口”正在收窄，这直接推高了台海擦枪走火的风险。台湾问题不仅涉及中美沟通，更与岛内“台独”势力密切相关——若其势力制造事端引发实质冲突，而美国又有《台湾关系法》的约束，局势将变得异常复杂。
中国的目标仍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仍是重要方案。但如果擦枪走火的情况发生，局势也不排除会转向武力统一。美国必须清楚，中国并非没有武力统一的能力；我们仍希望和平解决，但一旦形势逼至绝境，中国有决心、有能力、也必定会完成台湾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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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为《大湾区评论》编辑组根据与郑永年教授的访谈内容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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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整理 | 冯箫凝 杨芸淞 王希圣
排版 | 许梓烽
初审 | 王炳云
终审 | 冯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