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系澳门大学王笛教授2026年5月11日在“人人都是历史学家：王笛教授荣休纪念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由庞博义、吴熹整理。
孙江兄说到办这个活动的时候，其实我还真的是比较犹豫。我想，何德何能，去接受这样一个活动？现在大家都很忙，做这个活动要用很多大家的时间，还有资源，值不值得？而且是不是有点高调之嫌？“你退休就退休了嘛，悄悄地来，悄悄地走，不带走一片云彩，不是挺好的吗？还可以被人传诵，对吧？”你这样搞了，让人觉得是不是还想在退出历史舞台前风光一下。但是我后来又想，七十岁了，要离开澳大了，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谈谈个人的心得。
王笛教授在“人人都是历史学家”学术研讨会上发言
今天来了好多朋友，我们平时很难聚到一起，坐在头排的，有罗新兄、王果兄、王东杰兄、李恭忠兄、姜萌兄，还有我们澳大的哲学家王庆节兄。有我们历史系的老师，还有我的学生——有的从北京、上海等地方赶来的。这个是我没想到的。大家都很忙，特别是现在年轻的老师，压力那么大，要当班主任，要发表论文，要申请各种基金，忙得不亦乐乎。修过我的课的学生，我都没有告诉，但是他们看到这个消息后，来了很多，我现在的同事、学生也来了好多。他们会怎么看王笛呢？人都有好奇心，都七十岁了，别人到底怎样看你？对我来说，还真有意义呢。肯定大家会说好话的，不说好话就不来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肯定不是像大家说的那么好，于是我在心里暗暗下了决心：我把大家所描绘的王笛作为自己的榜样，尽量做成大家所希望的王笛。
会议给我的题目是“我的学术人生”，给我半个小时，有点难。我从1978年进入川大历史系，算开始学术人生了。从开始受训练到现在，我算了一下，差两年就半个世纪了。半个世纪的事情，要半个小时讲完，当然不可能。我想，大家都知道的东西，今天我就尽量不讲，还是讲一些自己的思考，也可以算是人生哲学嘛，或者叫人生感悟，或者叫自我反省。
“C位”
我站在这里，感觉历史的车轮在飞快地转。最近我在打包整理书、文件，以及各种物品，发现很多从1980年代最早参加学术会议，到最近这些年参加学术会议的照片。仔细看我的位置，就会发现，八十年代作为一个青年人，从研究生开始参加学术会议，站在最后一排，远远的，人很小，有的时候只露出半个头。随着一年一年流逝，我的面孔逐步开始清晰起来，位置在向前移动。最后逐渐从站着到坐着，逐渐从坐在旁边开始往中间移动。我在想：别站在C位沾沾自喜，那往往是你剩余的时间不多了的信号。你看，现在都在给你开荣休会了。所以说，我觉得人生苦短，但是学术道路漫长。
在大学时代
对时间的概念，不是说“我今年七十岁了，我们把一年切成七十段，过完一段算一岁”。其实对时间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听过一种说法：你出生一岁的时候，你的人生是一整段；到两岁的时候，从中间切断；到三岁的时候，又把剩下那半截从中间切断……你可以想象，我的人生已经被切过七十次了，现在剩下来就只有这么一点点了。现在对我来说，一年是飞驰而过。我记得小的时候，一年好漫长啊。如果过了元旦，到年底，简直有无限的时间供我消耗，一年太漫长，太难熬了。但现在，我经常是在年初的时候，就已经在计划年底要做的事情，觉得一年一晃就过去了。所以真的是“人生苦短”，既然人生苦短，那我们就要珍惜自己，珍惜自己的健康，珍惜自己的每一天，珍惜你的家人，珍惜周围的朋友、同事、学生，等等。
刚在德克萨斯A&M大学任教的时候，1998年。
挫折
下面我想讲讲我的挫折。我们在对外的时候，经常讲如何成功，很少讲到挫折，大家看到的也是你的成功。但是在今天这一时刻，我觉得反省一下自己的挫折，自己怎么从挫折里走出来的，还是有用的。我的挫折很多，就讲两个吧。
我记忆非常深刻的一个挫折，是1991年。我是作为访问学者到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中国研究中心的。当时，那里人才济济，像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是中心的主任，他是裴宜理（Elizabeth Perry）的老师。中心还有李侃如（Ken Lieberthal）、费维凯（Albert Feuerwerker)等大佬，都是研究中国非常厉害的学者。在那里，作为访问学者，我需要做一个学术讲座。但我从来没有在中国之外做过学术讲座，甚至都不知道这件事该怎么做、怎么准备，更不要说那个时候，我的英语只能勉强应付生活，对于学术表达，既不能讲，也听不懂。和现在我们的学生完全是两个概念，那个时候到美国，就是“哑巴英语”，只是能读而已。
我就去问当时在密歇根大学的中国学者怎么准备，他们知道我刚完成了第一本专著《跨出封闭的世界》。那本书1989年完成，我1991年到美国。他们就说：“你既然刚完成了这本书，就介绍一下你的研究吧。”那年秋天，我就在中国研究中心做了我第一次学术报告。可以说，是我的滑铁卢，非常惨。可能是我平生做的无数次学术报告里，最惨的一次。为什么这么惨？当时在场的，有费维恺、李侃如、奥克森伯格，原来的美国驻华大使的伦纳德·伍德科克（Leonard Woodcock）等。还有从密歇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来的韦思谛（Stephen Averill）和他所在人文学院的院长，他们专门从东兰辛（East Lansing）到安娜堡（Ann Arbor），开一个多小时车赶过来的。我现在记忆犹新。那个院长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You are the famous Di Wang.”（你就是大名鼎鼎的王笛。）因为我马上就要去密歇根州立大学做访问学者了，一定是韦思谛告诉院长，这个王笛如何如何了得。
王笛著《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
大家怀着很高的期望。但是我英语本来就不灵，而且第一次用英语写讲稿。虽然拿给周围美国朋友帮我看过，但也只是勉强能把自己想表达的内容说出来。另外，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要介绍这么大一部书，也是策略的错误。在西方，学术讲座一定有一个明确的主题。学术讲座最后有提问环节。结果就是：别人的问题我听不懂；听懂的问题，我用英文回答不出来，非常尴尬。当时还有中国学者在场，你们可以去问，如果他们还记得的话——清华大学、现在北大博雅的讲席教授李伯重；还有原来华中师范大学的校长、党委书记马敏教授也在场。他们都看到了我的尴尬。我觉得我最对不起的就是韦思谛教授，我敢说，我的表现让那位院长会在心里嘀咕：“这就是你吹捧的王笛吗？”韦教授在2004年去世，我2008年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的The Teahouse: Small Business, Everyday Culture, and Public Politics in Chengdu, 1900-1950（即通常说的《茶馆1》）就是献给他的，在英文版前言中也讲了我和他的交往。
王笛著《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
另外我再讲一下The Teahouse under Socialism（就是通常说的《茶馆2》）出版的周折，这件事情我在国内基本上没有提到过。我记得，在中文版前言里我写过：这是我写得最困难的一本书，也是出版最困难的一本书。这本书应该是从2006到2007年开始写的。当时我在美国全国人文中心（National Humanities Center）做研究员，因为得到了他们的资助，所以我可以一年不教课，专门待在人文中心写作。那个地方就在三角研究园（Research Triangle Park），环境非常优美，在森林里面。当年有三四十位学者，来自人文学的各个领域：历史、文学、哲学等等，大家一起吃饭、散步、讨论、写作，有非常好的条件。按道理说，有了这个起点，进入写作以后，应该很顺利。但实际上，我直到七年以后（2014年），才完成书稿。当时我想，这本书稿完成以后，出版应该不会太难，因为我前面两本书《街头文化》（Street Culture）和《茶馆1》都出版了，而且都是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那时候我已经是正教授了，《街头文化》还获得过美国城市史学会最佳著作奖。评审以后，其实结果也应该是光明的：一个评审意见是“publish as it is”（按原样出版），就是不用修改就可以出版；但另外一个评审提出须“大修改”。按照一般操作，就要送给第三位评审，如果第三位支持，那就出版。但不幸的是，第三位评审也有非常严厉的批评意见。所以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最后决定退稿，这是我没有预料到的结局。
王笛著《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
接着我就把这部书稿交给哈佛大学的亚洲中心，他们有非常优秀的亚洲研究出版系列。为什么想到哈佛呢？因为他们之前请我做审稿人，我跟编辑都是有联系的。细节就不讲了，评审之后，哈佛大学那里也退了稿。刚好那个时候，我在给剑桥大学出版社审稿，于是又寄给剑桥大学出版社，结果还是被否了。就在这个时候，康奈尔大学出版社的一位编辑联系我，约我写一本关于秘密社会的研究专著。她此前读到我发表在《晚期中华帝国》（Late Imperial China）上的一篇文章，叫“Mysterious Communication”（神秘的沟通），是讲秘密语言的，这引起了她的兴趣，愿意先签出版合同。签完以后我说，秘密社会那本书还要很久才能完成，但我手头有一本现成的书稿。编辑回复说：“那你寄过来看看。”后来，这本书最终就在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从2014年开始联系出版，一直到2018年正式付梓，整整花了四五年时间，周转了四家顶级大学出版社。
这本书中文版出版的坎坷，简直就是一种隐喻。为什么呢？因为我把英文版交给康奈尔大学出版社的时候，中文版也同时交给了国内一家顶尖大学出版社，结果中文版最后也经历了四家出版社，花了七年的时间，最后于2025年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
王笛著《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50—2000》
那些英文评审报告，我到现在都还保留着。这本书本身的出版历史——包括中文版——本身就是一部出版史。这本书2018年在康奈尔大学出版，2020年第二次获得美国城市史学会最佳著作奖。
这个事情给我的感受是：经过这么多周折、这么多次修改，总的来说，还是值得的。如果没有这一番坎坷，没有这一番周折，我觉得这本书未必会得奖。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最后会有什么结局，但是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所以我想，在座的学生，以后肯定会遇到同样的情况，你对挫折持怎样的态度，很可能也会影响到最后的结局。
前两天东京大学的黑田明伸教授来做讲座，我就想起《茶馆2》的最后一章，最早发表在他主编的《国际亚洲研究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上。那篇文章是我在人文中心期间起草的，但最后发表已经是2014年了。也就是说，一篇文章经历了七年时间。
大概二十年前做茶馆考察
如果要从事学术研究，就一定会遇到退稿，这是常态，你是否有充足的恒心和耐心去应对这样的局面，可能会影响到你研究的最终结局。
眼睛
回顾一生，我有很多失误，有很多教训。可能最大的教训，就是我眼睛视网膜脱落的事情。我在美国的时候，还是很注重身体健康的，我经常游泳，经常锻炼，甚至跳绳。你觉得一切都正常的时候，隐患可能已经产生。我没想到，2014年我在上海出差，突然有一天，我的右眼前面出现了一个黑色的东西挡住了我的视线。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以为只是疲劳过度、用眼过度，休息一下可能就好了。哪知道，去医院一看，医生说：“视网膜脱落了。”治疗视网膜脱落需要做眼科最大的手术。医生说做完手术以后，由于眼睛要充气，就不能坐飞机。但是我必须马上回美国上课，我就决定回美国以后再做。我马上联系美国的眼科医生，美国医生说：“不行，视网膜脱落的手术越早做越好，拖延就有可能失明。”
上海的医生提出一个方案：做手术以后，在眼睛里打硅油代替充气。打了硅油以后，可以坐飞机。但是，打硅油最大的后遗症是：半年以后还得再做一次手术，把硅油取出来，而且几乎肯定会得白内障，因此还得再做白内障手术。但当时已经没有选择了。我只能选择打硅油。在上海做的那个手术非常成功。我们经常说，要到最好的医院，找最好的医生，其实也不一定。我回美国以后，美国医生看了我的手术情况，说：“这个手术做得非常漂亮。”而那个手术，其实是上海一家普通医院一个四十多岁的主治医生做的。半年以后，在美国做了取硅油的手术，同时又做了白内障手术，整个过程确实非常折腾。
在澳门大学历史系的办公室
这件事情给我最大的教训是什么？第一，不要以为现在没问题，就可以掉以轻心，很多问题，其实是潜在的，你一定要提前注意到。第二，不要幻想你不做任何投资，就得到最大的回报。我每年体检，但从来不检查眼睛。过去我一直以为，视网膜脱落一般都是深度近视眼，我的近视度数并不深。所以一定要每年检查一次眼睛，尤其检查眼底，医生给你散瞳以后，要看视网膜有没有问题。视网膜如果有孔，眼液就会渗进去，越来越多，最后导致整个视网膜被挤压脱落。
我当时其实非常沮丧。眼睛不行了，怎么办？而就在那个时候，我眼睛还没有恢复，斯坦福大学出版社要我审一个书稿，我想：我怎么审啊？很想因为眼睛不好谢绝。后来我又想，他们出版了我两本书，对我支持那么大，我也应该支持他们。最后我是用手机把整个手稿听完的，边听边做笔记，然后汇总写成审读报告。从此，我开始了以听书为主的阅读方式。现在我经常给学生、同事、朋友推荐听书。当周围有人说：“我没时间读书。”我就说那你听书。我现在基本上都是听书。你们如果想知道听书的细节，可以读《历史的微声》里面的描写。在我视网膜脱落以后，我读的书反而远远超过了从前。不管是什么书，包括非常专业的书，我都是听。眼睛现在主要用来写作。所以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吸取我的教训，爱护自己的眼睛。
坚持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时间永远不够、杂事特别多的时代。我有一个经验，过去我给很多学生都分享过：做事情，一定不要把目标定得太高。目标定太高，就会有压力。我从来不给自己强行规定：“我今天一定要写多少字。”“这篇论文一定什么时候完成。”“这本书必须什么时候出版。”这种目标，会给自己增加非常大的精神压力。我2015年到澳门大学以后，就开始写《中国记事（1912-1928）》，我原来想在2019年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时候出版，但是实际进度远远慢于预期，而我也并没有给自己加码，仍然按部就班地根据自己的节奏，甚至在基本完成之后，又花了几年重写，结果一直到2025年才正式出版。
王笛著《中国记事（1912-1928）》
如果你给自己定太高的目标，就会在精神上、思想上增加压力。而在压力之下工作，往往做不好。这不仅仅是写作，我觉得生活也是这样。我在霍普金斯大学读博士的时候，每天都锻炼身体，但我给自己定的标准非常低：每天只做十分钟广播体操。最多十五分钟。就是我读大学时课间做的那种广播体操。我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当时我们历史系有个年轻老师，他说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整天弓着身体，长年累月，最后伤了身体。所以我绝对不给自己定那种“每天锻炼一个小时”“至少半小时”的目标。我觉得那太奢侈了。当时我的导师罗威廉（William Rowe）在图书馆有一个专用的阅读间，他借给我使用。空间非常小，我看资料、写作觉得疲惫了，就起来做操。后来我博士毕业，到德克萨斯A&M大学教书以后，也一直坚持。这些年我开始做八段锦，也最多十分钟、十五分钟,不需要花太多时间。
现在很多同事朋友对我说“你身体还不错”，其实就是长期坚持。如果你把目标定得太高——“每天一定走一万步”“每天一定运动一小时”——反而很容易失败。我看到很多朋友，一开始锻炼就兴致勃勃，第一天就必须练得汗流浃背，甚至肌肉酸痛，要不就去健身房充值会员卡，结果几天或者几个星期以后，就逐渐放弃了。为什么？因为目标定得太高，很不容易达到目标，最后彻底放弃。我的经验是：哪怕只有十分钟，也比完全不动好。昨天我请两个外地回来参加这个活动的学生吃饭，他们居然饭量还没我好。现在很多年轻人其实处于“亚健康”状态。我问他们“你们锻炼吗？”“不锻炼，太忙了。”那不行啊。十分钟总拿得出来吧？而且可以边听书边锻炼，不行吗？我就是这样做的，一点时间都不浪费。如果舍不得时间，锻炼的时候，同时也可以用听书来代替阅读。
包括对待睡眠，我也是这个态度。我这一辈子没有吃过安眠药。如果倒床一个小时还睡不着，我就干脆起床写作，直到我感觉已经睡意满满。有的时候半夜两三点钟醒了，再也睡不着，我也不强迫自己。那就起来，该干啥就干啥，写作到七八点钟，觉得累了，再去眯一下。也就是顺其自然，放松自我，不要强迫自己。这样不要把睡觉看成是一个很大的事情，能睡就睡，不能睡就起，不会造成心理上的紧张，结果反而不会经常性失眠。
“死线”
不给自己增加压力的最好的方法，我认为就是永远要跑在时间的前面。我每学期在开学的第一课都要强调这一点。不要总是到了deadline才开始忙，比如明天要交作业或者论文了，今天晚上还在熬夜加班。我最反对这种做法，因为这会给你增加非常大的压力。我们经常说deadline，deadline是什么？就是“死线”。你是要跑在死线前面，还是去追死线？如果最后你“追上”了死线，那你也快“死”了。如果你永远处在追赶deadline的状态里，你的压力会非常大。你必须不停地赶、不停地追，在追逐deadline的过程中，人会非常疲惫。更重要的是，你一定写不好东西。因为你的心静不下来，也没有时间反复修改。
减少压力的方法之一，就是把着急的事情先处理掉，比如回电邮，几分钟、十几分钟就能处理，那就先处理；学生的论文，我也总是先看。很多小事情如果每天积累，你不处理，就会越堆越多，最后脑子里一团乱麻。想到一会儿要给学生写推荐信，一会儿要看学生论文、提意见，还要回复学校事务性的各种行政邮件……所有事情堆在一起，你怎么能静下心来写作呢？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的写作，很难有真正深入的思考，真正对内容的仔细斟酌和反复修改打磨，心静不下来，想着“我还有好多事情没做”，就感到心烦意乱。
在剑桥大学
去年不是有一句流行的话吗？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结果匆匆忙忙，连滚带爬。所以，我总是优先把那些花费时间较少的事情做完，而把写书放在最后，比如会议论文、会议发言、演讲稿或者是PPT等等，我都会提前准备好。把所有这些杂事处理完以后，我才去写书。因为书不是一年两年能完成的，动不动就是五年、六年，甚至十年、十几年，所以我总是把书放在最后。这样，当我真正进入写书状态的时候，我的心是平静的，一点都不慌张。哪怕再多写几年，我也无所谓，但我一定要把它做好。如果我发现哪里有一点问题，我不会因为“没时间”就放过去，一定会重新去查、重新去核对，甚至反复修改。
先做小事情，把大目标留在后面。我从来没有因为时间来不及，就放弃一次发言，或者答应别人的稿子最后又说“我写不出来了”；也从来没有学生的论文等着我提意见，我耽误很长的时间，让学生着急。但这种不回学生电邮、无限期拖延论文修改意见的老师，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也遇到过不少，甚至有学生完成了学位论文，最后超过最长期限而没能答辩的例子。我原来在川大有个同班同学，后来去美国读人类学，他就抱怨过他的导师，那位教授其实还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人类学家，但学生把博士论文交上去以后，半年、一年都不给反馈。直到今天，他想起这件事都还痛心疾首，因为这直接影响了他毕业。所以我对自己的学生，都是尽快处理。我这个人记性其实不太好，我知道自己有这个毛病，如果一封邮件不及时回复，很可能两三天以后我就忘了。怎么办？那就先处理。
相互成就
回顾自己这一生的写作和研究，我越来越觉得，学者是相互成就的。人类的进步靠的是合作而不是竞争。前几年我出版了《历史的微声》，其中有一篇为亚当·文斯《人类进化史》写的书评，那篇文章是我和清华大学人类学家张小军在线对谈以后形成的。那时我和他甚至还没见过面，只是在线上做这本书的对谈。今天早上，张小军教授给我发来了一首关于我“荣休”的诗，写得非常好：
为学倡行日常路，
兄论袍哥叙江湖，
荣枯过眼皆为史,
休心常念百姓呼。
功深岂在书万卷,
成都茶馆品一壶，
业精跨出封闭世，
伟力宏篇时代殊。
今天中国学界的问题之一，就是“竞争”太严重了。从小学开始，班级排名、考试成绩在前还是在后，一直到高考，都是这种竞争机制。高考本身也是这样的逻辑：你上去了，就有人下来。这种竞争心态，见于十九世纪末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当年这种心态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因为中国受到西方列强的压迫，所以希望“自强”。但是到了二十一世纪，如果我们依然把一切都建立在竞争的逻辑上，我觉得是有问题的。按照人类学的研究，人类文明真正能够发展，靠的是合作。但今天，我们面临的是越来越激烈的竞争，除了高考，大学里还有职称，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比如说现在各大学实行的非升即走，其实是从美国学来的，但是却让青年学者陷入互相之间的拼杀。美国的tenure（终身教职）并不是同事之间的互相竞争，从assistant professor（助理教授）到associate professor（副教授），再到full professor（教授），是看你是否达到标准，而不是互相之间的竞争，只要达到了条件都可以得到晋升。我大概二十多年前就在《开放时代》发表过文章，反对同事之间过度竞争的做法。但现在，这种情况可以说越来越严重了。
这些年回顾起来，我其实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帮助。比如孙江兄，给我提供秘密社会的资料；我写《街头文化》的时候，司昆仑（Kristin Stapleton）——她是孔飞力（Philip A. Kuhn）的学生，给我提供了不少关键资料；我写《袍哥》那本书的基础资料，是川大李德英提供的。学者是互相支持、互相成就的，而不是彼此防备：“我有什么想法，绝对不能告诉别人，免得被偷走”；“我有什么资料藏着掖着，秘不示人”。
王笛著《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我觉得，学者之间的交流，其实能带来很多新的启发。比如罗新，虽然我们研究不同的时段和问题，但我们经常聊天、交流彼此在写什么；孙江已经读过我最近完成的一部关于中国秘密社会的书稿，提出了非常好的建议，我又请李恭忠再帮我把关；甚至学生也参与过我的书稿讨论，在前年的讨论课上，我每次会留十分钟，请同学发表关于预先读的一部分书稿的意见。所以我一直觉得，人是互相成就的。而且这种互相成就，有时候还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帮助你。
我讲一个事情。2006年秋，我去美国全国人文中心做研究，带了一大卷成都和四川的地图去，这些地图有的来自国会图书馆，有的来自档案馆，还有是我四处收集的。结果在飞机场安检时，地图被挡在了安检机里，我忘了拿。等上了飞机突然想起来，所有地图都不见了。我一下子急坏了，下了飞机就赶紧联系机场，但是这些东西已经渺无踪影。因为在美国，如果长时间无人认领，很可能直接被销毁，当垃圾处理。但幸运的是，之前我曾经把一些地图分享给朋友，后来我只好再去找他们：“我地图丢了，你把当时我给你的copy再发给我。”结果居然真的“救”回来了一些地图。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分享并不会让你失去什么，反而可能在未来帮助你自己。
把历史学家拉下神坛
今天这个主题——“人人都是历史学家”，我非常赞同。我一直觉得，不要把历史学家神化。在中国，我们过去总觉得历史学家肩负着特别神圣的使命，要为国家民族提供历史经验教训。有理想当然很好，我也不是没有追求，但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前段时间有个记者采访我，标题类似“历史学家王笛”。结果下面有人留言：“不要捧杀王笛。”因为在很多人眼里，“历史学家”是特别神圣、特别高深的身份，好像只有司马迁那样的人才配叫历史学家。但其实historian本来就是一种职业，和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没有神圣化的必要。
我之所以说“人人都是历史学家”，是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记录历史。你看到的人、经历的事情、留下的记忆，如果你把它记录下来，难道不是在扮演历史学家的角色吗？过去的历史，大多是帝王将相史，只记录大事件、大人物。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很少被记录。如果历史学家不记录，我们自己也不记录，那很多真实历史就会永远消失。而今天，我们已经有了非常好的条件。有手机，有网络，有各种平台。当然，很多东西最后也会消失。但只要我们坚持记录，总会有很多东西被保留下来。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以后，当后人研究我们这个时代，他们就会拥有更多真实的材料。所以我一直反复强调，人人都是历史学家——只要你坚持记录。
“人人都是历史学家：王笛教授荣休纪念学术研讨会”现场
谢谢大家，让我有机会成为你们记忆里的那个王笛。
我们不太可能相遇于庙堂，但一定还能再会于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