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退回到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岁末至次年开春那阵子，要是你瞅一眼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一五师驻扎齐鲁大地的花名册，保准能发现个极其邪门的建制名称：所谓“教导旅”。
按正规军的规矩来讲，“教导”序列一般归总指挥部直接管辖，干的纯是给基层军官上课培训的差事。
这帮人平时也就练练兵，打死也不可能顶在第一线当拼命三郎。
可偏偏在当年那炮火连天的齐鲁大地上，这支抗日铁军非但弄出这么个名头，还眼都不眨地攒出七套班底。
你再打量打量带队的一把手：杨勇挂帅，梁兴初坐镇，韩先楚也赫然在列。
这几位哪个不是从苏区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铁血悍将。
让这种级别的狠角色领着一群“读书人”去找日本鬼子拼刺刀？
明摆着驴唇不对马嘴。
俗话说得好，事不寻常定有蹊跷。
这七面“教书育人”的大旗后头，其实捂着一笔敌后抗战极其棘手的糊涂账。
想把里头的弯弯绕绕捋明白，咱得把时钟拨回两年前的光景。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刚开春那会儿，出了档子倒霉事。
一一五师当家主官林彪带队转移，路过三晋大地隰县一个叫千家庄的地界。
谁承想，阎老锡手下第十九军放哨的大兵走了火，一枪打过去出了大娄子。
由于伤得实在太重，林师长只能撤下火线，去陕北窑洞养病。
这下子，统领全师的担子，结结实实地砸在陈光与罗荣桓两位首长身上。
就在那年树叶飘黄、北风渐起之时，延安高层对着作战地图反复琢磨，最后拍板定了个大动作：让这支主力部队杀向齐鲁大地。
为啥非得去那儿？
你打开大比例地图瞧瞧，这地方北接燕赵、南连江淮，纯纯的兵家必争之地。
可要论当时的真实现状，那边的打鬼子摊子正卡在一个死胡同里出不来。
正规军没赶到之前，当地跟鬼子死磕的顶梁柱叫山东大纵队。
这帮兄弟四处走访串联老百姓，在胶东半岛、鲁中大山、清河两岸拉起大票人马，还弄出了落脚的地盘。
可头疼的毛病也就出在这儿：人多势众扩充太猛，底子薄得像张窗户纸。
碰上那些飞机大炮开路、军事素养极高还三天两头扫荡的日本兵，光靠着敢拼命的狠劲儿根本顶不住。
他们那会儿最眼馋的，就是从十年内战枪林弹雨里活下来的老底子。
要是没这批老兵传帮带，底下人连最基本的队列都走不齐，更别提全盘统筹怎么打仗了。
当地武装眼巴巴盼着能有个硬靠山，给送点战术大纲、派点带兵好手、再顺带支援点好枪好炮。
这差事，除了咱这支久经沙场的精锐，别人还真扛不下来。
听从中央指示，大部队往东走分了俩阶段。
先是三十八年（1938年）酷夏，拿第三四三旅六八五团二营当种子吹糠见米弄出来的第五支队，搭上刘邓大军拨过来的津浦线游击支队，当开路先锋一头扎进冀鲁交界区。
等熬到转过年的春暖花开时节，陈、罗二位长官亲自带着指挥机关、直属连队连同六八六团，硬生生把日伪兵的铁桶阵撕了道口子，一举冲进鲁西平原。
王牌军刚露脸，立马让齐鲁军民开了眼。
三十九年（1939年）春季，六八六团在郓城樊坝地界猛扑过去，开门红直接把二鬼子刘玉胜手下一个团连锅端了。
初夏时分，指挥机关带着底下人被日本兵多路大军堵在肥城陆房，从早到晚枪声响成一锅粥，最后愣是踩着血路冲出包围圈。
转眼到了初秋，这支劲旅抽出兵力在梁山布下口袋阵，把带队下乡抢粮的长田敏江少佐连同他那个日军大队、外加一堆皇协军，全捂在里头一个没跑掉。
几场硬仗亮出门道，正牌子红军杀过来的风声传遍四乡八镇。
心气儿一上来，招兵买马的势头好比决堤洪水，根本刹不住车。
当年初刚踩上这块地皮那会儿，这支老部队扒拉手指头数也才一万五千号人。
满打满算熬过十几个月，到了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三伏天前后，靠着走村串户拉人头、收拢各路杂牌军外加点拨反正武装，整支人马跟吹气球似的，直接窜到了七万上下。
大股精锐像撒网一样，盖住了鲁西、鲁南等六块要命的战略防区。
手里有枪有粮本该做梦都笑醒，可凭空冒出来这好几万张嘴，直接把指挥机关的调度中枢卡得快死机了。
原先清清楚楚的建制表成了一锅粥。
那时候的部队名册上，密密麻麻全是什么支队、大队、独立团，牌子五花八门，人数也参差不齐。
谁听谁的根本搞不明白，日常管后勤能让人跑断腿，一听枪响想打配合，那简直是磨洋工。
赶紧拢到一块儿重新排座次、把上下级关系捋顺溜，成了关乎生死的头等大事。
可偏偏等到了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秋风起时，罗政委刚寻思着拉开架势彻底整顿建制，却发现桌面上摆着个怎么算都对不上的死局。
依着当时正规野战军的规矩，一个齐装满员的团级单位撑死也就两千来号人。
手里攥着这七万雄兵，纸面上少说能凑出三十好几个团。
要是让师部跳过中间层，直接跟这三十几个团长发报下命令，成堆的电报纸和跑断腿的联络活儿，当场就能把首长们累吐血。
打仗这么搞，纯属拿弟兄们的命开玩笑。
有人肯定琢磨，在两头当中塞几个旅指挥部不就得了？
这门儿都没有。
陪都重庆那头对咱这边的军队花名册卡得死死的，委员长绝不松口让你私自弄出什么新版野战旅、野战师的牌子来。
再者说，齐鲁大地在国军的地图上叫作“鲁苏两省战区”，扛把子是张学良的老底子于学忠。
这片泥潭里，咱们的人、国军嫡系、张家旧部外加地头蛇，各路神仙的防区像狗牙一样相互咬着。
假若这时候咱们敲锣打鼓地挂出十几面崭新主力旅的大旗，等于把把柄白白塞进国府手里，一场天大的政治口水战甚至火并，板上钉钉躲不掉。
弄明面上的番号，国共大局上没法交差；不弄这套班底，拉上战场又是一团散沙。
这局该怎么破？
罗政委捏着下巴反复盘算，兜兜转转憋出一个瞅着邪门、里子却高明到家的奇招：竖起“教导旅”的招牌。
既然长江上游那位不点头放行“作战部队”的名号，得，咱不争这口闲气。
干脆把老红军那套拿来用，弄几个归指挥机关亲自抓的“进修大班”。
就在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腊月到次年开春这段日子，指挥层把各路强将精兵全部打散重组，明面上一口气挂出七个培训旅的牌匾，里头却实打实地包着二十一个精锐主力团。
说白了，这就好比穿了件防弹的隐身衣，专门用来对付错综复杂的国共关系。
它把野战军的杀气给藏了起来，绕开了文件上的文字游戏。
你比方说第六教导旅在冀鲁交界处游击那会儿，国军战区那些长官明明瞅着这帮虎狼之师在自个儿地盘上瞎转悠，可人家脑门上顶着“进修学习”的帽子，国民党这边抠破脑袋也寻不着借口去强行下黑手。
虽说招牌上写着教书育人，干的全是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的玩命买卖。
各路军政一把手领着能单挑大梁的硬茬子团，像撒豆子一样铺向齐鲁大地的各个角落，碰见鬼子照样死磕，抢地盘建根据地一点没耽误。
原先像一盘散沙的那好几万兵卒，硬是被这手绝活攥成了七只硬邦邦、砸人极疼的铁拳。
话虽这么说，要是这招真有这么灵光，为啥统共也就撑了十来个月就没影了？
其实道理很简单，任何退让让步的法子，都是为了应付当时的烂摊子。
外头的风向一旦转了，这些用来糊弄人的表面文章也就成了废纸。
民国三十年（1941年）刚开年，国军那头下了黑手，搞出了让天下人惊掉下巴的皖南惨案。
两边的梁子彻底结到了明面上，对咱这边的将士们而言，既然连最后一丝遮羞布都扯没了，往后在敌后抢地盘，谁还管你陪都发的什么破委任状。
“培训班”这层捅一指头就破的纸，是时候干脆撕个粉碎了。
为了在这场你死我活的绞肉机里活下来，把全省打鬼子的枪杆子攥在一个大脑里，那年八月初一，按照陕北窑洞拍下来的电报，老主力师的指挥系统跟地方纵队的老大们直接合兵一处，全新的山东大军区就此挂牌。
罗荣桓当场接下了军政一把手的大印。
军令如山倒，原先挂靠在师部名下的七个培训旅招牌，一夜之间全给砸了。
可别以为这是散伙分行李，这叫砸碎骨头重新捏。
原先旅指挥所里的参谋干事，被连窝端走，全部分配去填补鲁南、胶东等六个分区大营的空缺。
底下的大头兵这边，开始玩起了主力扎根地方的套路：从老底子里头拔尖子，挑出来大概十三个最能打、枪炮最齐整的王牌团，归总军区亲自带着，当成救火用的机动钢刀；挑剩下的队伍全部分发给各个地方山头，当成了守家护院的骨干武装。
折腾到最后，齐鲁大地上拿枪打鬼子的汉子们，总算在发号施令这条线上拧成了一股绝不分叉的粗绳。
咱们转过头来回味，这批挂羊头卖狗肉的队伍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岁寒冒头，到次年入秋摘牌，前前后后活了不到三百天。
这就是个用来应点燃眉之急的临时代用品。
可偏偏就是这道桥，把兵员膨胀险些让指挥大脑报废的雷给排了个干干净净。
在血肉横飞的乱局里头，守规矩跟变通从来就不挨着打架。
底线是你得把七万人马捏成正规铁军，可脑子活泛点，我乐意喊它一线作战群也行，叫它新兵集训营也罢。
只要能把日本鬼子揍趴下，名片上印的是啥官衔，根本没人会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