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全国似乎都在经历一件事情：把更多孩子送进普通高中。
最直观的体现，是普通高中的招生名额正在肉眼可见地一路狂飙。
以前总说“普职比大体相当”，中考要刷掉一半人去读职业学校。局面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2024年，全国普通高中招生首次突破1000万大关，达到1036.2万人，普高率（普高招生人数占初中毕业生比例）也历史性地迈过了60%的门槛，达到61.02%。
到了2025年，这个数字又跳到了1074.9万人，普高率进一步提升至62.36%。
到了2026年，这股热潮不但没有停下，反而声势更猛了，各地区都在加码。
武汉中考报名10.6万人，普高招生计划85249人，公办68619人、民办8630人，外加中职综合高中试点班8000人，较去年净增12430个学位，超八成考生能读普高。
兰州全市公办普高招生达30700余人，占初中毕业生总数的75%，全市17所民办高中同步提供5000多个选择性学位。
广东启动“百万学位攻坚行动”，2026年新增普高学位20万个以上。
江苏苏州新增8500个、南京新增4000个、南通新改扩建7所、新增不少于5000个。
福建龙岩从26100人增至30332人，新增4232个学位。湖南投入8亿元扩充公办普高学位8万个。
扩招背后是学龄人口“排浪式”变化。
我国初中、高中、高等教育学龄人口依次于2026年、2029年、2032年达峰。
学位扩建是提前应对高峰的紧迫举措。
也就是说，眼下是自放开二胎后初中入学人数最多的年份，这种猛烈的供给是为了接住当前最拥挤的一代。
然而，峰值过后，等待所有教育资源的，将是断崖式的需求萎缩。
按当前人口趋势，保守估计2030年全国新生儿可能跌破800万，而2026年的高中生对应2008—2010年前后每年约1600万的出生高峰期——高中学位大幅扩张，恰与大潮擦肩而过。
于是出现结构性错配：今天加班加点盖高中，是为了明天可能面临半数教室空置。
一座投资数亿元的高中，从动工到投用大约两年，建成后的使用年限通常是五十年。
如果高峰期只维持三五年就要裁撤合并，前期巨大投入将无法摊销。
客观地说，这种全民高中的扩招客观上直接切中了老百姓几十年对“普职分流”最大的痛点。
但我依然想说，在这种供需矛盾的长期纠葛中，最核心的矛盾点有两个：
第一，这种扩张来得太沉太重了。
当高中入学率达到70%乃至80%的时候，大学资源必然迅速紧张。
现在的巨额财政支出，是为了让这一代孩子有学上，但十年后这批建设资源极有可能面临被大量闲置的风险。
甚至到那时，这批极快扩张期中被吸纳进教育系统大量具有编制的大量教师资源，也将面临巨大的结构化冗余风险。
第二，更深层的是教育观念的重构。
哪怕普高率达到99%，最后的几公里依然是选拔赛。
中考焦虑消散了，高考焦虑必然加倍。
当几乎所有人都有机会读普通高中时，高中教育的功能也正在悄然发生更深刻的变化。
它正在从一个典型的“选拔分流”机制，滑向一个普遍的“刚性消费”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