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百年发展，俄国文学研究已积累丰厚译介与学术成果。步入新时代，俄国文学研究正经历从“知其然”的引介向“知其所以然”的学理探究之深刻转型。立足历史底蕴与时代契机，探讨俄国文学研究中国学派的建构路径，不仅彰显中国学者的学术自觉与文化自信，亦为新时代外国文学研究提供重要启示。
原文 ：《俄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学派》
作者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凌建侯
图片 |网络
晚清以降，无论出自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及其后演进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主张，还是张之洞的“知西学之精意，通于中学，以晓固蔽也”，这些可浓缩为“中体西用”的观念始终是中国学习外国文化的主导立场。鲁迅意识到“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为人生”的创作旨趣可为被压迫民族提供奋进的思想食粮。上述实用主义取向实属现实所需：必须先快速“知其然”，以解从无到有的燃眉之急。百余年来，外国文学、史学、哲学等与外语息息相关的学科，出于救急之需，在翻译和评介方面持续取得重大成就，为促进中国文化现代转型作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如今改革进入深水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步入新发展阶段，“知其所以然”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态。具体到俄国文学研究，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旨在充分吸收“知其然”阶段所累积的丰富经验，在内需与外来的互动融合中，将“知其所以然”发挥到极致。研究者力求一通百通，化解国际斯拉夫学精意，将之消融于己身，变为自己文化肌体的有机成分，从而建构中国自己的新话语体系。中国的斯拉夫学研究者在国际上发出特质鲜明的声音，凭借底蕴深厚的译介经验与潜心治学的自觉意识，可谓根基深厚，同时在时代契机的赋能下，俄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学派已在诸多方向上展现出蓬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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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底蕴
中国的俄国文学研究始于译介，百余年来师法国外斯拉夫学，在研究的方向和议题上与国际学界保持同步，更是在两个方面表现出积极的创新意识：一是在翻译文学作品及其研究成果时倾注自己的选择立场；二是在“跟着说”与填补学术空白上取得了巨大进展。最显著的贡献也有两种：首先，为与俄罗斯相关学科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大量人才；其次，一部分人才从事俄国文学的翻译与研究工作，其成果反哺了外语学科建设，活跃了中国文坛氛围，促进了中国人文学术的繁荣。上述创新与贡献得益于长期持续的经验积淀，而这些历史经验已成为学术史研究的重要对象，戈宝权、王智量、李明滨、陈建华、刘文飞、李今、李金涛等老中青学者在此领域均有建树。据他们考证，中国接受俄国文学的最早路径是借助英语、日语等第三方语言，在1919年之前的近20年间，所译介的共约80种俄国文学作品都不是直接译自俄文的。直至1920年北京大学废门改系，出现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第一个独立的俄国文学系，俄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才真正走上现代学科发展的道路。
鲁迅、瞿秋白、郑振铎等先行者都力图系统引介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巨匠的经典作品，挖掘其中的人文情怀与社会批判精神，使其在启迪民智与唤醒民族意识中发挥积极作用，客观上为后来的专业化研究埋下了伏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教育系统全面借鉴苏联，俄罗斯文学的译介与研究迈入规模化、系统化阶段，其中苏联文学最受青睐，1949年至1958年间，译作总量超过前半个世纪译介数的总和，新译年均达20.4种，加上重版，年均达40.4种。改革开放后，译介视野再次得到拓宽，从过去的俄国古典文学与苏联文学，覆盖到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侨民文学、当代文学以及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各个领域，完成了从零散译介到系统梳理、从通俗译介到学术译介的转型。20世纪90年代以来，年均译介量超过百种，占整个外国文学翻译量的20%强。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积累，中国的俄语作品译介总规模达到2.5万多种。丰富的优质翻译资源，不仅是中国学者摆脱对他国译本的依赖、建立俄国文学研究中国学派的坚实依托，更有助于促进俄语专业人才培养的体系化建设，薪火相传的高精尖俄语人才正是建构俄国文学研究自主话语体系的中国底蕴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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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契机
外国文学研究的自主创新日益迫切，学派建设迎来黄金窗口期。在外部推动与内部需求的双重驱动下，中国已按下俄国文学研究自主话语体系建构的“快速键”。
外部推动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两国学术交流保持高水平发展，人文领域合作全方位深化。中俄“国家年”“语言年”“文化年”等大型活动接连举办，文学论坛、学者互访、联合攻关、文献共享等活动常态化开展，既彰显了“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又为中国学派建设提供了重要实践平台。另一方面，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是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核心使命，外国文学研究需挣脱西方理论桎梏，打造本土化学术流派。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研究基地、人才扶持等举措，为俄国文学研究中国学派建设提供了政策与资金保障。这些举措可以将零散的个体探索整合为系统工程，为中国学者在国际斯拉夫学界发声指明方向。内部需求则源于学术发展本身。任何学术流派的形成，离不开代代相传的治学传统，其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更需在传承中突破。相较于欧美及俄国本土研究，中国学者审视俄国文学，既尊重其文化特质与艺术内核，又融入东方文化理念与价值判断，逐渐形成“以中释俄、中俄互鉴”的独特路径，摆脱了以往过度依附国外既有范式的局限。
近十年来，刘文飞教授以文学史为突破口，致力于俄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学派建设。从2015年主办“俄国文学史的多语种书写”国际研讨会，到2017年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俄国文学通史》”，再到2019年举办“俄国文学的中国阐释”学术研讨会，直至2023年阐述学派建设的可能性与路径，其核心诉求便是撰写一部具有中国气质的《俄国文学通史》。这是苏联解体后国际斯拉夫学界第一部俄国文学通史，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无独有偶，王志耕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俄国文学批评通史编撰”于2023年立项。这两个项目体现出中国学者正稳步走在俄国文学史研究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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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气象
在人工智能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下，语文学研究正迎来深刻变革。作为语言单位升级版的话语（即言语交际单位），或将因最小符号单位——词元（token）的出现而实现进化。当然，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话语实践，即便依靠万亿级词元数据的大模型，也无法直接得到“顿悟”，但其研究可借此算出最佳模式。“算”的前提是已变为数据的庞大学术底蕴。刘文飞正是立足这一底蕴，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三个维度提出了学派建构路径。张建华与王宗琥为这条三位一体的路径提出了文学批评的方案：前者强调批评的主体自觉，即自觉探索文学现象背后的规律与自觉追求有辨识度的文学个性；后者重视中国视角，即运用中国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哲学观念来审视与解读俄国文学。
文学研究在世界各国各有传统：英语世界的文学批评、法语区的比较文学、德语区的文艺学、俄语区的文学理论。这些传统相互激荡、彼此颉颃，为文艺学（又称“文学学”）这门现代学科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为其发展注入了动力。中国学者在制定学派建构方案时都遵循国外文学学科的两大核心领域——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同时也流露出从单一领域通览整个文学研究的整体意识。19世纪以来，西方现代学科的分治为文学研究确立了所谓的“科学体系”；20世纪80年代，随着“回归语文学”呼声日盛，学术界开始出现用综合性的文学批评来替代文学学科的潮流，世界文学研究则走向综合性的世界文学史研究。这些思潮都意味着文学研究紧跟时代发展，不断调整自己的“姿态”。
中国学派的使命远不止于在国外既有框架内有所作为，更在于尝试突破。学派建设的核心是形成体系性学说，而非零散的理论观点。要突破国际斯拉夫学的框架，或可从“有温度的”“作家文论”入手。在学科化与职业化背景下，以文学本体为导向的“诗人谈诗”或“作家论文学”一度被边缘化，而作家文论可为重返以文学创作为本体的国别文学研究中国学派建设提供核心理念。具体到俄国文学，至少可采取以下三种路径。第一，俄罗斯作家论文学的言论是作家文论研究的资源库，其中所蕴藏的关于文学创作的大量理论思想有待我们系统发掘；第二，当代文论研究者应该学习“诗人谈诗”或“作家论文学”的运思和言说方式，努力探索“有温度的”新型批评话语模式，用作家的鲜活语言充实抽象的文学理论；第三，诗学研究中的作家、流派及其作品专论是作家文论研究的重要路径，它从具体创作出发，揭示蕴含其中的艺术规律，可以为文学史、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交融提供综合性视角。作家文论或非建构“俄罗斯文学研究的中国学派”的自洽理论核心，却对世界文学研究行之有效，或可由此开创有别于国外斯拉夫学话语体系的全新学说。
俄国文学研究中国学派的建构与发展，是百年学术积淀的厚积薄发，是时代机遇赋能的必然结果，更是人工智能时代中国学者文化自觉与学术自信的生动体现。绵长厚重的历史底蕴为学派筑牢立身根基；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时代契机为学派拓宽前行路径；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为学派昭示未来方向。中国俄语学人在数智时代正以坚实步伐为世界文学研究贡献独具中国智慧的方案。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2000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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