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溥仪两位风云人物始终未曾会面，但二人之间的恩怨纠缠长达二十年之久
1931年11月10日深夜，天津东站的月台昏黄寂静。溥仪裹着呢大衣，被日本宪兵簇拥着登上一节已熄灯的车厢。随行的英国籍教师庄士敦悄声提醒：“殿下，再想想吧。”溥仪没有回答，只在车窗外投去最后一瞥。那一刻，他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最后一丝和解可能，也随汽笛声远去。
回溯七年前。1924年，冯玉祥北京政变，清室优待条件化为一纸空文，18岁的溥仪被驱逐出紫禁城。天津的静园虽富丽，却隔着一条界河，已属异国租界。他的全部资本，是一枚写着“大清宣统皇帝”的名号和对复辟的执念。北平、山西、南京，一个个电报拍去，字句恳切，希望国民政府维护清陵，保证生活。作为刚完成北伐的最高执政者，蒋介石没把这位“前朝小皇帝”当回事。优待费时给时停、象征性的卫队被裁撤，已足见态度。
真正击碎幻想的是1928年7月的清东陵盗宝。孙殿英假借演习，炸开乾隆、慈禧地宫，龙袍玉玺、夜明珠尽数席卷。消息传到天津，溥仪拍案而起，通电“请国府惩凶归赃”。南京方面只是让阎锡山“从长计议”，随后便没了下文。军阀既未伏法，珍宝也未归位，民间舆论一片哗然。年仅22岁的溥仪在静园痛哭，亲自督人收拾祖先遗骨。自此，“只能靠自己”成了他的信条，而“自己”其实已所剩无几。
接下来的三年，更像连续不断的闷棍。先是倚重的张宗昌被北伐军击败；紧接着，1928年6月，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年底，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承认南京中央。“张将军竟与蒋联手？”溥仪惊愕无比。到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下令“不抵抗”，东北三省瞬间沦陷。这一连串变故，让溥仪清楚：国民政府既不会为他复辟，也无法保住自己的土地。
关东军准确地嗅到了机会。土肥原贤二多次出现在静园：名义是护送安全，实则开价“欢迎陛下重返奉天”。南京也并非坐以待毙，特派高友唐赴津相劝，愿出高额优待金并保证清室安全。高友唐在会客厅里一口气说完条件，末了忍不住加一句：“委座对皇上并无成见，只望勿走错路。”溥仪站起身，沉默片刻，只说：“晚了。”
火车缓缓驶出北站，溥仪伏在车窗前，方向正对着沈阳的北陵。他脱帽三鞠，神情复杂；车厢里，日本军官却在谈笑。次年3月，长春改名新京，伪满洲国挂牌。溥仪只得了一个“执政”的头衔，实权尽落在关东军手里。国民政府随即发布通缉令，溥仪自此成为“国贼”。昔日青涩的皇帝，彻底站到蒋介石的对立面。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日本南侵受挫，伪满的光鲜外壳日渐斑驳。蒋介石一度尝试通过秘密渠道谈判，用“脱离日寇”换取宽大处理；然而溥仪已无回头路。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溥仪仓皇向沈阳机场逃命，被红军俘获。押往伯力时，他最担心的不是审判，而是被送回南京——彼时他坚信蒋介石绝不会放过自己。
战局很快翻转。1949年，蒋介石退居台湾；同年，溥仪被引渡回国，关进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的节奏简单直接：劳动、读书、写检查。旧日的皇帝第一次自己种地、推车、掏厕所，这些事说来轻巧，做起来满手皴裂。1959年1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特赦决定，溥仪名列第一批。走出高墙，他领到选民证，激动得手抖：“原来当公民也可以这么光彩。”
1964年春，特赦人员赴南方参观。抵达南京那天，陪同的杜聿明开玩笑：“要不要看看老蒋的地盘？”溥仪点头。总统府依旧青灰色院墙，前厅后堂加两排长廊，没有紫禁城的恢宏。走进二楼办公室，他四下打量，忽然笑出声：“就这么点地方，他居然号称统御全国？”众人哄然。几年后，1967年10月17日，溥仪因肾衰竭病逝北京；1975年4月，蒋介石在台北病终。两人一生从未谋面，却因时代洪流被捆在同一根绳索上，相互牵扯二十余载。
这段纠葛的源头，在于残存的帝制幻想与新兴政权的排斥；中途被日本侵略者巧妙利用；最终又被更大的社会变革所淹没。旧梦不再，个人悲欢也就此封存进档案柜，再难左右国家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