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查沁君
界面新闻编辑 | 文姝琪
郭甦菲做出决定的那一刻，并不缺少选项。
41分的IB成绩（国际预科证书课程，满分45分）、手握多封世界名校录取通知，都是典型的“标准留学路径”。但她最终选择的，却是留在中国内地，就读宁波诺丁汉大学。
“国际化不只是向海外走，更是向内地看。”郭甦菲对界面新闻表示。
在她看来，中国内地是“全球最具活力的市场之一”，如果未来打算在亚洲发展，理解这里几乎是必选项。对一个在香港接受全英文教育、从国际学校体系成长起来的学生而言，这一选择更像是一种主动转向——从“看世界”，到“理解世界中的中国”。
另一边，李瑞阳的选择，同样偏离了很多人对“国际教育”的惯性想象。
本科毕业于中国海洋大学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后，他希望在研究生阶段完成一次跨学科转型。“我一直想把社科思维和技术结合起来。”他说。
申请季中，他也先后收到了多家海外高校的录取通知。但最终，他选择进入宁波诺丁汉大学计算机科学理学硕士项目，该项目专门为非计算机背景学生设计了衔接课程，帮助学生从编程、数据库、软件开发等基础能力开始建立知识体系。
“不用一上来就和科班出身的学生‘硬碰硬’。”李瑞阳表示，相比传统一年制海外硕士，他更看重宁诺“1年授课+1年科研”的培养结构。在他看来，这意味着自己有更多时间积累科研与实践经验，而不是被压缩在高度密集的学业节奏中。
两个原本都可以“直接出国”的学生，最终都选择了“留在本土”。而这种变化，正在成为中国国际教育领域越来越明显的新趋势——“在地国际化”。
“留学平替”？还是新路径？
“在地国际化”并非一个全新的概念，如今它正在被越来越频繁地讨论。
过去一年，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数量明显增长。教育部连续批准了两百多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让不少人感受到“在地国际化”进入加速期。但在英国文化教育协会（British Council）中国英语及测评总监游卓然看来，这并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新趋势。
“中英两国间的合作办学项目，其实早在9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了。”游卓然对界面新闻表示，只是随着近年来国家将国际化纳入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方向，相关政策开始持续加码，包括简化中外合作办学审批程序、扩容优质项目等。
一系列政策推动之下，“在地国际化”逐渐演变为中国国际教育一种流行的新形态。
在游卓然看来，所谓“在地国际化”，核心是“让学生在本土教育体系中，完整获得国际化教育的核心价值”。
这种价值，不仅包括国际课程、师资和测评体系，更包括跨文化沟通能力、批判性思维、团队协作等国际化能力的培养。
“它不是短效的跨境教育补充，而是一种扎根本土、长期发展的国际教育模式。”游卓然说。
过去，人们谈论国际教育，往往默认与“出国”绑定。国际化意味着跨境流动：学生离开本土，到欧美高校学习，在异国文化中完成教育。这种模式长期占据国际教育的主流叙事。
但如今，这种逻辑正在被重新定义。
游卓然认为，传统留学与“在地国际化”最大的区别，在于其底层逻辑不同。
传统留学依赖的是学生跨境流动，这不仅意味着高昂的经济成本，也意味着文化适应、生活管理等一系列不确定性；而“在地国际化”则是中外教育体系的深度融合，是一种制度化、本土化、长期化的教育模式。
“它覆盖的人群更广，也让国际教育变得更可负担、更有确定性。”她说。
如果说郭甦菲和李瑞阳的选择还属于个体样本，那么宏观数据已经显示出趋势的变化。
根据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所做《关于中国大陆地区雅思考生出国留学和国际英语测评需求调研》 ：2025年在雅思考生留学目的地中，中国大陆已排名第四，中国香港升至第二位，相比2019年，分别上升两位和三位。
这意味着一个关键变化：“在本土接受国际教育”本身，正在成为主流选项之一。
变化背后，一方面是需求侧的转变，另一方面则是供给端扩张。
从需求侧来看，雅思考试的动因正在发生结构性转变。据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过去，考生基本上是以出国留学为核心目的，而如今，内地升学、职场就业、能力评测成为三大新动因。
上述雅思调研显示，超过55%的职场人士，在求职或晋升中需要提供雅思成绩，越来越多国内高校，将雅思作为综合评价指标。这意味着，国际化能力正在“去留学标签化”，成为一种通用竞争力。
驱动需求侧变化的，是更深层的决策逻辑转变。游卓然将其总结为三个关键词：确定性、性价比与能力导向。
首先是确定性。
近年来，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使得传统留学路径的风险被重新评估。从签证政策到地缘政治，从疫情冲击到就业环境，家庭在做教育决策时，更倾向于选择可控性更高的路径。
“在地国际化”提供了一种折中方案——学生可以在熟悉的环境中完成国际化教育，同时保留未来出国的可能性。
成本，也是无法绕开的现实因素。
传统留学往往意味着高昂的学费与生活费用，而“在地国际化”通过本土化办学，大幅降低了整体成本，使更多家庭能够负担。
第三，也是更本质的一点，是能力导向，国际教育的核心价值，正在从“经历”转向“能力”。
李瑞阳的经历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在宁波诺丁汉大学，他不仅完成了跨学科转型，还通过项目式学习，培养了数据分析、模型构建等实际能力。这种能力与未来就业直接相关。而在传统留学体系中，这种能力未必总是核心评价指标。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针对中国大陆地区雅思考生的调研数据也可以作为佐证，学生在选择国际教育时，越来越看重“是否能转化为职业能力”，而非单纯的海外经历。
与此同时，供给端的扩张，使得“在地国际化”从小众路径走向规模化。
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达 1467个，其中中英合作项目262个。政策层面也在持续放开审批、鼓励高水平合作。
“国际化”会流于形式吗？
如果说“在地国际化”解决的是“要不要”的问题，那么更关键的，是“如何做”。
作为中国第一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已经运行二十余年。作为这一模式最早的实践者之一，其模式可以概括为三个层面：课程体系、质量控制与本土适配。
首先是课程与教学。
学校坚持引入英国诺丁汉大学的优质课程体系，包括小班讨论、导师制等核心教学模式。这种模式强调学生参与、批判性思维与项目式学习，与传统应试教育形成明显差异。
但在具体执行中，会进行适度本土化调整。
比如，中国学生普遍课堂主动发言意愿较弱，因此学校会将“个人发言”调整为“小组讨论后统一陈述”，以提升参与度。又比如，在商科、传播等课程中，会加入大量中国本土案例。
“我们始终以一流国际教育标准为根本，但会在教学方法上做适配。”宁波诺丁汉大学党委书记沈伟其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称。这种“标准不变、方法调整”的逻辑，也成为很多中外合作项目共同的路径。
不过，伴随“在地国际化”快速扩张，最常见的质疑之一是：这种模式是否会流于形式？
例如，“全英文授课是否只是包装”“教学方式是否依旧偏应试”“国际化是否停留在证书层面”等问题，都是家长与学生讨论中的高频话题。
对此，游卓然认为，外界对“在地国际化”的一个常见误解，是将其简单理解为“英文版的本土教育”。但实际上，目前国家对中外合作办学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严格的制度规范，其核心目的之一，就是避免“表面国际化”。
“国家对这种合作形式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它会从根源上避免形式化风险，杜绝单纯全英文授课的表面包装，而是真正做到教学质量控制、师资配置等方面的实质等效。”她对界面新闻称。
在教学模式上，目前多数中外合作项目采用的并非传统的大规模应试教学，而是更接近英式教育体系中的项目制学习（Project Work）。相比标准化考试，这类课程更强调过程性评价与综合能力培养。
游卓然提到，在实际教学中，学生会更多参与小组协作、课题研究、案例分析等任务，重点培养批判性思维、团队协作、沟通表达等能力。“它减少了应试性的考试，更强调实践、探究和软性能力培养，这和传统应试教育有本质区别。”
尽管发展迅速，“在地国际化”仍面临一些现实挑战。
其中最突出的，是师资问题。
根据相关规定，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需保证至少三分之一外方师资。这意味着高校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招聘教师，同时培养本土教师的国际化教学能力。
游卓然向界面新闻提到，目前行业正在通过师资培训、数字化资源等方式，缓解这一问题，但短期内仍是核心瓶颈之一。
其次是认知偏差。
部分家长担心“在地国际化”只是“全英文授课+中式教学”，缺乏真正的国际化内涵。
对此，多位受访人普遍回应是：当前监管体系已经较为严格，从课程、师资到评估均有明确标准，能够保障教育质量。
第三是路径认同。
在长期以来的社会认知中，“出国留学”仍然被视为更具含金量的路径。“在地国际化”需要时间建立自己的声誉体系，包括毕业生就业表现、学术成果等。
据沈伟其介绍，在宁波诺丁汉大学，本科毕业生出国深造比例仍然较高，但这一比例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国内办学水平提升；另一方面，学生开始意识到，“不出国也能获得国际教育”。
整体来看，不少行业观察者认为，“在地国际化”正在从一种补充性选择，逐渐变成国际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相信，‘在地国际化’一定会成为中国国际教育的三大核心路径之一，与出国留学、线上国际教育并行。”游卓然表示。
谈及未来五年这一模式的发展趋势，游卓然称，这甚至不是“未来五年”的问题，“早在近30年前，中外合作办学的模式就已经出现了，它一直都是国家提供的一种多样化国际化教育路径。”
如今被频繁讨论，本质上是这一模式在新阶段的进一步扩容与深化。随着政策、需求与实践三方面逐渐成熟，它正在形成更加稳定的发展逻辑。
这一模式也正在从一线城市向更多地区扩展。教育部数据显示，目前除西藏外，中国大陆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已布局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而随着数字化教学资源普及，中西部地区学生获得国际教育资源的机会也在增加。
技术变化同样在重塑这一领域。AI与大数据正在推动国际化教育从规模化供给走向个性化支持。包括AI英语测评、在线模考、数字化学习平台等工具，正在被越来越多学校引入教学体系之中。
游卓然认为，国际化教育的下一阶段，核心将不再只是“出国”本身，而是能力培养与产业需求之间的连接。“国际化教育会进一步和就业、产业融合，实现教育和职业能力的衔接。”
当“是否出国”不再是国际化的唯一答案时，中国国际教育也正在进入一个更加多元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