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孙立天2024年出版《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并在此研究的延长线上，于今年再出新作《真事隐：康熙废储与正史虚构》。新书利用新见传教士记录《北京纪事》，对康熙朝储位之争提出新见，对照与验证《实录》中的虚构情节。
孙立天在后记末尾引用《北京纪事》“致读者”，尤为动人：“无论如何，我是写给永恒时光的。既然我写的都是真相，那么总有明智的读者会发现它的用处。这就够了。这比赞美本书作者更能让他为其付出而感到满足。赞美从来都不是他追求的。”
“真相”，在后现代史学兴起之后，已经成为一个相当复杂的命题。2026年4月28日晚，复旦大学“云栖对话”邀请了复旦校友孙立天（98级历史系，历史学者）、仇鹿鸣（00级历史系，复旦大学教授）、邹怡（98级历史系，复旦大学教授），开展主题对话“真事隐与叙事战——权力、记忆与正史的形成”。嘉宾围绕《真事隐》及《康熙的红票》，分享创作与阅读体会，进而探讨史学研究者如何更为审慎地运用“历史学家的技艺”去研判史料，甄别记忆，因应新的技术发展，不断接近“真相”。
活动现场（从左至右：仇鹿鸣、孙立天、邹怡）
讲座伊始，邹怡作为主持人介绍了本次对谈的主旨。孙立天著作《康熙的红票》以拍卖场上出现的“红票”为引，重审全球化中的清朝，揭示了清廷中传教士的身份与位置。过往认知多将传教士视作外人，该书则提出清廷中的传教士实际上是作为皇帝的包衣奴才得到信任，亲历诸多皇权侧近之事。在这一延长线上，孙氏新著《真事隐》对雍正即位问题提出新看法，其中最大的特征是善用新史料。仇鹿鸣的《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等著作、对新旧《唐书》纪传志史源研究以及对碑志材料书写的讨论，注意史料系统、史源、书写格套等问题。两人在写作时，都力图对史料性质进行解说，或比对不同系统史料，或阐释书写背后的意义。邀请他们二位就此问题展开对话，相信可以带给大家更多启发。
孙立天首先分享了自己从求学、撰写博士论文，到出版两部著作的完整历程。（更为深沉的历程，还可参看两书的后记。）《康熙的红票》及《真事隐》是近年新书，孙立天时常被误认为是史学界新人，但事实上，他是复旦98级历史系本科生，与邹怡教授是同班同学。与邹怡、仇鹿鸣两位系友在复旦一路攻读学位、拿到教职之路不同，孙立天选择出国读书，2007年前后转入律师事务所做翻译。待生活稳定后，他才继续完成博士学位，拿到博士学位已是2019年，历时15年，当时已经39岁。疫情期间，孙立天得空修改博士论文，在投稿到第七家出版社时被博睿（Brill）出版社接收。英文书得到了正面的书评，学界不相熟的老前辈也给予其鼓励。孙立天后将部分评价摘出，附上翻译的前言，得到商务印书馆的接收，这也成为中文书《康熙的红票》改定出版的开始。
《真事隐：康熙废储与正史虚构》，孙立天著，中华书局，2026年2月
《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孙立天著，商务印书馆，2024年3月
《康熙的红票》与英文版相比，学术观点相同，但加入了更多故事（“血肉”），增强了可读性。例如书中补充康熙和南怀仁等人一起去观星的场景，南怀仁也在记录中提及康熙是想在大臣面前炫耀学问。从最初的5000本印量到后来销量持续增长，《康熙的红票》热烈的市场反响给了孙立天很大鼓舞，“就像写的歌有人听一样”。他也因此有了出版第二本书的机会。《真事隐》一书利用的史料《北京纪事》载有不少此前未见的记录。孙立天表示，新材料可遇不可求，既要有新内容，又得正好和自己的学术背景有关，具有偶然性，可能一辈子也遇不到。因此他也希望尽快利用这份新材料做出研究，遂连写七八个月，辛苦成书，由中华书局出版。
孙立天坦言，自己是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写过来的，并不是提前计划和安排的结果。与本场对谈的主旨相契合的是，他希望表达，在这个场合，不需要以“倒放电影”的方式，总结自己仿佛事事计划好了的历程，书写自己的历史。
接下来，孙立天分享了自己的研究心得。他提到，读者在网上的反馈，主要认为两本书的内容或写法很“新”，这主要还是来源于资料的“新”。
《康熙的红票》的原创性在于把传教士放入内务府中来理解，强调传教士和康熙的关系并非君臣关系，而是一种主奴关系（即康熙的包衣奴才）。《真事隐》则聚焦清史第一谜案——雍正即位的合法性问题。学界自民国时期孟森等学者开始，即分为合法继位与非法继位两派，对雍正继位问题开展了大量的研究。但到了1990年代，由于材料几乎已经穷尽，讨论逐渐沉寂。这次书中所用的《北京纪事》提供了重启讨论的可能。
一般而言，涉及康熙朝的历史的作品，无论是通俗读物还是电视剧，大多沿用传统正史的叙事方式。宫廷史家记录的模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来人写作的内容，偏重于权谋与政治。这类史料的可信度也会出现问题。《真事隐》的个案指出《实录》存在不实记录与情节虚构，虚构内容多为“直接关系帝王本身事者”（孟森语）。《真事隐》所倚重的材料则是传教士的记录，性质很不一样。首先，这些传教士可以行走于内廷，他们的视角更偏向于皇帝家事。其次，这些内容被寄回欧洲，读者往往是欧洲家乡的故人亲友，其中部分内容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八卦趣事。例如他们会提到康熙皇帝南巡后所纳嫔妃都为汉人，看到康熙皇帝与众皇子之间父与子的一面。最后，这种视角不同于正史史笔，更接近一种“人的感觉”。正是这种不同取向、区别于传统叙事的记录，给作者提供了一个写作新故事的机会。
《北京纪事》的主笔德国传教士纪理安（Kilian Stumpf），曾任第一任皇家玻璃厂厂长，在科技史上有重要位置。纪理安长期往来内廷，《北京纪事》几乎没有朝中之事，但有一些康熙的家事。《北京纪事》约有1467页手写页，自2015年有学者校订编辑并出版（第1卷，1705年12月—1706年8月；第2卷，1706年9月—1706年12月；第3卷，1708年1月—1709年2月）。《康熙的红票》主要使用前两卷，《真事隐》使用的是2024年9月出版的第3卷。孙立天总结自己的特色就是将传教士的材料加入清史的传统资料中，用新的视角来看中国的重要问题。
《北京纪事》英文版第三卷封面
邹怡表示，孙立天详细介绍了自己整个学术创作的完整过程，直观展现了自身的研究经验。而学术著作从构思、接触史料，再到研判史料，直至最终落笔写作的全过程，也颇具参考价值。
仇鹿鸣坦言，作为系友，虽然今天才与孙立天真正认识，但早在20多年前，就已从复旦历史学系学生刊物《史翼》上知道了他的名字。当时孙立天曾在《史翼》发表文章，而邹怡和仇鹿鸣先后担任《史翼》的编辑，邹怡也是孙立天文章的编辑，缘分已有20多年。那还是一个“古典时代”，进入大学后，学生参加学生社团活动，最重要的手段是“投条”。每个班有一个信箱，班级有联络员将纸条取出，然后向同学传达纸条上的信息。在那个年代，知道高年级的优秀学生，除了课上相遇，就是通过阅读他们在《史翼》上发表的文章。他也提到，复旦有研究近代中西交通史的传统，朱维铮、邹振环、李天纲等教授都从事传教士的研究。读书时修读相关课程，也使他对这段历史有一定的了解，此前他也认真读过孙立天的新书。
仇鹿鸣教授
接着，仇鹿鸣就孙立天的两本著作以及史料问题展开交流。他指出，孙著研究的特色、同时也是可能引发争论的核心，正是在于利用传教士材料来解决传统中国史研究领域聚讼不已的问题。讨论这些传教士材料的可信度其实涉及史学研究最本质的问题。仇鹿鸣肯定了孙立天研究体现的专业立场，具体表现在他花了较大的篇幅去解说书中所用史料的性质以及为何使用这些材料。
他提到，过去历史学系的老先生们格外强调历史的真实，如朱维铮教授就常常提到：“做历史，我相信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的事实是从矛盾的陈述中间清理出来的’。”近二三十年来，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历史学者不太会有勇气直接宣称自己的研究就是历史的真相。
他也表示，无论内心如何摇动，历史的本位和基础训练，始终是希望通过史料的辨析和考证来接近历史的真相。文科目前遭遇许多的批评，部分未必合理，但以“科学”为量度，文科的可验证性和可复现性较弱则是必须坦然面对的。什么材料才是可信的，并非客观存在，而是出于史学家的判断。重点在于，研究者不能以主观心证来选择和判断史料。
与今天讨论最为相关的，也是自由心证的问题最为突出的，恰恰是宫廷政治史研究。宫廷政治最核心的记载，往往存在阙位。对于以往的记载与叙述，历来学者可以提出怀疑，但论证却有时存在很多漏洞。从方法论上说，“正史”与“野史”的价值估定聚讼不已（可参见齐世荣《史料五讲》的举例）。仇鹿鸣指出，对于同一个事件，利用正史的人会称“宫闱秘闻，外界如何得知”，官方的文献虽然有粉饰，但至少比野史可信；利用野史的人则称“宫闱秘闻，实录之类的官方文献一定有所隐瞒改写，外界街谈巷议之语可得真相之一二”。两种对史料性质的评说，虽然不能算错，在具体的研究中都属于无效论证。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采信自己愿意相信的史料，再通过编织史料完成文章，往往过于依赖自由心证和推论。如果一篇文章在推论之上再叠加两三个推论，那几乎和小说没有区别。
传教士材料的可信度，可以从两方面进行验证。第一，借用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中将史料分为“有意识史料”（即有意留下来的史料）与“无意识史料”这一概念。孙立天两本书的关键材料是传教士记录。这些传教士尽管深深卷入康熙朝的政治，和《实录》这些材料相比，传教士关于政争的记录很大程度上属于“无意识史料”留存。第二，需明确传教士究竟能接触到什么样的信息。无论是否同意传教士是否有“奴才”的身份，不可否认的是，传教士成为皇帝身边的重要亲信，可以接收到最顶层的信息。记述者自身处于何种层级，其留下的材料又能反映出何种层级的信息，是研究时必须注意的。材料中出现一两个记忆错误或者耳食之闻，并不能据此断定这批材料就是整体错误的或故意作伪的。仇鹿鸣并不认为传教士传回欧洲的信息是一种“八卦”，在传教策略、文明观察、异域调查等层面，这些信息均有一定的目的，但不太可能出现系统性作伪的情况。
《历史学家的技艺》中译本书影
仇鹿鸣接着谈论了对正史的看法，提出了正史改易的两种情形：一是“技术性整合”，二是“有意改写”。
“技术性整合”在每一个时代的“正史”书写和编纂中几乎普遍存在。官方记录的时间、地点、人物基本准确，但选入的信息经过筛选，一定不是历史的全貌，也通常会进行“讳恶扬善”的改写。 “讳恶扬善”是传统正史中的常见现象，在人物传记中，往往侧重记述个人的成功事迹，对不成功的经历则避而不谈或予以淡化。这些记载往往还存在“互见之例”：本人传记，如果不是大奸大恶之徒，往往讲正面的事情；偶有过失的部分，会在其他人的传记中穿插记载。这也是传统正史最基本的结构，未必会完全虚构，但表达一定有所侧重。这样的结构是可识别的。
另一种情况是正史的“有意改写”。对“有意改写”的判断，需要建立在对正史整体编纂结构有清楚认识的基础上。仇鹿鸣结合自己对《大唐创业起居注》与唐初实录的研究，指出《大唐创业起居注》是一种正常的改写，但是太宗主导的《唐高祖实录》《唐太宗实录》并非如此。通过研究，有不少材料可以证明，有些事件太宗是本不在场的。他举了两个例子。李渊从太原进攻长安的过程中，在渡过黄河时遭遇隋军攻击，先败后胜。《大唐创业起居注》中就隐晦先败后胜的过程，强调李渊的谋略，渡河前提醒军队隋军一定会来袭，事先做好准备。这样的改写属于正常改写。反败为胜的关键将领是突厥将领史大奈，太宗时候修撰《唐高祖实录》却把不在场的李世民塑造为主导胜利的人物。另一个例子是影视剧一定会拍的桥段，太原起兵后，李渊曾困在霍邑，大雨连绵，粮草不济，军队中出现退回太原的声音。李世民在帐篷前大哭，后来又深夜追回军队（由后来的对手李建成率领）。仇鹿鸣指出这场“哭戏”还有深夜追回军队的戏剧性桥段，很有可能是《太宗实录》中有意增加的（参见仇鹿鸣《隐没与改篡——〈旧唐书〉唐开国纪事表微》，《唐研究》第二十五卷，2020年）。《真事隐》所处理的《实录》，涉及雍正即位的部分一定经过了“有意改写”，而非“技术性整合”。
仇鹿鸣同时表示，孙立天老师的研究在具体结论上仍有待后来学者进一步检验，但史学层面的两点是成立的：第一，《实录》涉及雍正即位的记载，和一般《实录》的性质不一样，存在有意改写及无中生有；第二，传教士的材料基本属于第三者立场或无意识的史料。至于如何具体解读传教士相关问题，仍需孙老师这类专门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进一步探讨。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图为记载康熙废黜太子缘由（康熙四十七年九月） 的部分
孙立天随后进行了回应，进一步陈述了对史料运用的看法。他表示仇鹿鸣的评议十分精彩，“正常改写”和“超过正常的改写”等理论化的分类与表述都很有道理。他认为，人们通常对正常改写有预期，也具备一定的辨识能力；而那些超过正常范围的改写、过度修饰以及虚构的背后缘由，值得研究者深入探究，这也正是史学研究的乐趣所在。
历史学者孙立天
孙立天还提到，有读者在评价《真事隐》时，称“第一章可以跳过”，但事实上，该章的史料辨析部分，恰恰是他花了大量精力撰写的核心内容。这一章的核心目的，便是论证传教士材料属于无意识史料，造假可能性极低，这与近代史上一些名人日记有着本质区别。
他进一步指出，当我们在整体怀疑传教士材料的性质时，或许隐含着“内外之别”的预设。从证据上来说，我们实际上无法排除一整个群体的证词。有些传教士仅仅考察游览，留下的记录或成问题。但另一些传教士掌握满汉语言，来华几十年，甚至有专门出入宫廷的门，则无法以“内外”来框定这些传教士史料的可信度。正史问题同样如此，尽管《真事隐》发现部分《实录》存在虚构，并不意味着否定《实录》的整体可靠性。
孙立天认为，传教士的倾向也是不可否认的，例如耶稣会的传教士被派往世界各地，一般认为直接关于传教信教的部分虚假程度很高。具体到《真事隐》一书，因为传教士在胤礽两岁被立为太子后，就展开了长远计划，努力接近太子和其势力圈，传教士关于太子的记录是否存在问题就需要研究者进一步考虑。具体的方法，可以总结为随时印证，就是边写作边警惕材料可能存在的改写或虚构，同时尽可能搜集多方材料进行相互印证。清代的材料留存状况总体而言优于唐代的情况，例如留下了官员奏折与皇帝朱批等这些过程性文件，为学者尽可能进行多方参证提供了条件。
左图为纪理安墓碑拓片；右图为维尔茨堡神学院的纪利（理）安纪念匾
孙立天进一步介绍了传教士史料的潜力和自身使用心得。第一，传教士当时在各个地方都有，涉及许多议题。部分传教士（例如杭州的传教人员）在当地生活多年，留下了大量一手记录。部分传教士的经济账，可为明清经济史研究提供一套难得的系统资料；而在中医史、科技史领域，传教士群体凭借自身训练，也留下了诸多有价值的记载。第二，传教士史料的搜寻与识读现在大为便利。目前，已有诸多网上数据库可供学者检索相关文献（详见北大2026年4月4日讲座《全球化视角与传教士——发现历史的新面向》），研究者开展研究时，大可以问自己这个时段、地区有没有传教士，然后逐渐锁定人物，在数据库检索相关的文献，说不定就会有不同视角的新材料可用。传教士的文献虽然有拉丁文、意大利文等诸多语言，科技已经至少可以将这些文字转译为英文，方便学者阅读、筛选、核查。他强调，传教士史料有待研究者不停地甄别利用。把史料性质、为什么能用说清楚，系统性利用传教士材料，结合中文史料做中国史研究，未来很有可能出成果。
仇鹿鸣补充了中西交通学术史的内容，进而探讨了问题意识与现实的关联。中西交通史成为中国近代学术研究中极其重要的门类，几乎每一个断代中最国际化的研究者，都在做中西交通的研究。这与中国近代的历程有密切的关系。这里有两个现代性的要素。第一，就学术生产与国际潮流而言，中西交通问题天然具备跨国关注度，使得此类研究成为最具国际性的史学方向。第二是学术（问题意识）与现实密切的联系。在20世纪以来中国走向现代的进程中，几乎所有立场的学者都认为，中国的落后与封闭保守密切相关。因此，梳理中西交往的脉络、挖掘相关史料，便成为中国史研究最重要的方向之一。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始终受到现实的深刻影响。以中美关系史为例，20世纪的中美关系史研究是中国近代史领域的第一等重要的问题，但在美国史中却没有同等分量。观察21世纪中国大国崛起的标志之一，或许是未来美中关系史能否成为美国史最重要的研究议题之一。这种现实关怀的存在，既非全然客观，也绝非纯粹主观。
由此，面对同一批史料，研究者的视角与问题意识各不相同，正所谓 “戏法人人会变，巧妙各有不同”。传教士文献存量丰富，长期受到西方学界关注。受制于语言门槛，西方学者在该领域长期占有研究优势，但其关注点多不在政治史的议题。新史学在近代以来是有天然合法性的。但应该意识到，研究未必是新就一定是好，好的史学研究应该需要处理到国际潮流的历史问题，同时，在中国史的立场上，通过各种材料来解决中国史中最根本性的问题也非常重要。
接下来，三位对话人针对如何处理有限、片段的材料发表自己的看法。邹怡指出，历史学训练的看家本领是处理纷繁复杂的史料以及信息。在史料处理过程中，需重点关注“人”与所生产史料之间的动态关联。史料的立场并非固定不变，因为人的身份、所处的具体环境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对此需结合具体语境加以考察。关于史料的“改写”问题，邹怡进一步解释道，通俗来讲，那些留存下来的资料，若与具体工作要求、KPI考核相关联，其可信度往往值得商榷。随后，邹怡向仇鹿鸣提出疑问：近代史料存量丰富，而古代史上半段不仅史料留存较少，且现存史料多为“考核”产物，面对这种情况，研究者应如何应对？
邹怡教授
仇鹿鸣回应称，客观上来说，古代史上半段的核心材料还是正史材料（梁启超称“二十四姓之家谱”），出土文献虽有补充价值，但难以成为颠覆性的材料。必须承认古代史上段一些好的想法或现代史学的问题（如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问题）无法全部实现，研究的议题也形成了天然的政治史中心。即使如此，历史学家的技艺仍可以发挥作用，对诸如正史这样的材料，研究者可以发现其中的格套及其意义。而一些断片式的材料，通过细致阅读，还是可以发掘出有意义的历史现象及其背后的结构问题。
孙立天总结，在史料有限的情况下，比的是技术。美国学者夏含夷曾经对学生说，不要羡慕中国出土的文物和文献，即便细致研读已出版的现有文献，同样能够做出具有新意的研究成果。
邹怡补充表示，合理勾连这些片段化的材料，还需要具备想象力，这种想象力是基于阅读的积累或自己的人生阅历。孙立天的研究还有一种特色，部分讨论中会运用中医、算卦等相关知识。孙立天坦言自己本科时就常听算卦、佛学课程，在《真事隐》中运用了这些对清代人来说是“科学”的知识来解决问题。他强调在研究时要站在古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共情理解当时的历史语境与人物行为。
康熙读书像
最后，与谈人漫谈如何因应AI技术发展这一问题。邹怡从域外文献阅读的角度提出，AI技术的发展，使得手写体、花体等难读文献的阅读难度得到革命性降低，极大提升了域外文献的研读效率。孙立天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借助AI技术，多国语言带来的文献阅读障碍已不再是难题。仇鹿鸣则从古代史上段的角度，介绍了目前AI古籍自动标点的准确率极高，未来对于碎片化的文书残片拼接等方面也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他打趣地说，如果人类全力以赴才能比AI强一点，人首先要承认自己是不可能一直全力以赴的。但他同时提示，如果不经过必要的训练，很难辨析出AI标点中少量的错误。对研究者来说，目前更关键的能力是能够发掘文献所隐瞒的事情。技术发展的规模和程度目前无法预估，人文研究会遭遇很多挑战和困惑，应带着乐趣阅读史料和文献，而不仅仅是利用史料。
仇鹿鸣最后提出，在技术主导的时代，感知痛苦、体会复杂性、建立自身主体性仍是对每个人都很重要的事情。真实的体验带有很多复杂和痛苦的因素，而痛苦也是构成人性的重要部分。如果被多巴胺导向的技术宰制，人类的生活只有纯粹的愉快，或许会陷入“美丽新世界”一样的困境。邹怡紧接着围绕“痛苦”分享了自身的研究经验，写作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痛苦的时间越长，最后得到成果的时候，快乐度和痛苦度成正比。做研究的时候经常需要首先解决意义危机，一旦解决，后面的过程中痛苦也会大为降低。
活动现场
最后的交流环节，现场观众踊跃提问。首位听众谈及，复旦史学系前辈耿淡如先生曾讨论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与伏尔泰，二人对中国分别持批判与推崇的立场，但没有看到充分的材料，希望嘉宾从传教士的角度进一步谈谈看法。孙立天回应指出这涉及传教士研究的另一个议题，以传教士作为媒介，中国的事物如何影响欧洲的思想。传教士传回信件及报告，教廷为获得支持而刊布这些信息。其中内容，其一是介绍中国的政治体制、政治理想、政府架构，其二是描述山川风俗、经济文化等异域世界的方方面面。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之前，传教士的记录始终是欧洲认知中国最核心的信息来源，影响了乃至马克思、韦伯等一众思想家与学者。钱锺书也写过文章介绍17世纪18世纪英国的文学是怎么被中国的这些知识所影响的[参见“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1940），《钱锺书英文文集》，82页]。
“中国皇帝外出巡幸”挂毯（法国，1697-1705，盖蒂博物馆藏），挂毯图案是根据在华传教士写回欧洲的信件中关于中国皇帝的故事而想象创作
第二位听众问及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的不同，希望嘉宾从自我成长的角度给出建议。仇鹿鸣坦言，人生很难给他人提出建议或经验。大学阶段的历史教研，重在专业能力的训练，似乎很难直接提供人生的镜鉴。就许多学生的现状而言，他提示选择是很重要的，不必希望既要又要，应该直面选项背后可能的风险。在这个过程中，提升自己选择的能力和勇气，感受到快乐和痛苦，尤为重要。邹怡也补充，想要什么是人的天性，但是在培养出稳定三观和目标后，懂得舍弃很重要。
第三位听众表示，随着图像生成类大模型快速迭代，AI伪造的老照片愈发真假难辨，大量AI产物属于无动机、无逻辑的造物，以往很多东西是真的，历史研究需要发掘真相，把其中的脉络梳理出来，而未来历史学家可能会怎样处理这样的情况？孙立天回应，在后现代史学思潮的影响下，史学研究的目标已然多元化，还原绝对真相不再是唯一追求。史家往往会考察这些事物背后的意义。历史研究也应该继续考虑怎么使当下的人感到有意义，体现人文研究中的人文性以及情感的部分。
（注：本文已经主讲人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