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整治贪腐相当硬核。
因为这是法律规定的。
翻开《大清律例》，对贪腐的惩治，绝对不留任何情面。
其一，是数额的绝对。
律法从不和贪官讨论什么一时糊涂或是官场潜规则，它只认银子。监守自盗，纹银一两，杖八十；至八十两，斩立决。这种计算方式有着数学般的精准，完完全全地展示着大清律法的威严。
其二，是时空的绝对。
《大清律例》规定，贪污公款的亏空，不仅要追缴于生前，更要追索于死后。只要账目未平，哪怕官员已入土为安，其子孙后代、族亲眷属，皆有义务“变产偿纳”。在法律的逻辑里，贪腐不是一个人的罪，而是一份永不逾期的债务，这对贪官的震慑是无比巨大的。
其三，是程序的绝对。
不管是对仓储、漕运、盐课钱粮，还是国防、军队，乃至工赈、河防，律法细致到了每一笔开销、每一道手续、每一份账册的核销。但凡侵吞亏空、虚报冒领、侵蚀公帑，，不论时隔多久，皆要“按律追赃，籍没家产”。
其四，是身份的绝对。
职官犯罪，加等处置。身为代天巡狩的牧民之官，只要沾染了不义之财，便要剥去官服，枷号示众，在法律的聚光灯下接受最彻底的肉体与精神毁灭。
这些条文在那儿躺了二百多年。它们字迹工整，用词考究，在每一个朱批的案例里，都显得庄严且不容置疑。
在执行层面，大清同样雷霆万钧。我完全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证明大清对于腐败问题的零容忍态度。从州县小吏，到封疆大员；从户部亏空，到河工军费；从生前追赃，到死后抄没，大清朝廷始终坚持发现一起、查办一起，绝不姑息。
哪怕是皇亲国戚、军机重臣，只要触碰了法律红线，也照样严肃处理。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在大清反腐事业中，可谓体现得淋漓尽致。
和珅听说过吧，一等忠襄公、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说是正一品高官，那都是小看他。可就是这样一个拥有超品爵位、身兼正一品文武官职，就因为贪污受贿、私藏珍宝，说拿下就拿下。正说明大清律法森严，即便位极人臣，也绝无凌驾国法之可能。
还有年羹尧，军界第一大佬，被处理时列出了“九十二款大罪”。除了一些常规的帽子，最典型的就是经济罪。众所周知，雍正对于贪腐问题极为敏感。而年羹尧被列出的九十二款大罪中，涉及经济问题的部分尤其引人注目，包括收受大量馈赠、私蓄财富、财产来源不明、家人借势敛财、部下行贿。
至于那些“僭越”“狂妄”“擅权”之类的罪名，或许只是附带问题。真正触动朝廷神经的，显然还是廉洁问题。
那么你看，这些一等一的大佬都因贪腐而死，中下层官员岂不要瑟瑟发抖。因而完全可以说，大清整治腐败，是相当硬核的。
即使在大清行将灭亡前，还在一心想着如何完善反贪的法律条文。
1910年颁布《大清现行刑律》，1911年颁布《大清新刑律》。废除了凌迟、枭首等酷刑；开始引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等现代法学概念；区分了“职务内贿赂”和“职务外贿赂”。
毫无疑问，大清反腐的律法变得更科学、更文明了、更现代了。虽然历史没有留给这些法制新政什么时间，但我们依然可以说，它们的初心不是好的吗？
然而问题也正在这里。
大清对于腐败的惩罚，不可谓不严。从杖责、流放，到抄家、处死，再到追赃连坐，几乎已经把一切能想到的手段都用上了。
可与此同时，清代的腐败却从未真正消失。
乾隆朝有和珅，嘉庆朝有亏空，晚清有买官卖官、军费侵吞、厘金层层盘剥，到了地方基层，更是陋规遍地。
于是问题就变得十分耐人寻味，如果一个王朝法律极严、刑罚极重、皇帝高度重视、反腐运动不断，却仍然无法遏制腐败。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