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7月4日，魏玛出现了奇异一幕。臭名昭著的煽动者阿道夫·希特勒站在这座古城的集市广场上，数百名褐衫队员从他面前列队而过。他站在高台上，举起手臂，行法西斯礼。但与他当时早已为人所知的激烈言辞不同，这一次，希特勒始终一言不发。无论手下如何怂恿，他都僵直地站着，保持沉默。
希特勒是在遵守魏玛市长瓦尔特·费利克斯·米勒对他下达的公开演讲禁令。所有人都知道，这位纳粹领袖很危险。就在三年前，他还曾在所谓的“慕尼黑事件”中试图推翻政府。如今，他来到魏玛——这里曾是歌德的故乡，也是1919年德意志共和国建立之地，这座城市的名字也因此印在那场脆弱的民主实验之上。米勒决意不让这座新民主的摇篮变成它的坟墓。
于是，他试图用法律让希特勒噤声——至少是在1926年7月的那个周末。历史很快证明，这不过是徒劳之举。它既没有减缓魏玛共和国的死亡，也没有阻止希特勒走向掌权。
过去几年里，我一直在为新书研究德国两次大战之间的历史。这本书聚焦1918年至1939年的魏玛小城。一个世纪过去了，人们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希望从那段历史中寻找启示，但有一个结论却很少被真正得出：几乎没有证据表明，纳粹党能够靠立法被逐出历史。
1926年夏天的那一天，已经足以说明这一点。米勒的演讲禁令的确阻止了希特勒在魏玛集市广场向追随者发表讲话，但它并没有阻止人们想听他说话。由于市长无权干预私人集会，纳粹很快改为举行仅限受邀者参加的室内会议。
就在希特勒在广场上沉默站立的同一天，希特勒青年团在附近的弩箭协会获得了这个名称。在其他会议上，纳粹的核心仪式和象征也被确定下来。比如，所有党内出版物都要统一使用一种标准徽记：一只鹰抓着一圈橡树花环，中央是一个卐字。后来，这一徽记成为纳粹国家的官方标志。
希特勒本人也发表了讲话，而且完全是在规则允许范围内进行的。他在魏玛德意志国家剧院闭门演说——而那里恰恰正是共和国的诞生地。简而言之，米勒的禁令对阻止希特勒毫无作用，哪怕连一个周末都没有做到。
尽管有这样的历史证据，如今许多德国人似乎仍相信，魏玛留给今天的教训是：面对不断增长的公众不满，最好的办法是通过立法打击那些承接这种不满情绪的政党。尤其是在德国选择党问题上，这种倾向格外明显。这个政党的迅速崛起，正在德国引发相当程度的焦虑。
长期以来，出于对纳粹历史的阴影与警惕，德国人一直相信，在保守主义右侧，不会再出现一个有分量的政治政党。如今，德国选择党不仅占据了这一空间，甚至已经在民调中领先。德国该如何回应？极左翼政党左翼党给出的答案是：“吸取历史教训，取缔德国选择党！”
他们并不孤单。去年在党代会上，严重分裂的中左翼社会民主党几乎只有一件事能够形成一致意见，那就是启动取缔德国选择党的法律程序。正如该党一位高级人物所说：“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甚至连本应超越党派政治的德国总统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去年也在一次演讲中发问：“难道真有可能，我们还没有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吗？”他同时警告说：“一个走上激进反宪政道路的政党，始终都必须面对被取缔的可能性。”
在地方层面，一些政治人物也试图用米勒当年限制希特勒的办法来对付德国选择党。今年早些时候，巴伐利亚两个市镇对德国选择党政治人物比约恩·赫克发出了演讲禁令，因为他原计划出席竞选集会。最终，法院裁定这一做法违法。
等到赫克终于开口演讲时，人们发现，现场听众中多了不少只是想来看看究竟在炒作什么的人。
赫克本身就是一个例子，说明法律行动对于削弱激进政治的吸引力作用有限。他风格强硬、立场激进、野心勃勃，在德国因领导德国选择党内部最极端的派系而声名狼藉，并且曾两次因在竞选集会上使用纳粹口号而被定罪。尽管如此，赫克领导的图林根分支却是德国选择党在全国最成功的地方组织之一。该党在图林根于2024年地方选举中位列第一，目前民调支持率达到38%。
作为一名前历史教师，赫克很清楚这段历史——而他的对手也正希望借这段历史来击败他。
过去与现在之间，确实存在许多令人警醒的相似之处。赫克如今的权力基础位于德国中部的图林根州，而图林根当年正是纳粹崛起的关键地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魏玛成为该州首府，这座城市同样在纳粹上升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希特勒本人曾40多次到访魏玛，因为即便面临临时性的演讲禁令，他仍然认为那里具备理想的政治条件。
从很多方面看，图林根都成了新生纳粹运动的避风港。自1922年起，德国一些州就已对纳粹党实施地区性禁令；在希特勒1923年那场失败的夺权行动之后，全国范围的禁令也随之出台。纳粹政治人物及其同路人只是改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或者借助新成立的替代性政党参选。就这样，1924年有7名右翼人士进入图林根州议会。
由于议会席位结构的原因，这些图林根纳粹议员成为组建州内右翼多数所必需的力量。于是，他们同意支持执政联盟，交换条件则是让当地纳粹党重新合法化。他们如愿以偿。早在1924年3月，当地禁令就被解除，这也为希特勒的政党提供了一个政治避难所，使其得以在1925年全国禁令取消前重建自身运动。
这也就不难理解，纳粹第一次正式集会——也就是那场希特勒站在台上却保持沉默的集会——并不是发生在纽伦堡，而是在魏玛。此后，这座城市又成为德国第一个任命纳粹部长的州政府所在地，而那比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还早整整三年。
赫克知道这一切，他所在政党的许多同僚也知道。看看今年德国选择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时间和地点，就能感受到其中意味。大会在埃尔福特举行，而那里正是今天图林根州的首府。会期定在2026年7月4日，恰好是1926年那场关键魏玛集会100周年。
这意味着什么，读者自可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德国选择党并没有刻意与希特勒主义的政治遗产划清界限。事实上，它还经常公然与20世纪30年代的措辞、符号和姿态暧昧调情。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德国选择党联邦议员马蒂亚斯·穆斯多夫近日被指控在柏林议会中以纳粹礼向一名党内同僚致意。
需要说明的是，德国选择党并不是纳粹党的再版。首先，它没有私人武装，也没有谋求建立私人武装。相比之下，希特勒的冲锋队最终人数超过400万。即便是在1926年那场集会上，希特勒试图表现出自己遵守规则，但他的手下仍在魏玛制造了一场真正的血腥事件，引发残酷的街头冲突。一名警察就在火车站前的街道上中枪受伤。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迹象显示德国选择党具有类似的暴力违法冲动。
这也是主流政治人物更应保持冷静的另一个原因。他们真正该聚焦的，不是德国选择党本身，而是推动它壮大的那些原因。这里同样能看到与过去的相似之处。无论纳粹党如何组织、如何扩张，也无论希特勒个人魅力多强，纳粹党在1928年选举中也只获得了2.6%的选票。随后，华尔街股灾爆发，激起了如此强烈的愤怒与绝望，以至于任何政党禁令都不可能阻止它。
1929年之后，普通德国人最需要的并不是极端主义，也不是意识形态，而是能够切实、猛烈且有效缓解自身困境的改革。美国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当选总统，恰恰说明，民主制度并非不能吸纳这种绝望，并将其转化为希望。罗斯福于1933年上台，而这一年也正是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之时。
当然，这种比较并不完全严丝合缝。与德国不同，美国拥有悠久的民主政治传统。即便如此，罗斯福和希特勒最终面对的仍是同一场经济危机。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如果当时德国出现一位富有魅力、能力出众且真正信奉民主的政治人物，是否能够把国家从悬崖边拉回来。但可以肯定的是，两次大战之间德国历史的走向，并非命中注定。
这些问题其实都可以通过改革来解决，而且中间派政治人物自己就能够推动这些改革。比如，调查显示，现任德国政府在控制移民问题上采取了更为严格的立场后，选民已不再像此前那样把这一问题视为最突出的担忧。
与其把头埋进历史的沙堆里，德国政治人物不如把注意力放回当下，去解决那些促使人们转向激进政治的现实原因。压制不满之火，从来不如抽走燃料来得有效。魏玛共和国或许是西方历史上最令人恐惧的民主崩塌案例，但这种恐惧不应诱使它的后来者试图通过立法来阻止历史重演。魏玛的教训复杂而微妙，但有一点很清楚：它绝不是靠政党禁令和演讲禁令，就能保证更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