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工业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
绵延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有两件事颇为耐人寻味：一是水利，历朝历代皆视之为大事，自大禹治水到现代，延续下无数至今仍在奔流的工程奇迹；二是航空，后起直追，几十年间完成了从望其项背到并驾齐驱的追赶之路。两件事一个漫长，一个短暂，却似乎在冥冥中存在某种内在联系。
传说中，老子西出函谷关时，曾留下“千日后，于成都青羊肆寻吾”。或许，我们也当将目光投向那里，投向岷江之畔那座两千余年的都江堰，再望向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简称“成都所”），在跨越时空的对照中，发现那条“大道至简”的创新法则：任何伟大的事业，都离不开代代相续的守护、步步为营的迭代，以及一脉相承的精神内核……
始于创新，“枭龙”为军贸闯出新路
公元前256年，“秦蜀郡守李冰‘壅江作堋’”，都江堰由此肇始。李冰治水，后世得其精髓而凝为六字诀：“深淘滩，低作堰。”深淘滩，指每年枯水期进行清淤淘浚，必须淘至预埋的卧铁显露为止；低作堰，指飞沙堰堰顶高度不宜过高，否则会影响泄洪排沙功能。这看似朴拙的规范，实则蕴藏着极高的“创新迭代”思维——在不变的核心原则下，通过周期性精准维护与微调，使工程始终居于最佳状态，并简单有效地完成工程师的代际传承。
“枭龙”飞机参加中国航展进行飞行表演 摄影：朱鹏
“枭龙”飞机近三十年的发展之路，正是这一思维的精准映照。
1999年，中巴双方签订了“枭龙”飞机的研制合同，彼时的成都所刚刚完成歼10的首飞，在国际军贸市场，还是个不折不扣的“新兵”。
谈及此事，作为成都所副总设计师万天才回忆道：
“当时我们是以共同投资、共同开发、共担风险、共享利益的‘四共’原则与巴方进行‘枭龙’的合作的，目标是研制一个全天候的单发轻型多用途战斗机。具体来说，就是一架具有比较突出的中低空高亚音速机动作战能力，具有长航程、优良的短距起降和优异的空中加油的能力，装备先进航电和武器系统，可以进行超视距空战，也可以使用多种精确制导武器实施空对地、空对面攻击的战斗机。”
“枭龙”研制场景
那时，不少人都替成都所捏了把汗。然而，接下来的发展却让人大吃一惊——2002年5月“枭龙”完成设计，次年8月便首飞成功，从冻结技术状态到首飞仅用了23个月，创造了中国航空史上的奇迹！
2006年4月，“枭龙”的全状态型首飞。2007年，巴方提出，希望首批两架能在年初交付并参加同年3月23日的国庆日阅兵。
如此迅速地交付并不意味着“枭龙”在设计时放弃了创新。谈及此事，万天才补充道：“作为三代机，‘枭龙’在设计时就选择了当时国内比较少见的电传飞控，是我国第一款采用DSI‘蚌’式进气道的战斗机”。
除此之外，“枭龙”还是我国首款采用大边条设计的战斗机。在设计“枭龙”时，中国战机的设计实现了从图纸向数字化的转型，首飞“枭龙”时，更是一改新机首飞不挂弹的历史，在主翼两端各挂载了一枚空空导弹。
最重要的是，“枭龙”这种“客户需要什么，我们就设计什么”的模式，为中国航空工业闯出了一条军贸新路。
成于传承，“枭龙”的批次迭代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大胆创新的同时，“枭龙”始终遵循自己的一条发展道路——“少量多批，小步快跑”的迭代战略。“枭龙”是我国首款采用现代“批次化”管理的战机型号，它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像都江堰的岁修一般，通过清晰的批次管理，让每一代产品都承接前一代产品的优点，稳步向前。
2007年服役的“枭龙”Block1犹如李冰初筑的“鱼嘴”与“宝瓶口”，完成了从零到一的体系奠基，确立了“枭龙”家族的基本气动布局与航电架构，使世界看见了中国军贸战机的实力。
“枭龙”双座 摄影：朱鹏
优秀的工程，要敢于在“迭代”中拓展功能。都江堰曾在西汉时期有过一次“迭代”——西汉蜀郡太守文翁的“穿湔江口”工程，极大地扩大了都江堰的灌溉范围。2017年首飞的“枭龙”双座型，也极大拓展了“枭龙”的功能——它既有教练功能，又具有与单座飞机相当的作战效能，双人协同更有助于掌控复杂的战场态势。
优秀的工程，要敢于在“迭代”中进行革新。1335年，元代官员吉当普对都江堰主持了一次革命性的大修：他大胆摒弃沿用千年的竹笼卵石，改用条石砌筑，条石之间用铁锭相互扣联，用桐油麻丝拌以石灰堵塞漏缝，还在沿堤植树“数以百万计”。这次大修，是都江堰工程材料的根本性变革。对于“枭龙”系列来说，2019年首飞的“枭龙”Block3型，也同样具有革命性，与此前的各型“枭龙”相比，“枭龙”Block3型安装了新型有源相控阵雷达和机载武器，这让它的超视距空战和多用途能力有了质的飞跃，同时，“枭龙”Block3增强了以导弹告警与内装干扰为代表的电子战系统，还配备了新一代“头盔瞄准——显示”系统，快速攻击指向能力得到提升，在近距空中格斗时更具优势。
“枭龙”飞机“少量多批、滚动迭代”的谱系化发展模式，与都江堰“每年岁修、五年大修、灾后特修”的制度何其神似，二者的精髓在于：每一次升级都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在继承前代“基因”的基础上，针对要点精准施治。
歼10CE与中国航空工业高端技术的体系化精准输出
都江堰的成功之处，是它能精准控制进入成都平原水量，将岷江清流引入灌区。我们也可以把这看成是一个体系对核心资源进行精准、可控的输送与赋能。成都所歼10CE的成功出口，就是中国航空工业将高端技术的体系化精准输出。
歼10CE飞机 摄影：朱鹏
2019年，成都所在通过“枭龙”积累了经验与口碑之后，在上级机关的指导下乘胜追击，将继承歼10系列成熟技术的歼10CE战斗机推向了国际军贸市场。2022年3月11日，巴基斯坦空军接装首批歼10CE。
之所以能够如此快速的实现出口，源自于成都所通过“枭龙”项目精准感知“用户痛点”后的“量身定做”。
歼10CE战斗机在继承歼10经典气动布局的基础上，实现了作战系统的跨代升级，成为一款具备全方位作战能力的战机。相比早期歼10只能挂载十余种武器，歼10CE可以挂载数十种不同类型的武器，涵盖了空战、对地、对海等各种作战任务。
歼10C研制场景 摄影：朱鹏
歼10CE的航电系统也实现了跨代提升，其有源相控阵雷达系统可快速实现目标搜索与跟踪，远超传统机械扫描雷达。
此外，歼10CE还具有强大的体系协同作战、强电磁对抗环境下先进的超视距多目标攻击，以及多模式对地精确打击等能力；具有优良的中低空机动格斗、超声速飞行、短距起降、大作战半径、长航程及空中受油能力。
如同都江堰提供的是一整套“水旱从人”的灌溉系统，而不仅仅是一个水闸，成都所提供的也不只是一架飞机，而是一套包含预警探测、指挥控制、电子战在内的完整作战体系；歼10CE后来在实战中取得“击落多架、自身零损失”的辉煌战绩，正是其平台与体系双重优势的明证。
“同源分流、功能互补”，军贸型号的战略协同
今人观都江堰之奇绝，在于鱼嘴分水、飞沙堰溢洪、宝瓶口引水，三大工程各司其职，实现了“分四六、平潦旱”的自动调节。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也赞道：“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而这种“同源分流、功能互补”的智慧，同样体现在成都所出口型号的谱系化布局之中。
“枭龙”与“歼10CE”共享着同一技术根基，即成都所通过歼10项目构建的先进战斗机研发体系。它们的气动设计、飞控架构、航电理念，皆源于同一棵技术“大树”。但面向军贸市场时，它们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分流”：
“枭龙”系列以其“性价比”，主攻轻型多用途市场。它更像都江堰的“飞沙堰”——以相对低的成本，承载着日常巡逻与对地、对海攻击的任务。
歼10CE飞机 摄影：宋奎
歼10CE则以其“高性能”，主攻空优战斗机市场。它如同都江堰的“鱼嘴”——居枢纽之位，以无可置疑的实力掌控制空权。
这种系出同源，定位不同，互为唇齿的关系，让两型战机在实战中配合默契。
“河海不择细流”，对于成都所设计团队来说，谦虚好学也是他们的优点。歼10CE飞机总师李俊曾说：中巴是相互学习，相互影响。巴方搞的TO资料体系。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触动，他虽然是用户、是需求方，但在当时的联合研制里面，实际上在这一点上是他们来教会我们，或者来指导我们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去搞。后来我们也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就把它纳入到了到我们国内的装备研制里面去了。
活着的遗产，不灭的匠心
1974年，都江堰渠首出土了一尊东汉石像，上刻“故蜀郡李府君讳冰”。两千年前的人们，用这种方式铭记一位奠基者的功绩。李冰的伟大，在于他开启的那条“代代相续”的传承长河，但是，如果没有历朝历代无数“守堰人”的继承与发扬，都江堰不可能在两千余年后依然奔流不息。
“枭龙”Block3亮相迪拜航展
成都所的设计谱系，同样是一部“代代相续”的匠心史。从“枭龙”Block1到Block3的批次迭代，从歼10的基因奠基传承再到歼10CE飞出国门，每一次型号演进的背后，都是一代代航空人的智慧接力。
聊到成都所在设计方面的传承，歼10CE飞机总师李俊感慨良多：当年，宋文骢总师创立了战术性能与工程发展这个专业，我刚参加工作时就刚好在那里。这个专业的一个核心出发点就是要主动去思考技术的发展趋势在哪儿，我们每年要出若干个飞机的总体方案，这些方案不成熟也好，不可行也好，大家都坦然接受，但最终要的是，要创新，要提前去思考，像歼10等很多型号的思路，都是从这些方案里“碰撞”出来的。张爱萍老将军当年给我们题了“创新”这幅字，我觉得应该是看到了我们成都所的特质。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都江堰的活水，从先秦流到今天，犹自润泽千里沃野；成都所的战鹰，从“枭龙”飞向歼10CE，仍在创造新的空中战绩。二者共同印证了一个朴素的真理：任何伟大的事业，都离不开核心基因的坚守和顺应时代的持续迭代。
或许，这也正是“设计谱系化”的真谛：不是简单地复制过去，而是让过去在未来实现永生。（王静宇 彭文晶 聂明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