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江西南部。红军总兵力约三万人，迎击国民党军三十万主力的第三次围剿。历经数月迂回，红军歼敌三万余人，缴获步枪万余支，彻底扭转了一比十的兵力劣势。这组极其反常的实战数据，随后通过地下交通线，秘密传到了租界林立的上海。
鲁迅随即向同在上海的茅盾核实了一个历史细节。他询问带领队伍打破三十万大军围剿的红军主要领导人，其早年的真实履历。鲁迅试图确认，此人是否就是当年在北京大学红楼内谋过差事的一名普通助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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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纸面上的抵抗存在极高风险，经常面临特务暗杀和巡捕搜捕。但其核心作用依然局限于知识分子和部分城市青年群体的思想启蒙。它无法直接改变广大农村地区的土地所有制，也无法正面抵御正规军的炮火。
在赣南根据地，红军开展的是完全不同的斗争形式。毛泽东等人带领的队伍，处于物资断绝、弹药匮乏的重重封锁之中。他们进行的是夺取政权、分配土地的暴力革命。这需要极高的军事指挥能力，同时必须随时准备承受巨大的伤亡。
鲁迅听取了这一客观论断。早年他在教育部任职、居住在北京八道湾期间，虽然与毛泽东同处一城，但缺乏交集。在获悉红军领导人的真实背景与实战成绩后，鲁迅对这支工农武装的关注度直线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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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毛泽东在陕北公学发表了专门的纪念演讲。他根据客观事实，将鲁迅的特质归纳为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1940年，毛泽东撰写了系统性理论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对鲁迅的历史地位给出了官方定性。
如果是普通人，当发现自己干了一辈子的体面手艺，在那些真正提着脑袋干活的人面前其实根本不值一提时，他到底要怎么开导自己，才能咽下这口气，不觉得这半辈子全白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