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政教关系史和佛教史上有桩著名的“三武一宗”抑佛事件——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废佛，唐武宗禁佛和后周世宗限佛，合称三武一宗之厄，佛教界又称三武一宗法难。非常巧合的是，上述四位皇帝都在大举抑佛后没有几年便中年早逝——北魏太武帝死于灭佛后六年(452年)，终年45岁；北周武帝死于废佛后四年(578年)，终年36岁；唐武宗死于禁佛后两年(846年)，终年33岁；后周世宗死于限佛后四年(959年)，终年39岁。而继位的皇帝或继立的新朝又都逐步解除了禁佛，慢慢恢复了佛教活动。于是，佛教界、神学界便利用这种巧合与偶然，宣扬这是反佛遭到报应所致。然而，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一
先来看北魏太武帝之死。北周与隋朝之际的僧人费长房在他的书中说：拓跋氏“至第三主太武帝佛狸世，信纳邪言，毁坏佛法诛僧破寺，涉历七年，恶疾灾身薨”；又说：“魏太平真君七年，太武帝信纳崔浩邪佞谄谀……残害释种毁破浮图。至庚寅年，太武帝遭病，方始感悟。生悔恨心，即诛崔浩。至壬申岁，太武帝崩。”元代僧人念常在他的书中也说：“魏太武帝以疠作，二(三)月五日卒矣。”把北魏太武帝说成是病死的即意在证明所谓因果报应，信佛慕佛的人也都信以为真了。
其实，北魏太武帝的死因很明确——被宦官宗爱杀害的。《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载：“正平二年三月甲寅，帝崩于永安宫，时年四十五，秘不发丧。中常侍宗爱矫皇后令，杀东平王(拓跋)翰，迎南安王(拓跋)余入而立之。”但南安王入宫才七个月，还未正式登基称帝，又“为宗爱所贼”。《北史》卷二《魏本纪二》讲得则更明确：“三月甲寅，中常侍宗爱构逆，帝崩于永安宫，时年四十五，秘不发丧”；又说：“正平二年三月，中常侍宗爱弑逆，立南安王余。十月丙午朔，又贼余。”
那么，宗爱乃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要杀害太武帝，结局又怎样呢？《魏书》卷九四《阉官·宗爱传》略载：宗爱系因罪而为阉人，后历任小职并渐升至中常侍、秦郡公。宗爱天性险恶，行多非法，景穆太子每每衔之。当时给事中仇尼道盛、侍郎任平城等受宠于太子，任职于东宫，渐具权势；二人与宗爱亦不睦。宗爱恐为道盛等弹劾，便罗织罪名，恶人先告状。于是太武帝震怒，斩道盛等于都市，东宫官属多坐死。景穆太子则惊恐忧惧而死，年仅24岁。事后太武帝徐知太子无罪，道盛等冤屈，甚悔之，追悼太子不已。宗爱因惧怕诬告被诛，遂于正平二年(452)三月甲寅犯下弑君之行。之后，他把持朝政，废立皇帝，杀戮皇族；顶着都督中外诸军事、领中秘书、冯翊王等诸多头衔，“坐召公卿，权恣日甚，内外惮之”，但终致群情激愤。同年十月戊申，羽林郎中刘尼、殿中尚书源贺、南部尚书陆丽等发动宫廷军事反政变，杀宗爱及其死党小黄门贾周等，夷其三族，并立高宗为帝。
可见，北魏太武帝并非因灭佛遭到报应而死，而是死于宫廷阴谋及权力斗争、派系倾轧，且系突发事件。宗爱也并非是因对灭佛怀恨在心而刺杀太武帝的，而是怕自己诬告被诛才铤而走险。太武帝从不后悔其灭佛行为；而崔浩的死因则很复杂，但并不是因主张灭佛而被太武帝处死的。
二
关于北周武帝之死，南宋僧志磐引《高僧传》说：“宣政元年六月，帝感疠疾，身疮大发遂殂”；又说：“阙后杜祈入冥，见周武地狱受苦求救之事。”按唐代道宣在其书中说，隋开皇八年(588)，京兆尹杜祈死，三日而复苏，云见阎罗王，又云见到了因灭佛遭报应在阴间受苦的周武帝。杜祈问周武帝，何不注引卫元嵩来。周武帝曰，虽曹司处处搜求，乃遍三界，均不见。周武帝还请杜祈传语世间人，请卫元嵩作福，早来相救。元僧念常则引唐人唐临《冥报记》编造的话，说周武帝死后后悔废佛之事，周武帝云：“为我上闻大隋天子，昔日与我共食仓库，玉帛亦我储之。我今为灭佛受大极苦，愿帝为我助作功德也。”
实际上，北周武帝是因病去世的。《周书》卷六《武帝纪下》载，宣政元年(578)四月庚申(二十三)，“突厥入寇幽州，杀掠吏民，议将讨之。五月己丑(二十三)，帝总戎北伐。遣柱国原公姬愿、东平公宇文神举等率军五道俱入。发关中公私驴马，悉从军。癸巳(二十七)，帝不豫，止于云阳宫。丙申(三十)，诏停诸军事。六月丁酉(初一)，帝疾甚，还京。其夜，崩于乘舆，时年三十六。”由上可知，五月己丑这天，周武帝的身体还好，所以才决定像往常那样御驾亲征，“总戎北伐”。但四天后，武帝就病了，于是暂停云阳宫(在北周都城长安西北方不远处)养病。又过了三天，武帝病情加重，于是下诏罢兵停止北伐。同时，“驿召(宇文)孝伯赴行在所。”孝伯到时，武帝已卧床不起(“遂寝疾”)，“帝执其手曰：‘吾自量必无济理，以后事付君。’是夜，授司卫上大夫，总宿卫兵马事。又令驰驿入京镇守，以备非常。”过了一天，武帝病情恶化，于是下令还京，并下遗诏说：“今遘疾大渐，力气稍微，有志不申，以此叹息。”遂于当夜病逝，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
可见，北周武帝从发病到去世仅有五天，病情是很急的；到了第四、第五天，病情已很危重，武帝本人及随行的御医、大臣、大将们都已意识到难以救治，于是召宇文孝伯托孤并下遗诏；由于其病在北伐出征途中，医疗条件肯定大不如在京城宫中——即使治愈不了也该不会去得那么快。至于在宗教政策方面，周武帝则从无后悔废佛的言行。
三
关于唐武宗之死，当时的日本留唐学问僧圆仁在日记中说：“见说会昌天子三月廿三日崩”，“诸道州县举哀着孝讫，身体烂坏而崩矣。”对武宗的死因首开诋毁。南宋僧志磐又进一步诅咒武宗是“疽发背而殂”，并引《太平广记》曰：“会昌六年，长安有人夜行，经周穆王陵，见人从空中下，朱衣执版，宣言冢尉何在。二吏从墓出曰：‘在此。’朱衣曰：‘录西海君使者何时当至？’吏曰：‘计程可十八日。’朱衣曰：‘何稽留如此？’吏曰：‘李炎坐毁佛教，夺寿去位。当与西海君同录其魂。’……后数日上果病崩”；又说，“三武”抑佛“卒使大法被辱，君臣俱蒙恶报”。又北宋宰相、无尽居士张商英还诘问道，唐武宗废佛，“才及半年而崩者，此又何也？”
而事实上，唐武宗是迷信道教企图长生，服食道士仙丹过量药物中毒而死。《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本纪》载：会昌六年(846)“三月壬寅，上不豫，制改御名炎。帝重方士，颇服食修摄，亲受法箓。至是药躁，喜怒失常，疾既笃，旬日不能言。宰相李德裕等请见，不许。中外不知安否，人情危惧。是月二十三日，宣遗诏以皇太叔光王柩前即位。是日崩，时年三十三”。《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唐纪六四》略载：武宗食方士金丹，性格躁急，喜怒无常。会昌五年秋冬之际，便感觉有疾，然而道士以为是脱胎换骨。武宗秘其事，外人但怪武宗希复游猎；宰相奏事亦不敢久留。武宗久病不愈，以为汉属火德，光武帝便改洛阳为雒阳；唐属土德，不能以王气胜君名。于是于六年三月下诏，改原名李瀍为李炎。武宗从六年正月乙卯起便不视朝，宰相请见也不许，中外忧惧。三月，病重，旬日不能言。同月辛酉，下诏立光王李怡为皇太叔。同月甲子，武宗驾崩。所以武宗是被道教所蒙蔽，以致病情延误，自己把自己害死的。美国汉学家赖肖尔也认为，武宗之死是一直吃“道士长生药的后果”(the results of the Taoist elixirs of life)。
四
关于后周世宗之死，南宋僧本觉在他的书中说，周世宗曾不允士民以钱赎之之请，下令销毁一座大型铜制佛像，“及毁其背，群力皆堕腕而死，遂停其半”。元代僧人念常在他的书中说：“世宗北伐，病，背痈糜溃而崩于道”，就是说他因毁佛像之背而背部糜溃，意即理应有此报应。南宋僧志磐则引《谈苑》说，周世宗因亲自持斧镵破镇州大慈悲铜佛像面胸，故于北征途中疽发于胸，并于归京师后殂；又引《神应录》所编神话云：“汴都将士周百胜，年老家居，蔬食念佛。一夕梦黄衣吏追入大城至官府。主者令引观地狱，见一人黑色卧大銕状，狱卒持凿破其胸，灌以铜汁，叫声不可闻。百胜惧，念佛求退。追者曰：‘汝已是佛弟子，不必惧。’百胜问：‘囚者何人？’答曰：‘此柴(荣)帝也。因毁佛致此罚。’百胜曰：‘我故君王也，何时得脱？’追者曰：‘初录其人。’至时王责(主者？)曰：‘世间周通钱尽时方脱此罪。’追者引故道出城门。闻寺钟鸣，遂觉。百胜常以语人，闻者为之悲惋。”这则神话编得可谓活灵活现，其意在影射周世宗曾销毁部分铜佛像及法器铸钱，又曾下令用投石机击打真定大铜佛像并击中佛乳，故有此报应。
而历史的真相是，后周世宗也是病逝的。《五代史补》略载：显德六年(959)，大举北伐契丹，世宗亲征，车驾至瓦桥关，探逻是实，甚喜，以为大勋必集。世宗登高阜，因以观六师。顷之，有父老百余辈持牛酒以献。世宗问曰：“此地何名？”对曰：“历世相传，谓之病龙台。”世宗默然，遽上马驰去。是夜，圣体不豫。翌日病亟，有诏回戈，未到瓦桥关而晏驾。《资治通鉴》卷二九四《后周纪五》略载：显德六年五月乙巳朔(初一)，瓦桥关关南悉平。丙午(初二)，世宗宴诸将于行宫，议取幽州。诸将以为：“陛下离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此不世之功也。今虏骑皆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世宗不悦。是日，还宿瓦桥关，世宗不豫。壬子(初八)，世宗自雄州南还。甲戌(三十)，世宗至大梁。六月癸巳(十九)，大渐，世宗召范质等入宫受顾命曰：“王著，藩邸故人。朕若不起，当相之。”是日，世宗殂，年三十九。可见，世宗从发病到去世历时一个半月许。《旧五代史·周世宗纪》说其崩于万岁殿，《新五代史·周世宗本纪》说其崩于滋德殿。这无关紧要，病逝于京城皇宫中应是事实。
由上可知，周世宗病逝应与他鞍马劳顿过度有关(出征四十多天后发病)；且在军中，医疗条件又大不如京城。后周世宗和北周武帝的死因是比较相似的，即都是在北伐游牧民族政权的进军途中发病的，且病程都较快。
应当说明的是，古代的医疗卫生条件、医学药学生理学水平比今日差得低得很多，因而人们的平均寿命也比今日短得很多。这四位皇帝确属早逝，但其早逝的程度和年龄段至少也相当于今日五六十岁逝世这个程度和年龄段。
综上，佛教界、神学界企图利用这四位都曾经抑佛的皇帝均早逝短寿的巧合来鼓吹宗教迷信，用因果报应来恐吓人们。而其实那些传说神话都是无稽之谈，恐吓是徒劳的。宗教神学势力必定要逐渐衰落、外来宗教必定要逐渐中国化，这是客观规律和必然的历史进程。当然，如果这四位曾经抑佛的皇帝不早逝，这个进程也许会更快一些。马克思指出：“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这四次抑佛一次比一次温和、文明、趋于理性，最后不再流血——北魏太武帝灭佛杀人很多，北周武帝废佛杀人很少，唐武宗禁佛基本没杀人，后周世宗限佛没杀一人，便是偶然性纳入总的发展过程、并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的明显表现之一。（节选自《黑龙江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