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亮，号秉明，柳峰乡国岭村人，1915年生。
他自幼天资聪颖，不苟言笑，乡民都认为他将来必成大器。18岁时毕业于杭州高级中学，1935年下半年曾在泰顺县第四中心小学（校址在雅阳）担任教员，1936年1月在陕西省政府担任事务员。
董仲儒，字子静，号新吾，仕阳镇严山村人，1913年生。
1933年至1935年担任归仁高等小学校长期间，他辛勤教学，诲人不倦，善于启发开导孩子，闻名于乡里。1936年1月，在江苏无锡地政局任职，次年7月转到嘉兴县政府担任事务员，实际承担助理秘书工作。
林清，字衡甫，罗阳镇北内人，1918年生。
林清家境贫寒，在罗阳完全小学毕业后即失学，但他好学之心未减，后经人介绍到嘉兴县政府担任勤务员。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接连侵占了平津、上海。嘉兴地处铁路交汇点，位置险要，濒临前线，县政府几乎全部动员，投入抗战。
其时，嘉兴城内以及新塍镇都处于仓皇离乱之中，很难再筹措到粮食物资。于是，翁县长带人前往桐乡一带督导采办事宜。
11月17日深夜，日寇又攻陷松江，并进军嘉兴县，兵锋直指嘉兴城郊。日寇的先头部队悄悄潜入嘉兴的新丰镇，其他如东栅、塘江、王江泾和吴江的盛泽等集镇也相继沦陷。
至此，嘉兴已是兵临城下，岌岌可危。翁县长紧急命令各乡镇切断要道桥梁，但日寇均备有橡皮艇，嘉兴纵横密布的水系依然阻挡不了日寇侵略的脚步。
17日夜里，数十名日寇从吴江县盛泽镇沿公路悄悄潜入新塍镇，躲藏隐匿在该镇西栅财神庙内。11月19日下午5时许，日寇乘坐橡皮艇冲向行署所在地新塍镇，并将8名行署职员加上勤工、壮丁以及船员共15人掳押于新塍镇西栅财神庙内。
进犯嘉兴的日寇隶属于日军第六师团，大多来自虾夷（北海道）族群，凶狠野蛮，杀人成性。日寇的士兵先于庙北门外设置机关枪两挺，枪口均朝向庙内。然后，进入庙内搜查，用刺刀紧贴着被掳者的身体，凶狠残暴地进行逼问。
拷问大概经过一小时后，两名日寇将真的潘介以及另一名说普通话的人带出，强迫命令他们去购买米粮，潘介因此乘机逃脱。
接着，日寇又使用拷打、割耳朵等种种酷刑，逼迫被掳者就地投降，但被掳者个个大义凛然，无所畏惧。
王维亮怒斥：“我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怎能降你倭寇！”在这生死时刻，被掳志士们视死如归，纷纷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其声震撼人心。
这更加激怒了日寇，寇兵用枪顶住余下十余人的胸膛，步步逼向庙西河滨边沿和庙后桑地之间。
眼看大屠杀就要开始，被掳志士拳打脚踢，奋力反抗。一刹那，13位壮士相继遇难，有的被斩首，有的被断肢，有的被挖心，有的被剖腹。奋力搏斗的王维亮、董仲儒二人甚至被碎尸数段，血肉模糊，惨绝人寰。这就是当时震惊全浙江省的“嘉兴惨案”。
11月20日中午，日寇撤回盛泽后，新塍镇同胞闻听此事，无不同仇敌忾，义愤填膺。在新塍小学教师陈景华和新塍商会的带领下，当地居民将13具残缺不全的尸体分别收拢，草草埋葬于庙后桑地。
因埋葬时的浮土太薄无法掩盖尸骨，又恐遭野狗的啃噬，附近善良的农民自发起来，重新为烈士遗体覆盖上厚土。
1940年3月，嘉兴乡绅王梓良、张木舟等人发起，组成新塍区建墓委员会，由陈景华等人将十三具遗骸收拾入瓮，重新移葬于宋代古刹能仁寺四大金刚殿前，以寺前一株参天古银杏为坐标，瘗埋处距该树西南向23米处。骨瓮以环状排列，地上则建塔立碑，碑名“民国念六年冬嘉兴县政府殉难十三烈士之墓”。
此后，当地汉奸李冠军、沈静之等人视墓塔石碑为眼中钉，竟于1942年冬偷偷将其毁除。但烈士遗骨尚在，迄今仍静卧于能仁寺小蓬莱中古树厚达三尺的泥土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