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拉加夫·查达的离开，平民党正面临一种谁都未曾预料到的危机。
印度地方政治长期以来带有浓厚的家族色彩。全国会议党属于阿卜杜拉家族，民族人民党属于拉鲁家族，德拉维达进步联盟与卡鲁纳尼迪家族、斯大林家族密切相连，阿卡利党由巴达尔家族掌控，至于湿婆军，塔克雷家族也曾长期把持，直到后来失去控制。这样的模式早已十分清晰：有号召力的创始人、家族式接班，以及对党内机器的牢牢掌控，几乎不给内部民主留下空间。
阿尔温德·凯杰里瓦尔领导的平民党原本被寄予厚望，外界曾认为它会有所不同。这个政党诞生于2011年安娜·哈扎雷发起的反腐运动，曾承载一种新政治的承诺——透明、参与和问责。但十多年过去，平民党如今开始变得令人不安地熟悉。
平民党的出走潮并非始于昨日。约根德拉·亚达夫、普拉尚特·布尚、阿舒托什等创始成员多年前就已离开，他们给出的理由虽表述不一，核心却大致相同：凯杰里瓦尔作风专断，不能容忍异议，并且本能地将一切决策集中到自己手中。
如果说创始元老的离开还可以被解释为理念摩擦，那么近来这一波退场就更难轻轻带过。拉加夫·查达、斯瓦蒂·马利霍特拉、桑迪普·迪克西特，这些人并不是心怀不满的创始成员，而是凯杰里瓦尔一手提拔、力挺过的亲信和门生。当连你亲自挑选的接班人都选择离场时，外界很难不认为，事情确实已经出了严重问题。
数字说明了一切，也让人难言乐观。平民党在联邦院的10名议员中，如今已有7人与该党分道扬镳。其中一些人，比如拉加夫·查达，曾为党内带来年轻活力和策略上的敏锐度。另一些人则带来了资金实力——他们是以商人身份获得提名的人选，这也是各党在现实政治交易中都会面对的一部分。当执法局和中央调查局找上门时，许多资金支持者便悄然消失了。
这些人的离开带来的后果，并不只是形象受损这么简单。平民党在联邦院的力量至少倒退了10年。联邦院是法案经受检验的地方，是反对派建立联盟的地方，也是全国性政治信誉得以确立的地方。失去7名议员，不只是让席位变得稀薄，更削弱了平民党在全国政治中以小搏大的能力。
眼下，平民党最关键的考验在旁遮普。这是它仅存的一个邦级政府。执政将近3年后，该党已经开始面对反执政情绪带来的冲击。它之所以还能在补选中存活下来，与其说靠的是自身表现，不如说更多得益于国大党、印度人民党以及阿卡利党不同派系之间分散了反对票。
如果旁遮普党组织内部出现明显裂痕，政府本身就可能直接受到冲击。无论是倒戈、内部反叛，还是公众信心崩塌，只要缺口足够大，都可能让平民党在耻辱性失去德里之后，再遭受第二次沉重打击。失去德里已经很痛，若再失去旁遮普，问题就将上升到生死存亡的层面。
凯杰里瓦尔在德里酒类政策案中获得的那一点法律层面的缓解，很快就被不断累积的观感压力抵消。腐败指控、高调退党以及德里选举失利，叠加在一起，已经把平民党推入一种几乎只能被称为生存危机的境地。这个政党最有力的政治资产——它自称与其他所有政党根本不同——如今已被严重侵蚀。
至于在古吉拉特的扩张雄心，本就不算强烈，如今更可能被彻底搁置，因为该党不得不转而处理自身内部的裂缝。
还有一个动向值得关注：凯杰里瓦尔的妻子开始更频繁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这也难免让人联想到赫曼特·索伦陷入法律麻烦后，卡尔帕娜·索伦在贾坎德解放阵线中的崛起。她的出现究竟意味着一种家族接班的预备安排，还是仅仅出于配偶间的支持，尚难断言。但无论如何，这都进一步削弱了平民党创党时所塑造的神话。
凯杰里瓦尔曾经依托一场公共运动，真正建立起一项非同寻常的政治事业。但运动需要氧气，需要异议、辩论和分散式领导。如今的平民党，更像是一间封闭的房间，中央只有一个人。接下来的道路不只是政治上艰难，更要求这位领导人认真反思：他究竟是想领导一个政党，还是只想经营一场一个人的表演。历史一再表明，后者往往很难比其本人活得更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