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人们最常记得的，是那句几乎正式宣告冷战来临的话：“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一道铁幕已经落在欧洲大陆之上……”但查尔斯国王和卡米拉王后本周准备短暂跨越大西洋时，简报材料里想必也会提到，丘吉尔当时还提出了另外两项他认为同样重要的主张。
其一，是英语国家之间应建立“兄弟般的联合”；其二，则是英国与昔日殖民地、如今已经成长为美国的国家之间，应当形成一种“特殊关系”。
其中含义再清楚不过：无论是这种联合，还是这种关系，都可以也应该被精心维护和保存，以此对冲那些可能席卷、压倒并腐蚀战后世界的种种异质野蛮力量。
不到20年后，也就是1963年，我亲身感受到，这种关系远不止“特殊”二字可以概括。它几乎称得上卓越非凡。
那年我正好有一段空档，决定用整个夏天在美国搭便车旅行。我当时17岁。5月中旬，我从加拿大西部出发，经由华盛顿州布莱恩的边境拱门进入美国，然后伸出拇指开始上路。那是一段总计38000英里的不间断冒险。
其中一个高光时刻，是我在密歇根州一个偏远角落参加一场活动时，意外与肯尼迪总统握了手。有人把我推到警戒线前，大声说：“总统先生，这孩子是从英国伦敦来的！”
三个月后，我取道缅因州边境小镇加来离开美国，前往加拿大，再踏上回家之路。我数了数身上的钱：整趟旅程总共只花了18美元。美国人的慷慨与好客，实在令人吃惊。
我的背包上挂着一面小小的英国国旗，这对好奇的人来说简直像磁石。常常有汽车猛地停下，司机招呼我上车：“孩子，想去哪儿？”他们都想问我英国火车大劫案，问克里斯廷·基勒和约翰·普罗富莫，当然，几乎人人都会问：你见过女王吗？
再过十年，我就可以对这个问题回答“见过”了。我至今仍清楚记得，当时丘吉尔在富尔顿提到的那两种现象——英语世界的联合，以及英美特殊关系——依然生机勃勃。1976年7月4日美国庆祝建国二百周年前后，我为《卫报》报道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那次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访美行程，对这一点感受尤深。
这次访问原本可能颇为尴尬。美国人兴奋而自豪地庆祝独立，却要在一位君主面前举行庆典，而他们的祖先当年正是从这位君主的祖先手中激烈挣脱出来的。
但最终，这趟访问大获成功。菲利普亲王一路妙语连珠，女王此行则像一道处理得恰到好处的舒芙蕾，把和解与祝贺轻巧地融合在一起。女王还带来了分量十足的礼物：一份手工制作的《独立宣言》赠本、一口全新铸造并将悬挂在费城的自由钟复制品，以及林肯大教堂慷慨出借的一份珍贵《大宪章》抄本。
整个气氛都十分轻松。在白宫国宴上，女王与福特总统共舞。后来在一场小型私人聚会上，她甚至放松到开起了略带荤味的玩笑。她提到，晚宴上一位身材颇为臃肿、由前警察转任政客的人，看上去像是把警棍藏在晚礼服裤子里。我接话说，他大概只是因为见到您太高兴了。她随即仰头大笑，笑得十分痛快。
那时候，特殊关系看上去依然健康，更重要的是，它仍然保持着平衡，几乎处于一种完美的均势。
英国人依旧尤其敬畏美国的技术成就。就在四年前，一位来自芝加哥的海军飞行员和一位来自新墨西哥州的地质学家曾漫步月球表面，这件事至今仍足以令人着迷。
尽管伦敦舆论圈的大多数人都对“水门事件”揭露出的腐败深感震惊，但美国民主制度的复杂机制依然如开国元勋当初设想的那样运转：媒体揭露罪行，司法系统将有罪者送进监狱，主要责任人尼克松总统则黯然下台。这一切令人印象深刻，甚至值得赞赏。
这种好感是双向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人依然热爱他们一向热爱的那个英国：悠久的历史——这是他们自身相对缺乏的；各种仪式感、庄重、从容、乡村风景、酒馆、英国广播公司、劳斯莱斯，甚至还有板球。正如女王短暂停留期间所引发的热烈追捧所显示的那样，他们也迷恋王室这一概念本身。
诚然，几个世纪以来，英国王室并非没有发生过令人不快的事情：斩首、溺死在马姆齐甜酒桶中、退位风波。但在大多数美国人眼中，王室所体现出的延续性与克制，依然令人羡慕。
在我2011年成为美国公民之前，一位看上去毫无幽默感的移民官曾对我进行了严格盘问。有一个环节，他语气颇为尖锐地问我，是否同意像法律要求的那样，放弃对任何“外国亲王或君主”的效忠。因为他在材料里看到，我在2006年曾获授英帝国官佐勋章。
他语气生硬地问：你愿意放弃它吗？我回答说，当然愿意。听到这话，他那张公事公办的脸忽然露出笑容，说只是测试一下，我们从不会真让你这么做。“毕竟，她也不算什么外国君主。”
随后，他又开始问起白金汉宫，问授勋仪式是什么样子，还问他们会不会给茶喝。答案是：不会。
不过，这位官员的和气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在过去几十年里悄然加深的现实：两国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不仅性质变了，更重要的是，平衡也变了。
英国人仍然为美国层出不穷的科学和工程突破所吸引，比如互联网、手机、万维网——尽管后者的英国起源常常被方便地遗忘。但英国社会对华盛顿如今庞大且近乎帝国式的权力，也越来越愤怒和不满。这种情绪，或许源于英国全球主导地位彻底丧失之后，那种无可回避的失落感。
而这种愤怒是真实存在的。看过“九一一”当晚英国广播公司节目的观众，恐怕很难忘记当时那位美国大使的困惑与几近落泪的神情。面对演播室观众，他显得手足无措，因为那些人似乎并没有完全同情这场仍在展开的悲剧，甚至还有不少人暗示，也许美国早该被压一压气焰，甚至可能是咎由自取。
在美国一侧，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在同一时期，他们曾经热爱的那个英国，也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也有人会说，这种演变其实开始得更早，早于战争，早于丘吉尔，甚至早于富尔顿演讲。诗人约翰·贝杰曼早在1936年就曾隐约感受到这种变化。那一年，乔治五世去世，继位的爱德华来到伦敦。与前任相比，他显得截然不同。贝杰曼写下了当时一些人心中的不安：
乡间宅邸里的老人听着钟声滴答，穿过厚厚地毯，声音沉闷而迟缓，那些从未欺骗、从未怀疑的人，按月领受圣餐，只是坐着凝望，望向跑道尽头延展开来的新郊区，一个年轻人不戴帽子，从空中降落
那曾是美国一度钦佩的英国，也是那样一群英国人。这个古老国家或许很早就开始了变化，但特殊关系的魔力仍然延续了许多年，我本人也曾愉快地亲历过。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乐观者坚持相信那种魔力依旧存在。前面提到，我在2011年成为美国公民。入籍仪式就在7月4日独立日那天举行，地点是波士顿港“宪法号”这艘古老风帆战舰的后甲板上。
我的朋友兼邻居、英国外交官、长期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布赖恩·厄克特爵士，也来现场观礼。他和我一样，长期为美国所吸引。那天他深受触动，随即也申请了美国国籍。当时他已经95岁。等到获批时，他已98岁。在此后生命中的最后三年里，他快乐得像得了双倍好运的人。
他曾对我说，没有什么比同时成为两个自己深爱且敬佩的国家的公民更美妙了。而在他看来，这两个国家也依然彼此热爱、彼此敬重。这对“伴侣”的关系，仍然非常特殊，而且一定会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