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过去已经三年三个月了，很多事都恢复了原样，只有大学的门，至今还半开半合。想进北大清华转转，得先抢预约名额，跟春运抢票一样难，没抢到？找黄牛，两百起步，甚至三百往上。
2025年9月，清华大学通报说，两名教职工因为带人进校被拘留了，还有学生勾结“黑导”发展下线，赚了不少。通报措辞罕见地强硬，媒体也轮番追问：大学属于谁？该怎么开放？
可骂完之后会发现，这些高校还是那样，装睡的继续装睡。门，就是不开。
说起来你可能不信，中国的大学，曾经是没有墙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中国的大学，经历过一个“有墙—拆墙—建墙—封门”的过程，每一步都走得热闹，每一步又都透着荒唐。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学搞过一阵“开门办学”。什么叫开门办学？就是老师学生走出校门，到工厂农村去，到工农兵中间去，还把人请上讲台。1967年《人民日报》介绍同济大学的改革，让学校、设计单位、施工单位三结合，搞教学、设计、施工一体化；1969年复旦大学办“五七文科”，要在“三大革命的第一线办文科”。那阵仗，轰轰烈烈，大学与社会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边界可言。
当然，这种“开门”后来走了样，也不必多说。但至少那个年代的人还记得，大学是可以随便进的。2006年以前，北京的大学基本都是随意进出，去北大逛逛三角地、听听讲座、买买书，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那时候的校门，不过是一个通道，不是一道闸。
后来墙就慢慢砌起来了。
说起来，中国的大学本来就有围墙。不是这几十年才有的事，而是从根子上就带着的。几千年来，有城就有墙，宫有宫墙，园有园墙，庙有庙墙，老百姓的院子也要砌一圈墙。钱钟书把婚姻比作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这话搁在今天的大学身上，倒也贴切，只不过想进来的人要托黄牛，想出去的人得找教务。
北大的围墙问题，绕不开一个人：陈平原。这位北大教授说，理想中的大学应该没有围墙，任何一个公民，只要有时间有精力，听得懂相关课程，大学就应该向他们开放。他还讲过一件事，说当年沈从文报考北大名落孙山，就在北大旁听课程，后来成了大作家。换了今天，沈从文大概连校门都进不去，更不用说坐在教室里听课了。
其实北大自己也不是没拆过墙。1993年，北大推倒了南门外600米长的围墙，建起2.5万平方米的商业街，成了国内最早拆围墙的高校。那年头的大学，开始琢磨着走向市场，和社会打成一片。可到了2001年，这面墙又被砌了回去。陈平原的分析是，拆墙象征着大学走出象牙塔、强调市场与社会，而重建南墙，则是因为意识到此举冲击了教学科研水平，使原本学理深厚的北大变得急功近利起来。可笑的是，北大不因为有了围墙和不让人进就变得不急功近利！然而有形的围墙拆了又建，无形的围墙建了又拆，大学在世俗化和低俗化之间反复横跳，始终找不到一个舒服的姿势。
疫情期间，全中国的大学都关上了门。起初是因为防疫，进出要登记，要测温，要审批，后来就是“非必要不出校”，再后来，解封了，校门却没有跟着开。绵阳城市学院的学生在留言板上骂，说学校从2020年就开始封校，到了2021年底还在用钉钉请假审批，没疫情的时候也打着安全的名义不让出门，教职员工家属反倒来去自如。这位学生的质问在今天的回响更大了：为什么连自己学校的学生想出门都难如登天，外面想进来的人却被黄牛明码标价？这道墙，到底是在保护谁、又在把谁关在里面？
三年过去，墙留下来了，而且越砌越厚。2025年寒假，“参观清华”小程序显示节假日每日只放6000个名额，还要抽签，北大的预约名额更是连公开数字都没有。全国147所“双一流”高校里，超过一半的程序上允许公众入校，但基本都要实名、限额、报备审批。
不过，真正让这道墙变得荒诞的，不是它有多高，而是墙里墙外都在做的事。
墙外面，黄牛们把进校名额炒成商品，200块起步，有教职工参与其中被拘留；墙里面，绵阳城市学院的学生们两年出不了门，连“非必要”的边界在哪里都说不清楚。有网友在热搜上讽刺：“要是自家孩子在客厅学习，你会把电视开到最大声吗？”话是有点糙，但道理不糙，大学的门是用来学习和交流的，不是用来锁着玩的。更扎心的是网友的质问：“管控越森严，越容易滋生黄牛、黑导游”。
有人拿外国大学说事，说人家没有围墙，没有保安，想进就进。北大秦春华教授专门写文章解释，说美国大学之所以没围墙，最根本的原因是“不需要”三个字：斯坦福占地35平方公里，砌墙成本够再建两所分校了；哥大夹在曼哈顿的街道之间，想围也围不起来。围墙和大学精神，或许风马牛不相及。不过“没围墙”是“自由开放”的一种象征，恐怕也不是牵强附会。
反过来也一样，有围墙不等于就要把门锁死。国外大学不需要围墙就能保障安全和秩序，不等于我们有了围墙就必须把所有人都挡在外面。
再说回北大学生沈从文的旧事。没有沈从文，照样会有李从文、王从文。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教室、一张课桌、一个聆听的机会。而今天的大学，给不了。2023年，一个在河南三本上学的女生想去北大旁听暑期课程，提前七天守着小程序抢预约名额，秒没。她绕着北大探了5个校门，发现每面围墙都加了铁丝网，两米半高，把她隔绝在外面。
这个时代不缺高楼大厦，不缺五星级酒店里的学术会议，不缺收费上万块的“清北研学团”。缺的是一道真正打开的门。
北大门口的铁丝网还在加高，清华门外的黄牛还在加价。校方说“安全”，说“秩序”，说得冠冕堂皇。可老百姓心里都明白，这堵墙保护的不是师生的安宁，而是某些人既得利益和安全感的体面包装。
北大的故事告诉我们，三十年拆了又建，墙外的商业街墙里头的书桌，谁赢谁输，大家都看得清楚。围墙这东西，砌得越高，人心就越远。而人心一旦远了，再想拉回来，就不是拆一堵墙那么简单的事了。
大学的门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打开？这个问题，也许比我们想象的要沉重得多。但历史终究会给出答案：一道关上的门，不可能永远关着。真正的问题不是开不开，而是当门打开的那一天，围墙里的人还愿不愿意走出来，围墙外的人还记不记得进去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