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法国民议会通过文物归还法案，中国流失文物离“回家”还有多远？

170比0！4月13日，经过6小时辩论，法国国民议会一致通过一项简化文物归还程序的法案。接下来，法案及其修正案需在6月底前提交参议院再次审议，一经通过即可立法生效。

这被视为法国殖民文物归还领域的里程碑——首次以“框架法”取代“逐案立法”，为1815年至1972年间非法获得的文物，建立整体归还机制。从非洲多国文物，到中国圆明园流失文物、敦煌藏经洞文书，均被纳入潜在范围。

这是否意味着，“流落”法国的中国文物离“回家”更近了？

有条件的转折点

眼下，来自阿尔及利亚、马里、贝宁等国的归还请求，正不断涌向法国。

此次投票前，参议院已于1月底一致通过上述法案。

13日当天，国民议会现场气氛总体平和，但各党派仍有交锋：左翼议员强调正视殖民历史；中右翼议员引用法国文豪雨果的话，称终有一天要把圆明园文物归还给中国；极右翼议员则批评这是“忏悔叙事”。

尽管立场仍有分歧，但到了投票环节，意见出奇一致。究其背后，经过近10年的酝酿，“可以归还”在法国政界逐渐成为共识。

作为前殖民大国，法国在文物归还上一直行动迟缓。一个关键卡点在于，法律规定，公共馆藏“不可转让”。文物归还必须逐案立法“破例”，程序复杂、周期漫长。

转折出现在2017年，刚上台的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表示，非洲文物不应只留在欧洲，并承诺5年内推动归还。

这是法国首次在总统层面正面触及这一议题，既是对历史的回应，也有重塑法非关系、提升法国影响力的现实考量。

不过，从表态到落地，推进并不顺畅。

2018年起，法国宣布向贝宁归还26件文物，但直到2020年才完成立法，2021年才真正交接。

随着非洲国家持续发出归还请求，“一事一议”的方式越来越跟不上节奏。最终，法国选择换一套思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李庆明指出，从不同角度看，法国此次立法，都是殖民文物归还领域的里程碑事件。

法律层面，法国首次以“框架法”取代“逐案立法”，这是对《文化遗产法典》中“公共财产不可转让”原则的首次系统性松动，意味着归还可以批量推进。

话语层面，议会辩论中明确使用“非法占有”“剥夺”等表述，实质承认殖民掠夺的不正义，标志着法国政治精英层态度松动，具有“话语解放”意义。

程序层面，文物归还从“一事一议”的个案立法，转向“一类一策”的分类处理，大幅提升制度容量。

不过，李庆明也提醒称，短期来看，这更像一个“有条件的转折点”，象征意义仍强于实际效果。

门槛降低是相对的

国民议会这一关过了，但立法还没走完。接下来，法案还要重回参议院再次“过堂”，立法程序才算收尾。

但程序之外，更关键的问题是——谁来决定“还不还”。

法国文化部长佩加尔说得很直白，法案设计了一套严格控制的程序，以确保“任何缺乏依据、或可能危及国家藏品安全的请求，都不会迫使法国作出积极回应”。

换句话说，门虽然已打开，但钥匙仍握在法国手中。

除了主观意愿，法案在制度上也设下不少“关口”。

归还要求谁能提？只有国家，博物馆、部族、个人都不算主体。

审批程序怎么走？要过两道关：先由双边科学委员会评估，再由法国文化财产归还委员会拍板，而主导权基本都在法方。

可以归还什么？范围明显收窄：时间锁定在1815年至1972年之间，军事战利品、档案材料和部分考古成果一概排除。

这意味着法国16世纪对美洲的早期殖民掠夺不包括在内，阿尔及利亚想要法国归还的大炮，也被挡在门外。

此外，法案还有一个隐藏细节：它是一条行政路径，不是司法路径，一旦法国拒绝归还，请求国几乎没有强制执行的办法。

李庆明指出，法国的机制创新值得肯定，但并没有真正赋予原属国“归还权”。形式上的门槛确实降了——程序简化、周期压缩、决策层级下移，但实质门槛依然存在。

先看举证责任，请求国需证明文物属于“非法占有”，对19至20世纪文物来说，溯源要求极高；

再看科学审查，双边科学委员会审查标准尚未明确，存在主观裁量空间；

接着是保管承诺，法案要求请求国承诺“公众可及性”和“防止再次流失”，可能引发主权敏感问题。

最后是排除范围，军事文物、私人藏品以及1815年前文物被排除在外，使大量争议性文物仍游离于机制之外。

文物“回家”有多远

长期以来，流失文物无法“回家”，一直是个公认的国际难题。关键原因在于，现有国际规则“管不到过去”。

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公约、1995年国际统一私法协会通过的公约，都不具追溯力。大量更早流失的文物，天然在规则之外。

中国的情况更复杂。海外公私收藏的中国文物规模约1500万件，其中约一成被认为属非法流失。

据公开资料，法国收藏着大量中国文物，其中一些圆明园文物、敦煌文献等，源自殖民时期的掠夺，成为中国文物流失的直接见证。

近年来，随着一些前殖民国家加大历史反思，文物返还逐渐升温。德国、荷兰陆续归还大批文物。

中国同样也有文物回归进展。2013年，法国企业家推动圆明园十二生肖鼠首、兔首铜像回归；2015年，中国国家文物局还从法国追回甘肃秦公墓地被盗金饰片；意大利也多次向中国返还被盗文物。“十四五”以来，已有500余件（套）流失文物回国。

在此背景下，法国最新举动意味着什么？对中国文物“回家”有何影响？

李庆明指出，从国际上看，法国属于“先行者但非领导者”。在立法化、行政化方面，比立场保守的英美积极；但在范围广度和执行速度上，相较德国、荷兰并没有全面领先。

对中国而言，“最新法案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三点。”李庆明说。

制度上，它使得圆明园文物、敦煌文书等长期悬案，首次获得官方追索通道，可援引法国国内法进行权利主张，不再是过去“外交协商、舆论施压”的单一模式。

话语上，法国议员公开提到“归还中国”，为中国提供了道义和舆论筹码。中方可据此要求法国政府将承诺转化为具体案件，形成“法律—外交”联动压力。

国际上，作为文化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法国的立法行动，对日本、英国等持保守立场国家形成压力和外溢效应；也为中国推动多边文物归还机制提供先例支持。

总体而言，“机会窗口已经打开，但并不意味着正义会自动实现。”李庆明提醒称，文物要真正“回家”，还得在科学溯源、法律论证和外交谈判三条线上同时发力，把法国的承诺一件件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