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
茶叶公会提供了全市八百一十九家茶叶店的店号、地址和老板姓名，但并不知晓老板配偶的姓名。吴世富、江力又去工商局问问是否有这方面的信息。上海市工商局表示，说市工商局不办理工商户登记手续，你们可以去各个区调查。这样，两人只好一个区一个区跑了。
当时，上海市有三十个区，区级工商局尚未建立，工商业的一应事务是由区政府所设工商股或者独立团体工商联负责的。两个警察骑着自行车折腾了五天，跑遍了三十个区，可是，调查结果令人沮丧：各区的工商登记资料不一，据接待人解释，这方面市工商局并无规定，所以不同的办理人就有不同的做法。
吴世富、江力大失所望，在大约五分之一有家庭成员情况的茶叶店登记资料中，并没有发现罗丽玲其人。可是，活儿还得干下去，两人只好采用最笨的办法——全市各医逐家茶叶店一一访查。原以为把八百一十九家茶叶店一家家访查到，必能查到罗丽玲的下落，可是，两人跑了一个星期，竟然没有一家茶叶店老板的家眷中有罗丽玲其人！因为有罗丽玲其人的那家茶叶店已经关门歇业了，而且是在上海解放前歇业的！
两人现在只能去翻查国民党政权留下的旧档案了。这时，档案局的工作人员听他们说了一应经过，给两人出了个主意，你们与其徒劳地去查阅旧档案，倒不如去几个中心城区的茶叶店打听罗丽玲其人。
接下来的事实证明档案局的工作人员的这个思路是对头的。吴世富、江力如此打听了几天，新成区重庆中路“义仁泰茶叶店”的老板反映说，曾在敝店做过账房先生现已回家养老的张先生来敝店小坐：卿天时言及此事，张先生告知嵩山区金陵中路上的原“协成茶叶店”有此女，系“协成”叶老板的续弦。叶老板前年已病亡，此后“协成”就歇业了。
派出所随即向市局报告此事。吴世富、江力立刻前往嵩山区金陵中路派出所，打听到该所管段内以前确实有一家“协成茶叶店”，已经关门；户籍档案中表明“协成”原址有一个名叫罗丽玲的女子。
户籍警把罗丽玲叫到了派出所，侦查员跟她谈下来，证实之前莫奇琴所言不谬。不过，她并不知道史宝和是“保密局”特务，只知道他是十六铺的海产经纪人，她曾数次去十六铺取新鲜海产品，每次都看见史宝和在茶楼里和一帮经纪人喝茶抽烟谈笑风生，也确实看见有渔民来找他去跟渔行谈交易。警察问后来那个史宝和去哪里了。罗丽玲说，两年前她就跟史宝和分手了，后来再没见过面。不过，她知道史宝和住在榆林区龙江路兴福里。
吴世富、江力于是去了榆林分局，查知该区龙江路兴福里果然有史宝和其人，其公开职业是海产经纪人。
1949年12月9日清晨三点，史宝和在龙江路家中被侦查员抓获，随后立刻被押解至福州路市局讯问。至当天中午，史宝和交代了自己的“保密局”特务身份以及其在上海解放前夕接受毛森指令受命潜伏的全部罪行，并交代了其手下五名特务的姓名、住址。
当天下午，那五名特务全部落网。政保处侦查员对他们的住所进行了搜查，搜得一些特务活动的武器、密码本和经费等，但并无电台。
市局政保处二科科长钱融清受命负责对被捕特务逐个讯问下来，警方得知在半年时间里，史宝和带着五名下属一共收集了五十六条情报，涉及中共军政干部与民主人士的住址以及物价、社情等方面。
收集到的情报必须传送给台湾“保密局”总部。该小组是通过什么途径传送情报的呢？那五个小特务都说把收集到的情报交给组长史宝和了，于是就政保处就盯着史宝和审问。史宝和交代，当初毛森向他下达潜状使命时对他说，可以给他这个小组配备电台和报务员，该电台除了负责史宝和那个小组跟总部的联络，还须负责另一个小组的情报传送任务。
史宝和一听就不乐意了，之前有过一次险遇，就是因为地下电台被发现后受到日本方面追踪，差点儿让“七十六号”的特工给毙了。自此，史宝和的脑子里就形成了一个概念：电台容易暴露，由于史宝和不愿意接受电台，毛森只能把电台发给另一个小组，史宝和将收集到的情报译成密码后交给电台小组传送给总部。
具体做法是，小组成员把收集到的情报集中到史宝和手里，史宝和把这些情报译成密码，用蝇头小字誊抄在绵纸上，然后前往他每天必去的十六铺“五峰茶楼”。茶楼二楼有一个常年订下的位置，他在这个位置的玻璃窗上贴一张佯装不小心被茶水打湿的一千元钞票，到钞票晾干后才揭下。
次日，在茶楼门口他会遇到一个右脸有一道疤痕的少年乞丐，他就把写着情报的绵纸夹在钞票中施舍给乞丐。这就是史宝和传送情报的过程。至于台湾方面的指令是怎么传送给他的，他至今还不清楚，因为潜伏半年多以来，他还没有收到过任何指令。不过，当初受命潜伏时已经交代了接头暗语，按照特务活动的规定，不论何时何地何人，只要暗语准确，他就得跟对方接头。
史宝和交代清楚之后，钱融清决定顺藤摸瓜挖出另一伙潜伏特务，于是就制订了一个计划。上级主管领导对此签字同意。
1949年12月13日清晨，钱融清亲自出马，带了四名便衣押着史宝和前往十六铺“五峰茶楼”。史宝和照常喝茶抽烟吃早点，当然没忘了把一张打湿了的一千元钞票贴在靠马路的玻璃窗上。
次日，还是让史宝和去茶楼。上午九点半左右史宝和像往日那样离开时，茶楼门口果然有一个脸有疤痕的少年乞丐前来乞讨。史宝和把警察事先让他誊抄的“情报”夹在两张一千元钞票里给了对方。小乞丐拿到“情报”后，没有立刻离开，又在附近行乞了半个多小时。当他离开十六铺时，身后已经有四个警察化装成路人跟踪。
小乞丐往南去了董家渡一座破庙，那是他的栖身之所。之后，警察轮流监视他，可是，直到晚上也没有人来取“情报”。小乞丐离开破庙行乞，也没见他跟什么人有可疑接触。这样，钱融清就决定不再等下去，先采取行动再说。当天深夜，警察把小乞丐拿下，随即对破庙进行了搜查，什么也没有发现，而那份“情报”却已不在小乞丐身上了！
钱融清闻报后一个激灵，暗说要坏事！随即讯问小乞丐，不问别的，单问“情报”哪儿去了。这个十四岁的少年供称，上午他拿到“情报”（他不知什么“情报”，只说是“纸条”）后，就按照“下家”之前的吩咐在十六铺附近转悠着行乞。很快“下家”就出现了，那是一个拎着个竹篮子佯装买菜的中年男子，双方已经进行过多淡交接，配合绝对默契，互相之间也不打招呼，甚至连个眼神也没对，擦身而过的时候，他就把早已捏在手里的纸团扔进了对方的菜篮子。小乞丐动作隐蔽利索，跟踪的侦查员由于角度关系，根本无法观察到。
钱融清听着觉得自己的头立刻大了一圈：坏啦！这份“情报”是他用阿拉伯数字胡乱编写的，“下家”没有史宝和的密码本，只是按照那密码拍发出去，可台湾那边收到电报后马上就会发现不对头，肯定会把史宝出事急告“下家”。如此一来，那伙特务都不会露脸了。
那么，小乞丐跟“下家”——“保密局”的另一个潜伏特务小组是什么关系呢？从其供述来看，双方是一种雇佣关系——
小乞丐名叫王四根，十四岁，父母双亡，在沪行乞为生已经三年。解放上海的时候，上海滩市面萧条，靠行乞糊口的乞丐有断食之虞。而王四根饿得眼冒金星，无奈之下只好硬撑着外出行乞。在十六铺，他遇到了一个“好人”。那是一个四十来岁、前额微秃、有点儿胖的男子，说一口上海话。这个“好人”问了王四根几句话，了解了他的情况后，把他带到了路边的一家面馆，让店家下一碗馄饨先让他吃了，又叫了爆鱼面和生煎馒头。王四根吃饱后，那人又掏出一些零票，合计有两万多元，说让他先用着，回头再给他安排一份工作。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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