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外狂魔许官春：十年流窜屠七命，狂言成大业终伏法
1999年3月29日深夜，内蒙古乌审旗的偏远牧村被浓重的黑暗吞噬，呼啸的北风卷着黄沙，发出凄厉如呜咽般的声响，仿佛在预示着一场正邪对决的终局。一间简陋的土坯房内，昏暗的煤油灯下，一个面露凶光的男人正“霍霍”地磨着板斧，刃口在微弱的光线下泛着冰冷的寒光，那是夺命的信号。
片刻后，煤油灯骤然熄灭，男人提着磨得锋利的板斧推门而出，身影隐入茫茫夜色。就在此时，埋伏在远处沙丘后的数名民警如猛虎扑食般冲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向土坯房，瞬间将男人死死按倒在地。板斧“哐当”一声砸落在黄沙中，发出沉闷的声响，被按在地上的男人依旧目露凶光，脖颈青筋暴起，对着民警歇斯底里地狂吼：“你们晚抓我十年，最起码还得有十条人命葬送在我这板斧之下！”
这个狂吠不止的暴徒，就是背负七条人命、流窜全国十余年的“塞外杀人狂魔”——许官春。他的双手沾满了无辜者的鲜血，足迹遍布晋、冀、京、鲁、甘、蒙等十余个省、市、自治区，用极端的残忍与嚣张，在中华大地上留下了一段令人发指的罪恶轨迹，而这场横跨十年的追凶之战，也在他被按下的那一刻，迎来了终结。
恶魔的诞生，从来都不是偶然。1970年，许官春出生在山西省广灵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自出生起便被亲生父母遗弃，幸运的是，他被当地一对无儿无女的养父母收养，本应拥有一段充满温暖的童年，却因养父母无底线的溺爱，一步步坠入了罪恶的深渊。
养父母将许官春视作掌上明珠，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脏活累活从不让他沾手分毫。哪怕是他主动挑事，殴打邻居家的小孩，养父母也从不会责备他一句，反而会跑到邻居家大吵大闹，为他撑腰辩解。这种毫无原则的纵容，像一剂毒药，慢慢侵蚀着许官春的心智，让他从小就养成了蛮横霸道、好吃懒做的性格。在他的世界里，没有是非对错的界限，只有“我想要”和“我得到”，拳头就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唯一手段，骨子里的自私与暴戾，在年少时便已深深扎根。
步入少年时代，许官春彻底沦为了街头的闲散混混，整日与社会上的不良青年厮混在一起，打架斗殴、小偷小摸成了家常便饭，派出所也成了他的“常客”。可无论是民警的批评教育，还是邻里的好言相劝，在养父母的庇护下，都成了耳旁风。他的胆子在一次次的纵容中变得越来越大，犯罪的门槛也越来越低，从最初的偷鸡摸狗，逐渐升级为聚众斗殴、抢劫路人，一步步走向了违法犯罪的泥潭。
二十岁之前，许官春因抢劫、故意伤害两次被公安机关劳动教养。这本该是他幡然醒悟、浪子回头的机会，可劳教的经历非但没有让他反思自己的行为，反而让他在与其他服刑人员的接触中，学到了不少反侦查技巧。在劳教所里，他没有丝毫愧疚，反而认为自己之所以被抓，是因为手段不够“狠”、考虑不够周全。心中的暴力因子被不断放大，对法律的敬畏之心彻底消失殆尽，而养父母在他劳教期间依旧四处奔走，为他开脱求情。这份畸形的爱，最终彻底撕碎了许官春最后的人性约束，潜藏在他心中的恶魔，彻底苏醒。
1989年冬天，十九岁的许官春从劳教所出来后，依旧不改好吃懒做的本性。在家待了没多久，他便嫌日子清贫，耍横从当地小煤窑“赊”走两车煤——实则是明抢，凭借着在当地的劣迹，煤窑老板根本不敢讨要货款。他雇了两名司机，将煤拉到河北易县贩卖，可由于煤的质量太差，最终未能卖出。许官春见状，干脆甩掉两名司机，不给他们一分工钱，独自在城郊游荡。当晚，他游荡到一家小客栈，见客栈内只有店主一人，心中的歹意瞬间滋生，恶魔彻底占据了他的心智。
深夜，估摸着店主已经睡熟，许官春像幽灵一样，悄悄摸向店主的房间。店主是个三十多岁的彪形大汉，因喝了酒，正蜷在热炕头打呼噜，浑身散发着酒气。许官春抄起客栈里一根磨得发亮的打炭铁棒，蹑手蹑脚地走到炕边，对着大汉的脑袋狠狠砸去。谁知大汉恰好翻身，铁棒砸在了他的脸上，瞬间满脸开花，剧痛让他猛地惊醒，赤手空拳就与许官春搏斗起来。
许官春见状，彻底豁了出去，双手攥紧铁棒，对着大汉的头部、胸口疯狂击打，一下、两下、三下……足足打了一百多棒，直到大汉倒在血泊中，彻底没了动静，他才瘫坐在地，大口喘着粗气。此时的屋内，早已被温热的鲜血浸透，炕单、桌角甚至房梁上，都沾满了血渍。许官春胡乱用客栈的抹布擦去手上、脸上的血迹，翻箱倒柜一番，只搜到了86元现金。随后，他换上店主的旧棉袄，将沾血的衣服塞进灶膛烧成灰烬，用炉灰掩盖住地上的血脚印，趁着茫茫夜色，一头扎进风雪里，仓皇逃窜。
这起雪夜命案，是许官春手上沾染的第一条人命，也拉开了警方十年追凶的序幕。接到报案后，易县警方连夜冒雪赶赴现场，当时天刚蒙蒙亮，乡间土路被积雪覆盖，警车在雪地里频频打滑，民警们干脆下车，徒步跑了三公里，才抵达案发现场。现场的惨状，让见多了大案要案的老民警都心头一沉：店主头部、胸口血肉模糊，屋内血渍遍地，灶膛里还残留着烧剩的衣服残片。
当时正值零下极寒天气，为了提取现场的关键痕迹，民警们用铝粉和磁性刷，在作案铁棒上小心地显现掌纹。低温下，油墨极易凝固开裂，老民警干脆将拓好的掌纹纸片贴在贴身棉袄里保温，指尖冻得僵硬发紫，连指纹刷都握不稳，只能时不时放在嘴边哈气取暖。可雪夜的现场早已被破坏，凶手的脚印在院外的雪地里便没了踪迹，铁棒上只提取到三枚残缺的右掌掌纹。走访周边村民，也只有人隐约听到深夜的打斗声，无人见过陌生面孔。
警方依照当时的办案程序，初步判断为流窜作案，连夜制作制式协查函，附上掌纹拓片、作案手法描述，向上级申请跨省协查。可当时通讯落后，跨省信息传递只能依靠传真和手摇电话，分辨率极低的传真，将掌纹的关键细节磨平。通报刚发至周边县市，许官春早已借着风雪，逃向了河北与山西的交界地带。第一波追凶，警方与恶魔擦肩而过，只留下满墙的案情分析，和民警们彻夜未眠的焦灼。
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的擦肩而过，竟让许官春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他流窜于十余个省、市、自治区，接连制造六起命案，手上的人命增加到七条，成为了人人闻之色变的冷血狂魔。他的作案手段，也愈发残忍，从最初的“怕留活口”，逐渐演变成“杀人上瘾”，甚至看到受害者痛苦挣扎的模样，会感到莫名的兴奋。
1990年春，许官春化名“王晓东”，流窜至北京昌平郊区。他在当地的建筑工地打短工，趁夜偷了一把板斧，在住处磨得锋利后，别在腰后，花了数月时间，在城郊胡同踩点，最终盯上了一间由六十多岁老汉独自经营的杂货铺。老汉无儿无女，守着一间小铺子过活，每日关店后，便独自住在铺子里。
深夜，许官春用路边的石头，砸开了杂货铺的木窗，翻窗进入后，见老汉正趴在桌上打瞌睡，二话不说，举起板斧，朝着老汉的头顶狠狠劈去。老汉当场毙命，连哼都没哼一声。许官春在铺子里翻找半天，只抢到120多元零钱和几包烟。为了掩盖痕迹，他把板斧扔进了附近的护城河，换上从铺子里翻出的旧褂子，趁天未亮，逃出昌平，直奔山东。案发后，昌平警方迅速勘查现场，在窗沿上提取到一枚带血的指纹，可受限于当时的通讯和比对条件，这枚指纹未能发挥作用，案件成为悬案。
同年秋天，山东德州连日阴雨，许官春躲在集市旁的桥洞下，盯上了一个在此搭窝棚居住的五十多岁货郎。货郎每日走街串巷，卖针头线脑，夜里便在窝棚里歇息。许官春捡了一根路边的粗铁棒，趁雨夜窝棚视线差，猛地掀开门帘闯入。货郎当时正借着煤油灯整理货担，见陌生人闯入，刚要呼喊，就被许官春一铁棒砸中额头。货郎挣扎着想要爬起来呼救，却被许官春按住身子，接连朝着头部猛击数下，直到没了气息。这一次，他抢到280元，作案后，他把铁棒扔进附近的河沟，用冰冷的雨水洗去身上的血渍，把窝棚里的货担翻得一片狼藉，伪造出单纯抢劫的假象，随后再次逃窜。
1992年夏天，许官春流窜至甘肃平凉山区。这里地广人稀，散落着不少独居的放羊老汉，他觉得此地易下手、易逃窜，便在此逗留多日。他盯上了一位独居在窑洞的七十多岁放羊老汉，假装过路讨水喝，进入窑洞后，见老汉炕头摆着一个装零钱的布包，便假意道谢，趁老汉转身烧水的功夫，从腰后抽出板斧，朝着老汉的后脑狠狠劈去。老汉猝不及防，当场倒地。许官春搜遍窑洞，只抢到70多元，气急败坏之下，他在窑洞里翻出柴草和羊皮堆，一把火点着，还把老汉的放羊鞭、水瓢都扔进火里，试图彻底烧毁现场。火舌很快吞噬了窑洞，许官春从后窗翻出，逃进深山。警方勘查现场时，在灰烬中反复筛检，终于提取到一小块板斧的金属残片，经鉴定为单刃斧，斧刃宽8厘米，这成为了此案唯一的物证，却因无其他线索，无法与此前案件串联。
1995年冬，许官春潜回山西大同，在南郊盯上了一间夫妻经营的小旅店。他趁深夜用撬棍撬开旅店的后门，摸黑进入店内。男店主被动静惊醒，起身查看时，与许官春撞个正着，两人当即扭打起来。男店主虽年近五十，却身强力壮，许官春一时难以制服，急红了眼，抽出板斧，对着男店主的脖颈狠狠砍去，鲜血瞬间喷溅在墙上，男店主当场倒地身亡。当时女店主回娘家探亲，侥幸躲过一劫。许官春在旅店里翻找半天，抢到350元，为了误导警方侦查方向，他故意撕毁旅店的账本，把柜台翻得乱七八糟，伪造出因债务纠纷行凶的假象。
这起案件中，警方在撬棍上提取到了许官春的半截右掌掌纹。老民警拿着放大镜和透明尺，将这枚掌纹与昌平命案的窗沿指纹逐一比对，最终标记出12个吻合的特征点，依照刑侦规范，这一结果足以认定两案为同一人所为。大同警方立即向上级汇报，推动河北、北京、山西三地警方线索整合，这是十年追凶中，警方首次将多起命案关联。可当时全国尚未建立统一指纹库，手工比对效率极低，许官春早已再次流窜，线索又一次中断。
1997年秋天，许官春化名“李强”，假装成收羊皮的商贩，流窜至内蒙古鄂尔多斯牧区，盯上了一位独自看守草场的中年汉子。汉子常年在草场居住，靠着看守草场和贩卖羊皮为生。许官春以收购羊皮为由接近他，趁汉子低头检查羊皮成色的功夫，从腰间抽出一把匕首，猛地刺中汉子的后腰。汉子吃痛转身，想要呼喊远处的牧民，许官春又上前一步，将匕首狠狠刺进他的胸口，汉子挣扎了几下，便倒在草甸上，没了气息。许官春在汉子的住处翻找，只搜到50多元，他把匕首扔进草场深处的沼泽里，抢走汉子的羊皮袄御寒，随后逃进牧区深处。警方在现场提取到嫌疑人的血迹，经血型鉴定为B型血，这一特征被加入犯罪画像，可当时DNA技术仅在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少量应用，基层刑侦仍以血型和痕迹比对为主，这一线索未能发挥更大作用。
许官春的残忍，在1998年达到了顶峰。他觉得单独作案效率太低，竟勾结了老家有盗窃、抢劫前科的张顺、李建仓两名亡命之徒，组成犯罪团伙。三人一拍即合，定下规矩：许官春负责踩点、动手杀人，张顺、李建仓负责望风、接应，赃款三七分。随后，三人开始在鄂尔多斯牧区疯狂作案，短短十天内，连续实施四起抢劫作案。
最令人齿冷的是，他们在鄂尔多斯的偏远村落游荡时，被一位名叫王恩河的六十多岁老汉好心收留。老汉孤寡一人，见许官春三人穿着单薄，便邀他们到家中住下，不仅管吃管住，还炒了几个菜，拿出珍藏的孔府家酒招待，甚至见许官春衣衫褴褛，还送了他一件厚棉袄，临走前，还说要给他们凑点路费。可老汉的善意，换来的却是灭顶之灾。许官春在与老汉的攀谈中，得知老汉攒了一笔养老钱，当即动了杀心。
待老汉熟睡后，许官春抽出板斧，朝着老汉的脑袋狠狠劈去。老汉从睡梦中惊醒，惨叫一声，睁着眼睛指着许官春，断断续续骂出“你个没良心的禽兽……”，便没了气息。许官春见老汉眼睛圆睁，仿佛还在盯着他，竟又对着老汉的眼睛补了一斧，随后三人在老汉家中翻出960元现金——这是许官春十年作案以来，抢到的最多的一笔钱。一碗尚且温热的粥，一件带着体温的棉袄，最终却换来冰冷的板斧，这份恩将仇报的残忍，让整个塞外牧区陷入恐慌。牧民们连夜加固门窗，独居的老人纷纷搬到亲戚家居住，村镇的墙壁上贴满了通缉告示，人心惶惶。
而这十年里，警方的追凶之路，始终伴随着重重阻碍。当时全国指纹库尚未建立，各地警方的侦查手段参差不齐，跨省信息沟通需严格依照办案协作流程，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出具协作函，可传真传递的痕迹材料细节模糊，手工比对效率低下；许官春又极其擅长反侦查，他从不使用身份证，靠打零工、偷牛羊隐藏行踪，作案后必更换凶器、烧毁衣物，不留任何生物痕迹，专挑省际交界的偏远地区作案，利用各地警方的管辖边界，反复横跳躲避追捕。
更嚣张的是，1998年8月，他与张顺在山西公路边，杀害了一名骑摩托车的男青年，只抢到30元，却把摩托车以500元卖掉。案发后，警方到现场勘查，许官春竟拉着张顺，混在围观群众中，装作义愤填膺的样子，指责凶手，凭借着“高超演技”，成功避开了警方的怀疑。
每一起命案发生后，当地警方都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提取痕迹、走访摸排、绘制案情线，可线索始终碎片化，无法形成合围。北京昌平命案的板斧劈砍痕迹，与易县命案的钝器击打手法高度相似，昌平警方首次提出“系列流窜杀人案”的猜想，却因跨省警力联动需层层审批，只能在昌平周边摸排，最终一无所获；甘肃平凉警方提取到的板斧金属残片，与昌平、大同的痕迹虽有相似，却因没有统一的比对标准，无法锁定嫌疑人；山西大同命案中，许官春故意伪造的债务纠纷假象，让追凶再次陷入迷雾。许官春甚至摸清了警方的侦查规律，作案后会故意前往警力密集的城镇短暂停留，制造“作案者已离开”的假象，与警方玩起了“猫鼠游戏”。
这十年里，各地警方累计出动警力上万次，走访群众十余万人次，手工整理的卷宗堆成了小山，却始终只能跟在凶手身后，看着一条条无辜的生命接连逝去。这份无力感，成了所有刑侦民警心中的一块巨石，压得人喘不过气，却也让他们更加坚定了追凶到底的决心。
1998年，鄂尔多斯王恩河老汉恩将仇报案的发生，彻底点燃了警方的怒火，也让这起系列流窜杀人抢劫案，引起了公安部的高度重视。公安部当即决定，将许官春列为部级督捕逃犯，依照重大案件督办流程，启动跨省联动作战机制，从晋、冀、鲁、甘、蒙五省市，抽调百名刑侦骨干，成立“许官春系列杀人抢劫案”专案组，由内蒙古公安厅刑侦总队总队长担任组长，一场全国性的追凶攻坚战，正式打响。
专案组进驻鄂尔多斯后，立刻搭建起临时作战指挥室和痕迹物证档案库。十几平米的房间里，墙上贴满了五省十余年的命案地图、作案时间线、手法分析图，数百张案情照片铺满桌面，各地提取的掌纹拓片、凶器残片、血迹样本，被分类编号，逐一归档。民警们日夜不休，三班倒梳理线索，逐案比对现场痕迹、作案工具、受害者特征，从86元到960元的抢劫金额变化，从单斧击打多部位到伙同作案的手段升级，从单独流窜到团伙配合的轨迹转变，一点点勾勒出许官春的犯罪画像：男性，年龄28-30岁，山西广灵一带口音，身高175厘米左右，右手有一道明显疤痕，B型血，穿43码胶鞋，步幅75厘米左右且外八字，性格多疑、冷血，具备一定的反侦查能力，长期混迹于偏远农村和牧区，以打零工为生，有犯罪同伙。
专案组还专程邀请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的专家到场，专家采用手工拼接法，将易县、昌平、大同三地提取的残缺掌纹逐一拼接，最终还原出一枚完整的右掌掌纹，这枚掌纹，成为了锁定许官春的关键物证。同时，专案组按跨省协作规定，将拼接后的掌纹拓片、血型特征、作案工具信息，制成标准化协查材料，通过加密电台和传真，发往全国各省市公安机关，实现了线索的全国同步。
与此同时，专案组兵分四路，对许官春的社会关系展开全面摸排。从他的老家山西广灵入手，走访其养父母、邻居、曾经的狱友，得知许官春自幼顽劣，对牧区生活略有了解，且极其贪财，做事不计后果。另一路民警，则对其团伙成员张顺、李建仓展开追捕，根据许官春狱友的供述，警方锁定二人藏身山西大同的一家小旅馆。
依照异地办案协作流程，内蒙古专案组向大同市公安局出具正式协作函，大同警方立即安排民警，伪装成住客，悄悄控制旅馆出入口，趁二人熟睡时实施抓捕，全程未发一声，成功将张顺、李建仓抓获。面对审讯，二人起初百般抵赖，结成攻守同盟，民警当即采用离间式审讯法，利用经典的“囚徒困境”逻辑，将二人分开关押。
对张顺，民警故意透露“李建仓已经把主谋推给你，说你主动拉拢他跟许官春作案，分赃也比他多”；对李建仓，则告知“张顺交代你是望风的主谋，还藏了王恩河老汉案的赃款”，同时拿出草原牧民的指证材料和现场提取的足迹特征。连续三十多个小时的心理博弈，二人的攻守同盟彻底瓦解，为了自保，纷纷互相揭发，最终如实供述了与许官春合伙作案的全部细节，却对许官春的后续行踪讳莫如深——许官春早已预判到二人可能被抓，在解散团伙前，特意烧毁了所有作案工具，更换了身份，只留下一句“往草原深处走”，便孤身潜入内蒙古乌审旗的草原腹地，彻底消失在茫茫牧区。
追凶之路，终于聚焦到了乌审旗。这片广袤的草原，牧民分散居住，一户人家与下一户相隔数公里，交通闭塞，风沙漫天，手机信号时有时无，成为了许官春的“避风港”，也成了警方追凶的最大难关。专案组当即抽调三十名精锐民警，组成草原摸排小组，进驻乌审旗嘎鲁图镇，展开地毯式摸排。
当时已是深冬，草原上的气温低至零下三十多度，寒风卷着黄沙打在脸上，像针扎一样疼。民警们背着干粮、水壶、侦查器材，骑着摩托车在草原上穿梭，摩托车在沙土路里打滑，就推着走；饿了，就啃冷馒头、吃方便面；渴了，就喝冰水；晚上，就住在牧民的闲置土坯房或临时帐篷里，没有暖气，就靠着一堆柴火取暖。连续一个多月，所有人都没睡过一个整觉，嘴唇干裂起皮，脸上手上冻出了冻疮，却没有一人喊苦喊累，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抓住许官春，为无辜死者讨回公道。
为了提高摸排效率，民警们将拼接后的掌纹拓片、43码胶鞋足迹特征、B型血信息，告知每一位牧民，发动群众提供线索，同时对草原上的闲置羊圈、土坯房、破窑洞，逐一排查，用粉末显现法，对现场的水瓢、碗筷、炕沿等物品提取指纹，用石膏固定可疑足迹，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可摸排工作的难度，远超想象。许官春伪装成外来打工者，化名“老徐”在牧区游荡，还偷偷摸走过牧民的牛羊，不少牧民被他骗过，又因怕报复，对警方充满戒备，不愿透露陌生人的信息。民警们没有放弃，每天挨家挨户走访，给牧民讲解案情，留下联系方式，甚至帮牧民修补房屋、放牧、喂牛羊，用真心换取信任。
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位七十多岁的蒙古族老牧民，看着民警们在风沙里啃冷馒头，还帮他找回了丢失的羊群，终于红着眼眶开口：“村东头的废弃羊圈里，最近住着一个叫老徐的外地人，没身份证，整天背着个布包，里面好像藏着东西，看着怪吓人的，还总打听牧民家里有没有钱。”这条关键线索，让专案组瞬间看到了曙光。
民警立即对村东头的废弃羊圈，展开秘密布控。为了不打草惊蛇，专案组让民警们换上牧民的破旧蒙古袍，头上裹着毛巾，伪装成放牧的牧民，蹲在远处的沙丘后，拿着8倍军用望远镜，日夜监视。草原上没有通讯信号，民警们便用加密军用电台，与指挥室联系，每小时汇报一次许官春的活动情况，电台的滋滋电流声，成了寒夜里最坚定的追凶信号。
许官春的多疑，远超警方的想象。布控的第一天，他就故意在羊圈附近，扔了一块沾着血的羊腿，还假装离开，实则躲在远处的沙棘丛里观察，测试是否有警方埋伏。民警们强压内心的警惕，假装没看见，依旧低头放牧、捡牛粪，让许官春误以为只是普通牧民，暂时放下了戒备。
接下来的十几天里，民警们用望远镜，记录下许官春的“每日行动时间表”：每天傍晚外出踩点，深夜返回羊圈，专挑独居牧民家徘徊。这一规律，为警方确定抓捕时机，提供了关键依据。许官春多次更换藏身点，从废弃羊圈搬到闲置土坯房，又搬到草原深处的破窑洞，行踪飘忽不定，仿佛在与警方玩“捉迷藏”。甚至有一次，他在警方摸排的村口徘徊，与一名伪装成牧民的民警擦肩而过，他眼神阴冷地打量着民警，民警的手悄悄摸向腰间的警棍，心跳快到嗓子眼，却依旧面不改色地低头走过。这惊险的一幕，让所有民警都捏了一把汗——恶魔就在眼前，稍有不慎，便会让他再次逃窜。
专案组还根据牧民的指引，制作了详细的草原地形沙盘，标注出许官春的藏身点、周边牧民家、草原路口的位置，模拟了正面牵制、侧面包抄、后路堵截三种抓捕路线，最终决定选择深夜无风时行动，避免风沙吹散声音，打草惊蛇。
1999年3月2日，乌审旗嘎鲁图镇牧民达来，在深夜遭遇袭击，头部被钝器击伤，却因反抗及时，侥幸逃过一劫。达来清晰地向警方描述，袭击者身材高大，右手有一道明显的疤痕，手持一把板斧，说话带着山西口音，这与专案组绘制的许官春犯罪画像，完全吻合。
警方立即赶赴现场，提取到板斧砍在门框上的痕迹，经鉴定，与甘肃平凉命案的金属残片特征一致，均为单刃8厘米宽板斧；同时在现场提取到一缕嫌疑人的毛发，经血型鉴定为B型，所有痕迹均指向许官春。这起未遂案，成为了追凶的关键转折点，也让警方确定，许官春已经穷途末路，开始铤而走险，随时可能再次作案。
专案组当即收紧布控范围，将二十余名警力分成三组，轮班对许官春可能出没的区域，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视，在各个村口、草原路口设卡，卡点民警手持掌纹拓片和嫌疑人画像，对过往人员逐一排查，形成一张天罗地网，静待收网时机。
3月29日，专案组通过望远镜监视发现，许官春的布包里，装着磨得锋利的板斧和匕首，多次在两户独居牧民家附近徘徊，甚至伸手试探门窗是否牢固，显然正在物色新的作案目标。专案组当即启动最终抓捕方案：兵分三路，第一组五名民警组成突击小组，悄悄靠近许官春藏身的土坯房，第二组民警在周边路口设伏，堵截后路，第三组民警在远处策应，防止其逃向草原深处。
当晚，二十余名民警身着作训服，脚踩防滑靴，借着夜色的掩护，悄悄摸向许官春藏身的土坯房。距离房屋还有五十米时，就听到屋内传来“霍霍”的磨刀声，显然，许官春正准备再次作案。民警们屏住呼吸，放轻脚步，按照沙盘模拟的路线，慢慢形成合围之势。
就在许官春推开房门，手持板斧，朝着不远处的一户牧民家冲去的瞬间，专案组组长一声令下：“抓捕！”数名民警如离弦之箭般冲出，许官春听到动静，猛地回头，眼中闪过一丝惊慌，随即变得凶戾，挥舞着板斧，朝着冲在最前面的民警劈来，斧刃带着破风之声，眼看就要劈中民警的手臂。
这名民警眼疾手快，侧身猛地躲过，同时伸出右腿，狠狠绊倒许官春，许官春重心不稳，重重摔在地上，板斧脱手而出。另一名民警趁机从背后扑上，死死锁住他的脖颈，其余民警一拥而上，将他的胳膊反剪在身后，冰冷的手铐“咔嚓”一声铐在他的手腕上。许官春被按在地上，依旧疯狂挣扎，嘶吼着咒骂，直到被民警强行拉起，押向警车，他看着围拢的民警，脸上的嚣张终于褪去，只剩下一丝绝望，嘴里喃喃着：“我以为你们找不到……我以为草原能藏住我……”
这场横跨十年的正邪博弈，终于以警方的胜利告终。从1989年到1999年，十年时间，七条人命，十余个省份，警方跨越千山万水，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将这个冷血狂魔绳之以法，为那些无辜逝去的生命，讨回了公道。
许官春被连夜押至乌审旗公安局的审讯室，亮白的灯光打在他脸上，映出他满脸的污垢和狰狞。审讯桌上，摆着从他身上搜出的板斧、匕首，还有各地命案的现场照片，以及那枚拼接完整的右掌掌纹拓片。民警将一杯热水推到他面前，他却双手攥着铐子，头扭向一边，一言不发。
起初的四个小时，许官春始终抱着侥幸心理，百般抵赖。他谎称自己真名叫“老徐”，是山西广灵来草原打工的农民，从没出过省，更没杀过人，手上的疤痕是干活时被镰刀割的，板斧只是用来防身和劈柴的。面对民警的质问，他要么沉默以对，要么胡言乱语，甚至叫嚣着“没证据就别乱抓人”。
直到民警将张顺、李建仓的供述录音、草原牧民的指证材料、七起命案现场提取的掌纹拼接比对结果，一一摆在他面前，又当场拿出指纹捺印纸，让他按下右掌指纹，与拼接拓片比对——16个特征点完全吻合，再加上达来未遂案的毛发血型鉴定结果，所有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许官春的心理防线，彻底崩塌。
他额头冒出冷汗，身体开始颤抖，头埋在胸前，沉默了十几分钟后，终于开口，用沙哑的声音，供述了自己十年间的所有犯罪事实。从1989年易县的第一起命案，到1998年鄂尔多斯王恩河老汉的恩将仇报案，每一个细节，他都交代得清清楚楚，语气从最初的颤抖，慢慢变得麻木，仿佛在讲述别人的事情。
许官春供述，自己第一次杀人后，在雪地里跑了十几里地，躲在山洞里抖了一夜，害怕警方追来。可等了几天，发现风平浪静，心中的恐惧就被侥幸取代了，“原来杀人也没那么可怕，只要做得干净，警察根本找不到”。也是从那以后，他开始把劳教时从狱友那学的反侦查技巧，用在作案上，“作案时用布包着凶器，不留下指纹，杀完人后立刻烧了沾血的衣服，换身行头就走，专挑省界的地方作案，因为那边警察管不着这边，这边管不着那边，信息传得慢，我早就跑远了”。
他还交代，自己先后化用过“王晓东”、“老徐”、“李强”等六个名字，打零工时，从不说自己的真实籍贯，甚至故意模仿当地口音，“只要嘴甜一点，装得可怜一点，别人就不会怀疑”。谈及流窜的十年，他说：“知道自己手上有人命，早晚要被抓，可就是不想收手，能活一天是一天，能抢一点是一点。但是我的逃亡生活太累太累了，这10年来，我几乎是在汽车和火车上度过的。白天，见着‘大沿帽’就腿软，甚至见了解放军都心虚；夜晚，常常有噩梦伴着我。”
而让民警齿冷的是，他直言自己后来杀人，早已不是为了钱，“开始是怕留活口，后来杀上瘾了，看到他们倒在地上流血、挣扎，我就觉得心里舒坦，隔一年半载不杀人，就憋得难受”。
而对于团伙作案，许官春供述，自己是在山西大同的一个赌场，认识张顺和李建仓的，知道两人有前科，胆子大又缺钱，便用“抢到的钱三七分，我占七，他们占三”的条件，拉拢二人，“我负责踩点、动手杀人，他们只需要望风、接应，我不敢让他们动手，怕他们笨手笨脚留下痕迹，也怕他们独吞钱财”。他直言，两人就是自己的“棋子”，解散团伙也是早就计划好的，“我告诉他们往河南跑，我自己往草原走，就算他们被抓，也不知道我去哪了”。
说起王恩河老汉的命案，许官春的语气没有丝毫波澜。他供述，老汉收留他后，他看到老汉床头的木匣里有一叠钱，当晚就偷偷联系了村外的张顺、李建仓，“老汉睡得很沉，我一斧下去他就醒了，还说‘孩子，我给你钱，别杀我’，可我知道，留着他就是后患，只能杀了他”。他甚至丧心病狂地说，见老汉眼睛圆睁，补那一斧是“怕他到了阴曹地府还盯着我”。他承认，这960元是他十年里抢到的最多的一笔钱，花了三个多月才用完，也是从这起案子后，他觉得团伙作案目标太大，才决定独自流窜到草原。
当民警问及他，为何只为了几十、几百元，就接连杀害七条无辜的生命，是否对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庭感到愧疚时，许官春抬眼看向民警，眼神里满是冷漠，“我从小就被养父母宠着，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得不到就抢，他们命不好，碰上我了，能怪谁？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只是为了活下去，没什么可愧疚的”。他还将自己的犯罪，归咎于养父母的溺爱和劳教所的经历，“他们把我宠坏了，让我吃不了苦，劳教所里的人教我怎么躲警察，我只是学了而已”。
谈及最后的落网，他毫无悔意地叫嚣说：“我早就预料到迟早会有这个结果，但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我想，我总得干到40多岁吧？总得杀个百八十人才算‘成就’大业了。唉，警察逮住我，是社会的幸运，否则，迟逮我10年，至少还有10条人命毁在我的板斧下……我就是运气不好，要是你们晚来几个月，我就跑到蒙古国去了，你们永远抓不到我。”
这番泯灭人性的供述，让在场的民警无不齿冷，也让所有人看清了这个杀人狂魔内心的扭曲与自私。他的嚣张，源于对生命的漠视；他的疯狂，源于对法律的践踏；而他的结局，早已注定——多行不义必自毙。
1999年9月，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许官春案进行了公开审理。法庭上，公诉机关宣读了许官春的全部供述和犯罪事实，出示了掌纹比对鉴定书、血型鉴定报告、凶器残片比对结果等关键证据。七条无辜的生命，七个破碎的家庭，一桩桩、一件件，听得旁听席上的群众义愤填膺，有人忍不住痛哭，有人厉声斥责。许官春站在被告席上，面无表情，对公诉机关的指控供认不讳，却依旧没有表达丝毫悔意。
法院经审理认为，许官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单独或结伙采用暴力手段，故意剥夺他人生命，抢劫公私财物，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和抢劫罪，且犯罪情节特别恶劣，手段极其残忍，社会危害性极大。其流窜十余年作案，手上七条人命，主观恶性极深，依法应予严惩。最终，法院数罪并罚，判处许官春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许官春不服一审判决，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辩称自己“走投无路才作案，请求从轻处罚”。高院经审理后，依法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认定其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量刑适当。
2000年，许官春被依法执行死刑。当法警将他押赴刑场的那一刻，这个昔日叫嚣着要再害十条人命的杀人狂魔，终于露出了恐惧的神情，双腿发软，浑身颤抖，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嚣张。他想要求饶，却张不开嘴，最终只能被法警架着，走向刑场。一声枪响，这个背负七条人命、流窜十年的塞外恶魔，终于倒在了法律的枪口下，为自己的血腥罪行，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
而他的同伙张顺、李建仓，也因参与故意杀人、抢劫，被判处死刑，同样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十年追凶，终得正义。许官春的落幕，不仅告慰了七条无辜的亡魂，更彰显了法律的威严与公正——无论恶魔多么嚣张，无论逃多远、藏多久，正义终将降临，罪恶终将受到严惩。而那些为了追凶，不畏严寒、不惧艰险的民警们，用坚守与执着，守护了一方安宁，他们的身影，值得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