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青年报
48岁的方志文最近被认定为诚信的人。
这是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天台法院”）组织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村干部在一个文化礼堂里表决通过的。
方志文和妻子欠债近300万元，已向法院申请个人债务清理。因为债务规模庞大，二人还款能力较低，案件办理并不乐观。案子能办下去的关键是，能否认定夫妻俩是“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
为此，天台法院专门开了场听证会。
在普通民事案件中，这种用于认定债务人诚信的听证会并不常见。
2021年，天台法院被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确立为个人债务集中清理试点单位。这也意味着，在处理这类案件时，他们可以多尝试新方法。
做还是不做
2月6日上午，法院就近借了一个文化礼堂安排了这场听证会。
不多久，15位参会人陆续到齐。桌椅围成长方形，案件承办人和管理人坐中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村干部则与方志文夫妻面对面，一旁还有几位债权人。
天台法院的90后干警庞淇方是这场听证会的主持人，也是案件承办人。像这样的听证会，法院从2023年开始已经组织过20多场。一开始，他们在街道办的办公室里开，后来，他们多选在人大代表联络站。
半年多以前，庞淇方和方志文第一次见面，那时，他对这个案件“没有信心”。
这个沉默寡言的微胖男人，儿子还在念大学，女儿刚上五年级，一家人住在父母在村里留下的老房子里。夫妻俩的债务已经接近300万元，银行、亲友和同村人都已经借遍。
“其中本金有100多万元，剩下的钱，都是借来还利息”，庞淇方回忆，2025年年初，两人因无力偿还银行债务被申请强制执行，无法再办理银行贷款，生活“转不动了”。
过去，法院遇上确实无财产、无收入可供执行的债务人，只能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对其继续采取限制高消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惩戒措施。案件不会销案，仍积压在法院执行系统中。
天台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陈中云曾提到，在强制执行程序中，由于缺少正向激励机制，许多看不见“重生”希望的债务人选择“躺平”，还有人与配偶离婚，转移、隐匿财产来逃避执行，很多债权人与债务人关系越来越紧张。
现在，天台法院在立案阶段就开始筛选，哪些案子可以用个人债务清理的方式来解决。
庞淇方补充，在执行程序中，通常遵循“先到先得”，先申请执行的债权人可以先拿到钱；但在个人债务清理中，会让所有债权人统一申报债权，将债务人现有财产按照债权比例公平分配，再制定还款计划。
他认为，这样不仅能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还能及时拉债务人一把，尽可能让“矛盾不再扩大化”。债务人不用躲债度日，而是“把全部精力放到重新开始上”。
如果不是走到个人债务清理这一步，方志文也觉得，钱一辈子都还不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管理人许旭涛是浙江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负责摸排两人的财产和债务情况。他记得，夫妻二人学历不高，方志文没有稳定工作，压力都压在了做保险推销员的妻子肩上。妻子不是正式员工，卖一单才有一单提成，月均收入约4000元。有一次见面，提起债务，妻子情绪很激动，方志文垂着头，一紧张，说话还有些结巴。
他告诉许旭涛，自己开过烧烤店，当过房产中介，过去10多年，他两次借钱和朋友一起投资做项目，一次是入股体检中心，一次是被忽悠去炒币。两个项目都失败了。
其间，母亲患脑中风，父亲患肺癌，夫妻俩奔波多地求医，又向亲友借了医药费。5年中，双亲相继离世。那时为了多赚钱，他开了烧烤店，每天忙到深夜，坚持了两年，只做到“收支平衡”。
许旭涛记得，当时去村中走访，和他交谈过的村民都认为，方志文“为人老实”，算得上热心，村中有什么红白喜事，都会去帮忙，就是“没什么经商天分”。他找到方志文的债权人，发现对方还是前任村支书，借了方志文数十万元。
但他走访了一圈，同样心里没底。
许旭涛坦言，如果债务人没有稳定收入来源，债权人的利益就没有任何保障，个人债务清理中的还款计划不好做，案件通常难以推进。
在法院的会议上，大家讨论后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不做，方志文家的情况“只会更差”。“总归要为这个家庭考虑，两个小孩都还在读书。”庞淇方说。
“如果能通过个人债务清理，解除失信等限制措施，没准他能够做一份稳定工作，再做个副业”，庞淇方认为，“羊毛出在羊身上，如果没办法激发债务人本身的再创收能力，案件就陷入了死循环。”
“我们不是要赖账”
首先要确定方志文夫妇是不是“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
“诚信是个主观概念”，庞淇方记得，刚开始办理这类案件时，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入手。
最早办案时，他们很“教条”，债务人过来申报，就按照他的材料，排查财产、债务情况，仅仅考虑财产如何处置、如何分配。
他们参考企业破产法中的办法，但是，企业破产后，现有财产分配完，案件就结束了，但自然人不一样，“他现在没有财产，不代表未来没有财产”。
他们想，或许财产处置与分配并不是完结，而仅仅是开始，要深入了解债务人和债权人想法，了解更多案件细节。
可是，有的案子还是办不下来。他们发现，有的债务人有逃债的想法，还款计划“只是随口报报”。有的债务人确实想还款，但收入较低，还款目标形同虚设。
那时，他们才意识到，还款计划的制定只是个人债务清理程序中的一个环节，要先判断“这个人是不是诚信，值不值得法院来做个人债务清理”，而不是“以还款计划作为最终目标”。
庞淇方印象深刻的是，当时院里有法官提出，个人债务清理是一个社会层面的问题，在诚信评价时如果只考虑债务人、债权人和法院“三方关系”，工作上有些局限。“他说‘社会层面的事，一个法律程序没办法全部囊括，是不是应该引入一些人共同参与？’”
受检察机关不起诉等听证制度的启发，他们联系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还邀请了对债务人比较了解的村干部，一起来开诚信评价听证会。
庞淇方介绍，法院会整理债务人相关资料，提交给由代表、委员等组成的诚信评价工作小组，并在债务人户籍所在地的人大代表联络站、政协议事堂进行公示。其间，工作小组的成员要对债务人的情况进行走访。
公示期结束后，诚信评价工作小组会收集当地群众提供的债务人信息线索。准备好这些后，他们才会召开听证会。2023年至今，天台法院在每个乡镇街道基本上都开过一场听证会。
听证会上，他们设计了专门的评价表，从负债原因、清偿意愿、偿债能力、社会评价四个维度对债务人诚信度进行评分，只有最终得分在80分以上的债务人，才能够被视为诚信。
在这场听证会中，一位代表提出，“如果房产拆迁，补偿是否可用于提前还款”，还有一位问：“如果工资上涨或有额外收入，要怎么处理”。方志文回答，如果有多余收入，会先用于还款，如果自己失业，也会马上找别的工作。
还有一位债权人发现，方志文把农村房屋过户到了儿子名下。
庞淇方提前调查过这一情况，据他了解，方志文把房子过户给儿子后，儿子到银行贷款，借来的钱同样用于还债。
“我们不是要赖账，只是希望有尊严地活下去。”方志文的妻子说。
最终，方志文夫妇的诚信评价均分为95分。庞淇方当场宣布，建议解除限制消费令、删除失信信息、解冻账户。
在还款计划中，法院给他们留出基本生活费，第一年，他们至少还3.6万元，逐年递增至6万元。
听证会结束后，夫妇俩向每一位参会者道谢。
还有希望熬过去
作为一名年轻干警，庞淇方见过不少“不幸的人”。
他还记得，一个做家电维修的男人患有白癜风，“皮肤一片一片雪白”。他不太会跟人打交道，带着两个小孩，妻子身体不好，因为给家里长辈治病，不断套现信用卡，账单到期了没办法还钱，被银行起诉。
还有一个女医生，自己帮丈夫借钱炒股，欠了150万元，丈夫和她离了婚，她独自带着小孩，也带着债务生活。在听证会上，她一直在哭。
庞淇方回忆，每个案件、每个人的性格都不相同，他每做完一个，都感觉是给“债务人卸掉了一层枷锁”。“起码是在你觉得‘人生到此为止’的时候，我把你拉住，说没关系，还有希望熬过去”。
在新冠疫情结束时，他遇到不少负债累累的人，餐饮店老板、创业者……做什么的都有。一个27岁的年轻人曾是一家服装加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下游款无法收回，公司资金链断裂。为维持经营，他多方借贷，公司最终倒闭，他背上约119万元债务。
随后，他的婚房被强制执行，个人也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未婚妻也离开了他。他向法院申请个人债务清理，在召开诚信评价听证会时，法院特意邀请了一位青年创业者代表参与。
最终听证会通过的方案是，每月为他保留2000元基本生活保障，最低还款2.5万元，还给他另外设置了“创业奖励”，允许他每年留存电商业务30%的收益用于再创业。
2025年，天台法院受理了303件个人债务清理案件，办结213件，成功清理66件。没办成的案子里，有的是债务人真的无钱可还，有的突然失联……
有一次，一位债务人户籍所在地的人大代表发现，债务人没有上报自己父母的拆迁安置。还有一个债务人，自己在村里建了新房，瞒着不上报，会上一位村干部发现了。开完会后，法官就去了他的新房，发现装修颇好，马上就把案件否掉了。
庞淇方曾被债权人指着鼻子骂，觉得法院就是想帮债务人。但他觉得，更多债权人能够体谅债务人和法官的难处，“如果是一个公开公平透明的程序，他们也愿意参与进来”。
在中国人民大学破产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徐阳光看来，天台法院的诚信评价做法有其独特之处。
徐阳光介绍，“诚实而不幸”是类个人破产案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现有法律没有相关规定，深圳、厦门颁布的地方条例有所规定，但并不具体，且适用范围有限。
上海政法学院副教授殷慧芬告诉记者，个人破产法的出现，最早就是从债权人的利益出发，确保债权人公平受偿。后来，随着社会发展，大家逐渐意识到，债务人可能因投资失败、遭遇变故等客观原因无法偿还债务。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适当免除部分债务，给债务人留下重新开始的机会。
殷慧芬提到，在这个过程中，法院遇到的障碍之一就是来自债权人。“他们最关心的就是债务人到底是有钱不还，还是确实没钱可还。如果这个人是老赖，就不值得这样做，于是法院才开始注意诚信问题。”
徐阳光认为，一方面，当地代表委员和村干部对债务人的实际状况更为了解，能够营造让债务人不敢说谎的环境，也能够让社会公众，尤其是跟债务人共同生活在一个城市、曾经是或者今后可能是债务人合作交易对象的人，能够真正了解债务人的经济状况和诚信状况。
另一方面，法院能够借助这个流程普及个人破产的理念。“这个程序中积累的规则，比如哪些财产可以豁免，哪些财产不能豁免，哪些债务能够免除，免除要经过什么程序，这些对个人破产立法都是有参考价值的。”徐阳光说。
但他觉得，在北京、上海这种大城市中，这种方法不一定适用，隔壁邻居、同村人都不一定对对方的情况非常了解，采用这种做法的成本将大幅增加。徐阳光还提到，目前各地都在诚信识别上进行探索，他曾到余杭区人民法院调研，当地开发了专门的系统，来识别债务人的诚信状况。
殷慧芬觉得，推行个人债务清理，社会需要有一个接受过程，通过听证会的形式能够让更多人知道，它“并不是老赖逃债的工具”，而是要为确实无力清偿的债务人提供生存的可能性。
最近，方志文的案子就要结案了。
（应受访者要求，方志文为化名）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