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新人
青年是国家的希望和民族的未来。上海市一批青年才俊逐渐涵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形成了具有上海特色的青年学人共同体,这对于加强社科理论队伍建设和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上海东方青年学社近日组织评选出了2022—2023年度“上海社科新人”，本报将陆续予以推介,聚焦其传承学术、创造思想、影响社会的使命担当。
本期推介的上海社科新人（2022—2023年度）是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杨连星，他兼任上海世界经济学会副秘书长、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自贸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他主要研究方向是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领域。
原文 ：《制度型开放助力高质量发展》
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 杨连星
图片 |网络
构建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为安全的开放，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自贸区提升战略与制度型开放
如何释放制度开放红利，进而破解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堵点和困境，需要全面剖析制度型开放的内涵，进而精准把握释放制度型开放红利的关键领域。基于此，针对制度型开放的研究，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针对制度型开放的内涵研究，目前研究仍然聚焦在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方面，着重探究关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系列领域的规则，但对于制度型开放的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研究尚未形成系统性框架。已有研究主要关注投资、贸易、金融、创新等对外交流合作的重点领域，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但是“边境后”制度创新领域超越传统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关于产权保护、产业政策、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等涉及国内经济运行的“边境后”制度安排，现有研究仍存在碎片化等问题，亟待深入厘清如何通过制度创新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开放的深度和质量。
二是在制度型开放的关键领域自贸区提升战略方面，目前大部分研究与自贸区发展现实存在脱节。一方面，针对自贸区的内涵而言，自贸区作为制度开放创新高地而非政策洼地，但是既有研究仍未厘清自贸区究竟是“经济特区”还是“制度特区”，即在现实层面自贸区是一个独立行政区，还是停留在制度层面的统筹协调区，已有研究仍未能给出清晰一致的回答。另一方面，针对自贸区的使命而言，如何发挥释放自贸区制度型开放红利，如何在“为国家试制度”和“为地方谋发展”之间取得均衡，自贸区仍面临着发展使命方面亟待厘清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既有文献对此也鲜有涉及。此外，在自贸区提升战略及未来使命任务方面，为实现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型开放水平、系统性改革成效、开放型经济质量全面提升，如何构建形成更为科学有效的自贸区评价指标体系，进而引领推动自贸区成为开放层次更高、营商环境更优、辐射作用更强的改革开放新高地，也是当前亟待回应的重要现实命题，需要进一步通过深入实践给予系统回答。
三是在高标准自贸区建设的制度型开放方面，“扩围、提质、增效”成为推进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的关键所在，但是对于高标准自贸区建设深化规则领域及其影响，相关研究仍然较少。在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方面，已有定量研究多侧重在自贸协定水平深化，即协定WTO+和WTO-X领域的核心条款覆盖程度，以及边境深度条款和边境后深度条款的覆盖程度提升，但关于对接高标准经贸规则的核心领域与协定垂直深化方面，探究较少。在当前CPTPP协定谈判涉及的核心领域中，产权保护、产业政策、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等垂直深化研究尚显不足，未来需要以自贸协定异质性垂直深化为基础，全面探寻中国自贸区深化升级路径，进而支撑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压力测试。
国际经贸秩序重构与高水平开放
地缘政治冲突、逆全球化贸易争端等因素叠加，中国在国际经济秩序重塑中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但相较于中国贸易大国地位与趋势，中国在全球经贸规则制定的话语权与实践方面，仍然存在极大的“缺位”。基于此，立足大变局下国际经贸规则秩序重构背景，亟待从数字贸易规则、制度开放风险等方面展开研究。
一是聚焦数字贸易发展，基于促进数字贸易发展的视角，优化区域数字贸易规则的设计，成为当前数字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关键所在。全球化进入“数字贸易驱动”时代，数字贸易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然而，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数字贸易规则尚未达成统一模式，贸易数字化面临若干新问题和新挑战。因此，如何加快构筑数字贸易规则深化的“中国范本”，成为新发展格局下全球高标准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应有之义。已有文献多从引致效应采用定性分析方法，对于数字贸易影响因素也仅涉及互联网基础设施、国内信息管理规则和全球规则环境等，缺乏针对数字贸易规则和条款深化领域异质性的研究，未来研究需要侧重将数字贸易条款异质性，完整引入相关理论框架和经验研究策略，进而有助于促进中国在全球新一轮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中掌握主动权，以此推动多边范围内数字贸易规则的建立。
二是针对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研究，在大变局下厘清我国在全球范围内资源配置的开放新格局和新举措，对于全球经贸规则制定的话语权与实践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然而，当前将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与中国改革实践相结合的研究仍然较少。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采用“总体渐进”和“试点先行”的路径，推动更为安全的开放，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新安全格局服务新发展格局。基于此，能否针对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相对完整的理论与对策研究，对降低制度型开放风险尤为重要，这也是当前国际经济研究学者面对的重要课题。
三是在吸引高质量外资方面，需要进一步尝试厘清制度开放与吸引外资之间的关系，进而借助新的经验证据刻画新型国际投资现象，以此在新发展格局下，提升国际经济循环的质量与全球经济治理能力。在国际经贸秩序重构背景下，如何发挥制度型开放吸引高质量外资的重要作用，仍然有两个重要关键问题需要深入探究：一方面，需要全面梳理负面清单、自贸区建设等制度型开放措施，科学评估其对于高质量外资的影响机理。基于制度型开放“五自由一便利”相关创新投资条款的深化趋势与特征，全面定量评估厘清制度型开放对于外资的影响机理，不仅有助于稳外资，同时对于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稳链固链，极具重要的现实价值。另一方面，在高质量外资方面，不仅需要厘清制度型开放对于投资的“结果”变化影响，更重要的是识别出对于投资的意愿变动影响，通过突破性区分识别投资促进和投资便利性条款的影响差异，弥补既有研究结论局限，对已有研究形成有益补充。
治学谈：
我主要研究方向聚焦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领域，自攻读博士以来，我开展既一脉相承又各具特色的系列研究：一是在制度型开放层面，为构建全球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提供微观经验证据；二是在对外投资层面，以量化制度型开放，推动高质量对外投资政策优化；三是在出口贸易竞争力层面，聚焦数字贸易等贸易新业态领域研究，为全球经贸规则体系变化提供应对举措。已有研究通过破解高水平对外开放面临的一系列难题，创新性以自贸协定异质性深化研究，探寻中国自贸战略升级路径，基于企业产业链供应链视角剖析科技自立自强影响，在高质量吸引外资、自贸区提升战略等领域形成突破性成果。在社会服务方面，主动对接服务国家区域重大开放战略需求，部分成果获正国级以及副国级等采纳批示30余项。在理论宣传方面，注重讲好中国式现代化开放故事，在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发表理论报刊文章20多篇。在理论阐释方面，注重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理论专著《开放新高地：上海自贸区提升战略》入选2023年“上海智库报告”。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91期第2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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