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比伦城外，公元前539年，波斯人居鲁士率军攻入这座世界第一雄城。没人想到，他释放被囚犹太人的命令，让一个濒临灭族的民族重获新生。更没人想到，两千多年后，居鲁士的后人与犹太人后裔，会在中东打得你死我活。
这段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巨大疑问：为什么曾经情同手足的两个民族，今天会变成不共戴天的仇敌？答案藏在“伊朗”这个国名背后，以及1935年那次影响深远的改名决定。
很多人不知道，“伊朗”这个名字其实是1935年才开始使用的。在此之前，国际社会一直称这个国家为“波斯”。中国古代史书中的“安息”、欧洲人所说的“Persia”，指的都是这片土地。
1935年3月21日，波斯新年纳吾肉孜节当天，巴列维王朝的礼萨·汗国王正式宣布：从此以后，这个国家的名字叫“伊朗”。
这一决定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伊朗”一词源于古雅利安语“Ārya”，意思是“雅利安人的土地”，也含有“高贵之人”的意味。
有趣的是，“波斯”这个名称其实是外国人的叫法。伊朗人自古自称其国度为“伊朗沙赫尔”，意为“雅利安人的家园”。
1935年伊朗的改名决定，与当时欧洲的政治形势有着微妙关联。20世纪30年代，纳粹德国大肆鼓吹雅利安人种优越论，宣称金发碧眼的德国人是纯正雅利安后裔。
波斯驻德国大使馆的外交官观察到这一情况，提出了一个巧妙的外交策略：既然德国人如此推崇雅利安人，而波斯人本就是雅利安人的正宗后裔，何不将国名改为“伊朗”，强调这一身份认同？
1934年12月31日，波斯政府正式公告全世界，自1935年1月1日起，其国际正式国名改为“伊朗”。
这种对雅利安血统的认同感一直延续到今天。如果你问伊朗年轻人最想去的留学国家，很多人会回答“德国”。不少伊朗人认为德国人与自己同宗同源，都是雅利安人的后裔。
在1979年之前，以色列和伊朗的关系可谓亲密无间。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四周都是敌视它的阿拉伯国家，生存环境极为险恶。以色列将伊朗视为打破阿拉伯包围的重要突破口。
两国在中东都是“异类”：以色列是犹太人国家，阿拉伯人想把它赶下海；伊朗是波斯人国家，同样不希望阿拉伯民族主义坐大。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话在它们身上应验了。
数据不会骗人。那时两国全方位合作：以色列向伊朗提供武器、派遣军事顾问，伊朗向以色列供应石油并充当地区靠山。伊朗人还记着老祖宗的情分：2500年前居鲁士大帝解救犹太人，出资帮他们重建耶路撒冷圣殿。蜜月期时，伊朗国王甚至被以色列媒体称为“现代居鲁士”。
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改变了一切。霍梅尼从巴黎返回德黑兰，推翻了亲西方的巴列维王朝。这位宗教领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以色列驻德黑兰大使馆交给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并公开宣称“以色列是伊斯兰世界的毒瘤”。
一夜之间，盟友变成死敌。但这种转变真的只是因为宗教原因吗？事实更为复杂。
霍梅尼政权有着更大的野心——希望通过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统一整个穆斯林世界。但伊朗是什叶派占多数的国家，在逊尼派主导的中东处于少数。同时，它又是非阿拉伯国家。这种双重少数身份使得伊朗必须采取更极端的策略来争夺地区领导权。
于是，伊朗变成了一个奇特的“缝合体”：既有雅利安人的帝国骨架——领土广阔、工业基础完善、人口素质高；又注入了伊斯兰革命的狂热灵魂——输出革命、建立“圣城旅”、打造“抵抗之弧”。
这种结合让伊朗变得尤为棘手。以前的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交战多是“雷声大雨点小”，打不过就妥协。而伊朗凭借工业体系和战略纵深，能与以色列周旋到底。
看看现在的中东棋局：伊朗通过代理人战争，已经把力量部署到以色列家门口。更让以色列寝食难安的是核问题——以色列1981年就炸毁了伊拉克的核反应堆，绝不会容忍一个声称“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的国家拥有核武器。
伊朗人内心存在一种复杂的民族情结。他们的祖先是建立波斯帝国的居鲁士大帝，第一个世界性帝国的缔造者，可谓荣耀至极。
但后来呢？被阿拉伯人征服而改信伊斯兰教，被蒙古人屠城导致人口减半，近代又被英俄当作半殖民地瓜分。对伊朗人来说，“波斯”是希腊敌人给的名字，而混在阿拉伯人中更是种耻辱。
这种大国自尊（或者说傲慢），是伊朗所有地缘政治操作的出发点——它不愿做一个普通的穆斯林国家，而是要当区域领袖。而这恰恰成为后来所有冲突的根源。
回顾历史，2500年前居鲁士大帝释放犹太人，被尊为“受膏者”；今天他的后人与犹太人的后代却剑拔弩张。以色列对伊朗的仇恨，不是因为它的国名意为“雅利安之地”。恨的是现在这个伊朗：一个将炮口对准耶路撒冷的战争机器。
那个曾经想与西方为友的伊朗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要重塑中东秩序的伊斯兰共和国。这种仇恨短期内难以化解——除非一方彻底倒下，或者古老的波斯灵魂选择不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