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动卧线将相隔1800多公里的京蓉朝夕相连，自此成渝与京津冀有了更深的“羁绊”。 事业上，有“两栖”人才；产业上，有“两栖”企业；生活中，更不乏香山红叶与皑皑雪山的多元相伴。 各类要素在两地间飞速流动，物理的桎梏已是昨日之谈。 协同中，两地共同托举的，是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在北京与成都，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两地布局，拓展产业的新空间，探索发展的新机遇。如何理解这份“机遇”？为此，记者采访了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城市群与都市圈研究中心主任卢庆强，听他解读成都与京津冀的“跨圈协同”之路。
▲卢庆强
谈交通出行之变：
动卧开通的“符号意义”超越交通本身
去年，京蓉动卧列车开通，夕发朝至，一夜千里。在卢庆强看来，这条“移动动脉”的价值，远不止于多了一种出行方式。
“动卧的开通，首先是一种多元出行方式的补充。”卢庆强说，从航空到高铁，给了时间敏感型人群更多选择——晚上的时间可以利用，极端天气下的出行保障度也更高。
而从时空压缩的角度看，动卧的价值则是让人流背后的技术、信息、资金流动进一步加快。
但更有意思的是它的符号意义。
“高铁是中国的名片，当动卧与高铁符号连接，它就成为一个具象化的‘协同指针’。让城市群之间的‘一日出行’变得可感知、可触摸。”卢庆强认为，这种感官意义上的变化，往往比实质性的交通改善更具标志性。
卢庆强建议，可以借鉴“京沪快线”的组织模式，在动卧运营上进一步优化——随到随走、随时改签、专用通道，让动卧成为京蓉联系的“品牌快线”。尤其是在大型赛事、节会活动期间，当航空运力不足时，动卧就能发挥“保底”作用，增强两地联系的厚度与韧性。
谈协同趋势之变：
从“垂直分工”到“水平分工”
曾几何时，西部与东部的牵手，往往带着“承接溢出”的底色。但卢庆强观察到，以京蓉协作为代表的区域互动，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这涉及到区域经济学的两个概念：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他解释，垂直分工是产业链上下游的协作，有高端环节和低端环节之分——这是传统“产业转移”的逻辑。
而水平分工则是不同产业在空间上形成紧密的产业集群——这是“协同发展”的逻辑，强调的是生态共建。
在卢庆强看来，新时代的区域协同发展，呈现出几个新特征。
首先，产业要素对时间的敏感度更高。比如“线上跨境贸易、本地快速生产、高效物流体系”，产业分工形态已经发生质变。
其次，本地配套率成为关键因素。企业选择成都，不只是因为成本低，更因为这里产业基础完善、配套体系健全。“这比单纯的成本优势重要得多。”
第三，则是产业生态与创新生态必须匹配。
具体到京蓉两地，卢庆强认为，北京的“势”与成都的“场”正在形成深度咬合。
北京是知识创新的策源地、高技能人才的集聚地、风投资本和科技服务的汇集池，这也是北京的优势特色。成都的优势则在于特定行业的体系化集群化发展——两个万亿级产业集群、若干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多元丰富的创新场景，以及公园城市、安逸家园带来的人才吸引力，也就是“含青量”。
“两者的关系，是‘创新势能’与‘产业场能’的结合。”卢庆强表示，所以二者的异地协同，让更加丰富的产业要素从中加速流动，必然能形成“1+1>2”的效果。
谈创新模式之变：
从实验室创新到场景创新
新时代，两地的携手还有一个必然。那就是创新模式本身正在发生变化。
卢庆强认为，过去是“先有技术，再转化应用”；现在则是创新与场景融合、研发与生产一体。尤其是在高端制造领域，研发必须进入生产一线做测试、做验证，而不是待在实验室里。
这就意味着：北京的企业在成都设立的不再是单纯的“生产基地”，而是“研发—测试—生产”一体化的复合型基地。中试环节的重要性迅速上升——概念的验证、中试转化，这些过去被忽视的环节，现在成为高端制造的关键。
“你会看到，北京的一些企业总部，它的研发人员一定要到生产一线去做工作。因为只有在真实的制造场景里，才能完成技术的迭代和验证。”卢庆强说。
还有一个趋势是“场景创新”。多元场景对创新需求的反向带动，正在成为一种新模式。市场需求背后的技术需求、创新生态的联动、制度和文化的融合——这些都是协同发展的深层逻辑。
“京蓉协同，不是简单的‘总部+分部’，而是从交通动脉到创新生态的系统重塑。”卢庆强说。
当“创新势能”遇见“产业场能”，这场双向奔赴，正在书写区域协调发展的新篇章。
红星新闻记者王垚赵雨欣摄影 杨译焮
编辑潘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