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一个有点奇怪的朝代。多年前，但凡提到宋朝，人们马上就会想起“积贫积弱”四个字；今天，再说到宋朝，许多人会认为那是一个高度文明的时代。人们对同一个朝代的看法前后反差如此之大，这样的情况在其他朝代极为罕见。
我看到有人说，若能穿越到古代，他首选的必定是宋朝——因为宋朝是一个和气（相对应的是杀气）的王朝，平民阶层晋身空间较为开放，社会氛围相对平等。宋朝的社会底色是出身于五代军阀的赵匡胤奠定的，这着实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要知道，在那个战乱频仍、皇权频繁更迭的年代，哪个天子不是杀人如麻？赵匡胤独能“出淤泥而不染”，实属难得。
人们大多认为，宋朝文人灿若群星，社会和煦温情，与宋太祖赵匡胤“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誓约，有着直接且深刻的关联。
据说，赵匡胤平定天下、建立宋朝之后，曾秘密镌刻了一通石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内，藏于夹室之中，还立下规矩：后世每位皇帝继位时，必须单独一人前往夹室，跪读碑上誓词，牢记祖训。
这通被后世称为“誓碑”的石碑，上面刻有三句话：
1. 柴氏子孙有罪不加刑，谋逆仅狱中赐死，不市刑、不连坐；（注：柴氏为后周皇室，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天下后，并未赶尽杀绝，反而善待柴氏后裔，成为宋朝仁政的开端）
2. 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3. 子孙违誓，天必殛之。
关于誓碑内容的记载，最早可追溯至南宋陆游所著的《避暑漫抄》，这是目前公认的最早记载誓碑条文的文献。
史书中有不少案例，印证了这一祖训在后世的影响力。
比如，宋神宗曾想处死一名漕臣（负责漕运的官员），时任宰相的蔡确立即劝谏道：“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意思是，自太祖以来，宋朝从未有过诛杀士人的先例，臣等不愿从陛下这里打破这个规矩。宋神宗最终放弃了处死漕臣的想法。
事实上，北宋的文臣常常以“祖宗不杀士人”为依据，大胆劝谏皇帝，就跟每个士大夫脖子上都挂着一块“免死金牌”似的。
再比如大家都知道的“乌台诗案”：政敌一心想置苏轼于死地，若无誓碑确立的祖训，东坡先生恐怕在劫难逃。
纵观两宋三百余年的历史，的确极少有士大夫及言官因言获罪、惨遭诛杀，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
有意思的是，这样一通影响了宋朝政治生态的誓碑，却不见于宋朝正史记载，《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北宋官修、私修核心史书，均无一字提及誓碑或相关誓约，于是，“宋朝到底有没有誓碑”就成了困扰史学界多年的谜团。
关于誓碑的出处，有两本书很关键，一本是南宋曹勋的《北狩见闻录》，最早记载了宋徽宗被俘北上时，曾向随行的曹勋口传祖训：“艺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另一本是南宋叶梦得的《避暑漫抄》，最早记载了誓碑的内容。二者相互印证，让誓碑的传说更具可信度。
除了这两部文献，南宋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挥麈后录》以及《宋史·曹勋传》，都对誓碑或相关誓约有所转述。
至于誓碑为何不见于正史记载，学界有一种解释认为，“宋朝皇帝对此事极度保密，且这块碑在宋末战乱中遗失，未能留存下来。”不过，这种说法确实有些勉强——如此重要的祖训，若真有实物存在，正史中即便不详细记载，也应留有蛛丝马迹，而非完全空白。
但无论誓碑实物是否存在，有一个事实毋庸置疑：宋朝优待士大夫、不轻易诛杀言官的基本国策，是真实存在且贯穿整个王朝始终的。
如今，史学界已形成基本共识：誓碑实物大概率并不存在，但“不杀士大夫、上书言事人”的政治原则，宋朝历代皇帝都是作为“祖宗家法”世世代代传承的。因此，说“誓碑”（无论实物是否存在）塑造了宋代的政治生态、奠定了宋朝的文明底色，并不为过。
对于宋朝的文臣们而言，他们大多“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因为这一誓约（或祖训），是他们能够大胆议政、直言进谏的重要保障，相当于一道“护身符”，让他们不必过分担心因言获罪、人头落地。
我举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大家就能明白，如果没有这个“隐身的誓碑”（祖训）存在，这些文臣的结局会有多严重：
例子一：包拯唾面直谏。
宋仁宗时期，想给宠妃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升职，任命其为宣徽使。包拯作为御史中丞，认为张尧佐无才无德，不配担任这一要职，于是率领台谏官员执意反对，而且言辞极为激烈。说到激动之处，包拯的唾沫星子直接溅到了宋仁宗的脸上。宋仁宗虽面露不悦，却也无可奈何，最终不得不收回成命。回宫后，他只能对着张贵妃抱怨：“你只知道宣徽使、宣徽使，却不知道包拯是御史中丞。”
包拯这种行为，若换成其他朝代，极有可能以“大不敬”治罪。事实是，包拯不仅没有受到任何惩罚，还继续担任御史中丞，依旧直言敢谏，成为后世清官的典范。
例子二：张知白直言“陛下孤寒”。
台谏官张知白曾大胆批评宋仁宗，甚至直言不讳地说：“臣非孤寒，陛下才孤寒。”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讽刺宋仁宗没有子嗣，身边没有亲近的骨肉扶持，看似尊贵，实则孤独。这番话在封建皇权时代，已然算得上大逆不道，宋仁宗听后虽十分难过，却并未加罪于张知白，张依旧担任言官，继续履行劝谏职责。
例子三：四川秀才写“反诗”反被授官。
四川有一位老秀才，一心想入朝为官却始终无门，于是向成都知府献上一首诗，其中两句是“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单看这两句诗，分明是煽动分裂、图谋造反的“反诗”，按当时的律法，理应斩首。宋仁宗得知此事后，却十分淡然地说：“此乃老秀才急于仕宦，不足治也。”意思是，这只是老秀才急于求官，一时糊涂写下的句子，不足以治罪。不仅如此，宋仁宗还特意授予这位老秀才一个小官，满足了他的心愿——这份宽容，在封建王朝中实属罕见。
所以说，不管誓碑实物是否存在，只要从皇帝到大臣，都普遍相信有这样一个誓约、这样一条祖训存在，就足够了——它已超越了一块具象石碑的意义，成为宋朝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塑造了宋朝独有的政治风骨。
最后，我想补充说明一下：“誓碑之约”与“金匮之盟”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虽然二者都发生在宋朝初年。
“金匮之盟”是指宋太祖赵匡胤的母亲杜太后临终前，召集赵匡胤和宰相赵普，留下的一份皇位继承盟约。杜太后认为，赵匡胤之所以能夺得天下，是因为后周的皇帝年幼，无法掌控朝政。为了宋朝的长治久安，避免重蹈后周的覆辙，她要求赵匡胤实行“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先传位给弟弟赵光义（即后来的宋太宗），赵光义再传位给三弟赵廷美，最后再传回给赵匡胤的儿子。这份盟约被藏在一个金匮（铜制柜子）中，因此被称为“金匮之盟”。
与誓碑不同，“金匮之盟”在《宋史》中有明确记载，它的存在对于解释宋太宗赵光义继位的合法性，具有极高的政治关联性，史学界公认其大概率是真实存在的。
简言之，誓碑（或其背后的祖训）确定了宋朝皇室对待前朝后裔和文官的基本态度，关乎宋代的政治风骨和社会风气；“金匮之盟”则决定了宋朝初期的皇位继承链条，关乎皇权传承的合法性。二者是两个极易混淆但内涵不同的历史概念，不可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