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参考历史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文末已标注相关文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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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圣宗 耶律隆绪)

六代皇帝,是辽圣宗耶律隆绪。

圣,扬善赋简曰圣,敬宾厚礼曰圣,虚己从谏曰圣,敬祀亨礼曰圣,行道化民曰圣。

可以说,圣对于皇帝来说近乎于是一个完美的评价,严格意义上来讲,历史上获得圣之评价的,只有清朝的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和辽圣宗。

通过这个庙号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似乎是契丹历史上的最强帝王。

乾亨四年,公元982年,圣宗即位,到统和二十七年,公元1009年,萧太后年迈,感觉自己命不久矣,于是把国家大权交还给了圣宗,也顺便结束了自己从景宗时期到现在四十年有余的摄政生涯。

同年,萧太后就病逝了。

《辽史》:后泣曰:“母寡子弱,族属雄强,边防未靖,奈何?”耶律斜轸、韩德让进曰:“信任臣等,何虑之有!”

圣宗即位时,只有十二岁,主少国疑之时,萧太后抱着耶律隆绪叫来了辽朝的一些重要大臣,哭诉国家危难,说她们母子弱小,内部不平静,外部也不安定,大臣们纷纷宽慰,表示忠心,说太后要相信我们。

这段记载,稀松平常,任何朝代,任何时期都会发生,但是萧太后说的这段话,很不同寻常,她不仅仅是孤儿寡母的一种哭诉,更像是一种站在天下共主的高度发出的宣言。

这里透露出的一个信息是,辽朝,契丹人,他们从国家发展的某一个阶段开始,已经不再认为自己是化外的游牧民族,而认为自己才是正统。

当代发掘出的很多辽代的墓志和文献中,也频繁出现“大中央”这样的词汇,甚至于现在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一些国家中,中国这两个字,在他们的字典就是契丹的音译,也就是Kitan,他们也称呼中国人为Kitanyes,就是契丹人的意思。

这当然不是它们认为契丹就能代表中国,这只是一个通称,他们是认为契丹可以代表古代中国一个强盛而广大富有的王朝,可以作为古中国的代名词,这就可见契丹民族对世界的影响。

当时的辽朝,实行南北面官制,就是用契丹制度来管理契丹人,用汉制来管理汉人,这种制度本身就表明,辽朝认为自己有能力同时统治草原和农耕地区,而且当时的人们有一种观念,就是谁占据了中原的礼乐和天命,谁就是正统,在辽朝自己的叙事中,他们不仅在太宗时期占据了燕云十六州,他们继承的还是唐朝的法统,因为就在唐朝玄宗时期,玄宗李隆基就赐予了那时还处于游牧奴隶制状态的契丹可汗李姓。

而中原政权呢?唐末帝禅让于朱温,朱温建立后梁,李存勖百战灭梁,建立后唐,石敬瑭借契丹人之手消灭后唐建立后晋,后晋被契丹所灭,刘知远又抓住机会建立后汉,郭威灭后汉建立后周,最后是赵匡胤取代后周,建立了现在的北宋。

在契丹人看来,赵氏政权不过是篡夺后周柴氏的割据小朝廷而已,不具有合法性。

契丹人有他们自己的理解,如果说五代中原政权都是正统,那么李存勖是沙陀人,石敬瑭是沙陀人,刘知远也是沙陀人,既然沙陀人可以建立起中原正统王朝,为什么契丹人就不是正统?

后晋建立时,石敬瑭为了取得契丹人军事上的支持,自称儿皇帝,尊称辽太宗为父皇帝,甚至就连石敬瑭的这个后晋皇帝,也是辽太宗亲自授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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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

如果后晋是正统,那么授予后晋正统的大辽又是什么?

《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六》:契丹主服通天冠、绛纱袍,登正殿,设乐悬、仪卫于庭。百官朝贺,

等到后晋灭亡之后,辽太宗更是在开封举行典礼,一应流程,太宗的服装,已经和汉制无异,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如果我们把契丹的名字盖住,再去观察契丹这个王朝,你会发现契丹王朝比中原王朝还中原王朝。

辽朝农业发达,粟麦稻,瓜果梨都有,他们采用的完全是中原的种植技术。

辽代的厨具,手工品,艺术品,农具在技术高度上不比宋朝差,包括宋朝引以为傲的瓷器,契丹人也有自己的辽瓷。

契丹有汉律和契丹法两种法律,但到辽圣宗时,就连处理契丹人的违法犯罪也开始采用汉律。

我们今天到博物院,美术馆去看一些辽金时代的壁画和绘画,会发现其中很多契丹人,金人的装扮,完全就是宋制的服装。

辽朝推崇孔子,学习汉文化,有国子监,州府县都有专门教授儒学的地方,辽朝有孔庙,辽朝的皇帝平时阅读的也都是《尚书》,《论语》一类的书籍,皇室观测天文,历法,辽朝还实行科举制度,辽朝有契丹语,但写作时却大量使用汉文,辽朝有国史馆,和其它游牧政权不同,他们十分热衷于记录本国的历史,辽代还继承了唐朝礼佛的风气,佛寺无数,僧众更多...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作者就不举了,举多了也没意义。

《松漠纪闻》:“大辽道宗朝,有汉人讲《论语》,……至‘夷狄之有君’,疾读不敢讲。则曰:‘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卒令讲之。”

辽朝的第八位皇帝辽道宗耶律洪基,有一次宫里有个汉臣给他讲《论语》,正讲到论语中“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句话。

这句话的意思是,那些不开化的游牧政权虽然有君主,但还不如没有君主的中原政权呢。

大臣讲到“夷狄之有君”,就不敢讲下一句了,因为这会被视为对辽朝皇帝的冒犯。

但道宗毫不在意,他告诉大臣,说你不要害怕,接着讲就好了,因为上古时期那些被称为獯鬻,猃狁的部落,的确很野蛮,没有规矩,所以才叫他们夷狄,但是我们契丹人不一样,我们学习文化,讲究礼仪,日子过的和中原人一样文明讲究,有什么可嫌弃的,有什么可不能讲的?

朋友们,这是一种自我认同的体现啊,连皇帝本人就认为,自己的辽,和隔壁的宋,是全然无异的。

另有一事,出自宋代笔记《萍洲可谈》,真伪有待商榷,作者谨摘录:

公元1112年,北宋朝廷宣布,有百姓在民间发现了一块很古老的玉圭,朝廷说这是象征天命,正统,象征文化传承的宝贝,所以大赦天下,庆祝一番。

辽朝反应非常快,当年冬天也宣布“得孔子履”,就是说境内发现了孔子他老人家的鞋子,所以也要大赦天下,这完全是在和宋朝旗鼓相当的比拼天命的意思。

所以在这种背景下,萧太后能很自然就能说出刚才那段话,尤其是边防未靖这句,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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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辽萧太后)

在古汉语的用法中,靖字有两个非常明确的指向,第一是平定动乱,比如靖难,指的是用武力来恢复秩序。

第二是使谁谁谁安定,如靖边,指的是让边疆地区安定下来,不再有战争。

《诗经》中更有“靖共尔位”的词语,意思是恭恭敬敬的守好你的职位。

萧太后说边防未靖,其实是在暗示,作为臣子,或者是作为邻邦的宋朝,没有安分守己的待在它该待的位置上,也没有表现出对辽朝这个天下之主应有的恭敬。

退一步讲,如果契丹人彻底的把自己认为是天下之主,这未免太过狂妄,目中无人,夸大其词,那么在辽朝给宋朝的国书中,辽朝常自称北朝,而称北宋为南朝,这就是辽朝在暗示双方共得,共分天下,都是中国的一部分。

其实,无论是契丹还是汉族,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缔造者,辽朝统治者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推崇,证明了中华民族强大的文化向心力,而彼时宋辽之间的和平交往,也是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生动例证。

澶渊之盟我们都知道,这就是在圣宗时期,在萧太后听政时和宋朝达成的。

在澶渊之盟签订之前,宋辽两国已经陆续交战二十五年,这对双方来说都是深陷战争泥潭的国力损耗,而在澶渊之盟后,宋辽和谈,宋朝通过定时定量给契丹人岁币,绢帛的方式来换取和平。

从此后宋辽两国划地为界,罢兵言和,此后约两百年的时间里,双方几乎没有爆发过大规模的战争,不仅不打仗了,反而是投瓜报琼,相互通好,双方相互通使次数达到了三百八十次,辽朝边境发生饥荒,宋朝会主动替辽朝赈灾,救济百姓,而签订澶渊之盟的宋真宗病逝时,辽圣宗更是“集蕃汉大臣举哀,后妃以下皆为沾涕”,那哭的老伤心了。

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史,澶渊之盟都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神来之笔。

首先这个盟约结束了战争,这对宋辽双方的百姓来说是最实惠,最切身的好处。

其次区区三十万的岁币对富裕的宋朝来说根本就不值一提,如果要连年兴兵,宋朝要花的钱恐怕要付出百倍不止,这是宋朝用最小的代价来换取了和平。

最后澶渊之盟还促进了宋辽之间的积极交流,当代的考古工作中,发现在内蒙古和东北很远的地方都能发现宋朝的商品和手工品,这都是双方交流贸易的结果,对于辽朝来说,这更是大赚特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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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辽议和)

契丹人常年在宋朝边境烧杀抢掠,一年到头也未必能抢夺三十万,这笔钱对于辽朝来说简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澶渊之盟签订之时,圣宗和萧太后御驾亲征,但战事处于对辽朝不利的状态,这其实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辽太宗耶律德光,病逝于亲征返回的途中,耶律德光死后辽朝立刻陷入内乱。

辽世宗耶律阮,被刺杀于亲征途中,世宗一死,辽朝又陷入内乱之中。

如果战争不能以和平的方式结束,而是长期僵持或者使辽军陷入更大的不利,辽朝内部就极有可能发生更大的动乱,以至于威胁到圣宗的萧太后的地位。

所以说这份盟约是一种双赢。

古罗马军事家韦格蒂乌斯曾说过一句话:

如果你想和平,那就准备战争。

在古代东方智慧中也能找到类似的句子:

国不以好战而亡,亦不以忘战而存。

澶渊之盟换来了宋辽的百年和平,这为两国都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但长久的和平也让两方的统治阶层产生了麻痹思想,宋真宗赵恒后期东封西祀,可谓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整个北宋滑向了武备废弛的深渊,辽圣宗更是志得意满,开始胡乱用人,不修吏治,每日纵酒享乐,和大臣们喝酒那就是白天喝完黑天喝,夜以继日的喝,滥酒就不说了,圣宗游猎起来更是没完没了。

所以之前作者说辽圣宗的盛世,是有水分的,当然水分不多,没有乾隆皇帝的那么大。

可如果我们把圣宗比作辽代的乾隆,那么接下来的辽兴宗恐怕连嘉庆那种守成之主都算不上了...

参考资料:

《辽史》

《宋史》

《契丹国志》

《资治通鉴》

刘鹏.11-12世纪雁北地区的政权互动研究.山西大学,2024

石鹏.辽朝“圣宗之治”及相关问题研究述评.宋史研究论丛,2025

华春勇.“澶渊之盟”对北宋经济增量的影响.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肖爱民.辽圣宗耶律隆绪的尊号与谥号辨析.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