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的清晨，湘江雾气尚未散尽，长沙城北一条黄泥路上出现了一个身影。那人裹着破棉袄，脚上的草鞋已看不出原色，怀里紧紧抱着一只瓦罐。他快步穿过简陋市集，直奔清华临时校门。门卫疑惑地低喝：“站住，干什么的？”乞丐抬头，一张被风霜割开的面孔露出熟悉的轮廓，“我是来找梅校长的。”守卫听不出名姓，伸手阻拦。恰在此时，梅贻琦远远看见那只瓦罐，神色倏然一变，几步冲到门前，眼眶湿润，拉住那双冻得发紫的手——赵忠尧回来了。
镜头转回三十六年前。1902年冬至，浙江桐乡一个农家男婴降生，家人取名忠尧，望其忠恕立业、尧舜为怀。孩童时，他痴迷自制风筝，通过线的拉力揣摩力学原理。家人笑他“书呆子”，可又暗暗欢喜：读书，也许能为这家带来不同的光景。
18岁那年，赵忠尧以头名成绩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四年后留校任教。1926年，物理学家叶企孙出任清华大学理学院主持工作，想要为中国培养真正的实验物理人才。他在课堂上见到赵忠尧，欣喜不已，次年便将他选送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那时的加州理工刚因哈雷天文台声名鹊起，校园里到处是新奇的仪器。赵忠尧进入密立根实验室，天天钻进地下室，同云室、云雾箱、照相底片打交道。1930年，他在宇宙射线里分辨出正、负电子同时出现的痕迹，这个现象后来被称为正负物质的产生与湮灭。密立根惊叹：“东方年轻人改变了我们看宇宙的方式。”
获得博士学位时，实验结果已经刊登在《物理评论》。舆论预言：下一届诺贝尔物理学奖，八成会落在这位中国人身上。但命运突然拐了弯。德国学者康普顿对数据提出质疑，瑞典方面为了谨慎，将奖项授予其他方向。赵忠尧收到解释函，只淡淡回应：“科学在前，人名在后。”有意思的是，正因为没有被荣誉拴住，他抵挡住美国研究机构的高薪邀约，决定回国。
1931年秋，他抵达北平，下船第一件事便是从行囊里小心取出一个铅盒。那是卢瑟福亲手递给他的50毫克镭，价值可与黄金等重比肩。卢瑟福叮嘱：“带回去，让它在你们的土地上生根。”赵忠尧郑重点头，把铅盒贴身放置。不久，他在清华开出国内第一门核物理实验课，学生们排队找他借课本、抄讲义。钱三强回忆：“那时最大的奢侈，就是摸一摸赵先生实验室里的镭灯。”
七七事变后，北平局势骤变。学校被迫南迁长沙，再转昆明。忙乱中，那只铅盒留在园子里。北平沦陷前夜，赵忠尧独自折返。好友梁思成为他找来一辆破独轮车和一套旧军装，他把镭装入瓦罐，塞在稻草里。夜半，从西直门潜出，他与大批难民混迹一路向南。日军临时检查，士兵击碎不少行李，他护着瓦罐翻沟爬墙；长江封锁，他蹲在货船夹层，饿了啃两口冷馒头，渴了就捧江水。整整三个月，鞋底坏了再用麻绳缠，衣服裂了就拿草绳扎，身上只剩那只瓦罐完好无损。
抵达长沙的那一天，他形容枯槁，门卫见他模样以为是流浪汉。梅贻琦冲出门口的那一刻，场面凝固，旁人终于知道：瓦罐里，是中国最值钱的“火种”。梅校长把赵忠尧请进教务楼，守卫愣在风里，连忙跟上，生怕地上哪块石子绊倒这位“乞丐教授”。
长沙只是中转。1938年底，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在昆明合组西南联合大学。赵忠尧把镭又带过崇山峻岭，安置在滇池畔的简陋实验棚。十余盏矿油灯照亮黑暗，他和学生用废弃零件组装加速管、真空泵。有人说那是“把算盘置于荒烟蔓草”。可就是在那儿，中国第一批高能核实验数据诞生。战火中的科研，日记里常常写着“实验失败，上午停电”或“缺玻璃片，只能暂缓”，却从未出现“放弃”二字。
战后，赵忠尧前往美国筹措器材。他拿着5万美金预算，到处与商贩讨价还价，省出差旅费买更精密的磁铁。1946年，他带回几十箱零部件，在清华老校园拼装出一台4.5兆电子伏质子加速器，后来又升级到6兆电子伏。正是这套设备，为后来的核反应堆设计提供必需数据。值得一提的是，他一手培养的学生日后成了“两弹一星”尖兵：钱三强负责总体规划，邓稼先主持原理突破，杨振宁、李政道在国外取得重要理论成果并积极联络国际信息。外界常说“师者如炬”，赵忠尧却笑称自己只是“打火石”，火花是年轻人迸出的。
1998年5月，赵忠尧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遗体告别式上，一只陈旧瓦罐被放在灵堂中央，这是家属与清华共同决定的布置。来者纷纷驻足良久，然后默然离开。没人再把那只瓦罐当作破烂，因为它承载过一段足以照亮民族前路的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