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3月初，位于黑龙江依兰县土龙山区太平镇，土龙山各保的保长（保董）十几人齐聚一堂开会。
当时，日寇的武装殖民已经侵入了依兰县土龙山区，为了保护家园，土龙山区下辖的八保才聚在一起开会，商量对付日寇的办法。
时任第八保保长的王奎率先提出，要进行武装反抗，得到了在场的其余各保长的赞同，同意参加反日暴动的有谢文东、景振卿、曹子恒、张魁武、马海亭、冯秉臣等10余人。
原定暴动是在当年3月10日，因日寇在当月7日便派了一连的骑兵进驻土龙山，为了防止消息泄露，各保经过商量后，决定提前举行暴动。
1934年3月8日凌晨，200余参加暴动的农民兵分两路，向一路从五道岗到太平镇(土龙山)，一路从来财河到太平镇，两路暴动农民在土龙山城外会师。
至当日上午10时许，土龙山暴动的队伍成功占领了土龙山匪伪警察署，缴获步枪40多支，并打死了日伪军40余人，到了下午，参加暴动的人齐聚太平镇，已经有5000余人之众。
土龙山暴动成为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者的最有力的一击，也震惊了中外，就连美国的报纸也对此进行了连篇累牍的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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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文东就是后来抗联第八军军长，然而此人最终叛变，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子上。
抗联第八军虽然说不是由我党直接领导的队伍，但是为了改造这支部队，中共满洲省委、吉东省委都花了不少心思，不仅帮助在该部建立了政治部，还派出了许多党员干部到部队。
可因为谢文东的原因，导致了抗联第八军自始至终没能蜕变成一支劲旅。
从1937年10月以后，抗联第八军便不断有师团级干部投敌，中共派去的党员干部大部分在战斗中牺牲或被叛军杀害。
1939年3月19日，在日军的包围下军长谢文东，副军长滕松柏率8军残部投靠日军。
至此，这支来自于民间的抗日队伍遭到了失败，此后彻底进入了历史。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遗憾。
假如说当年民众救国军换一个人来当这个司令，是不是就能略微改变这个结局呢？
土龙山暴动之所以要推举谢文东为司令，主要是因为他不仅是第五保的保长，1932年他还参加过原依兰镇守使李杜领导的抗日队伍——吉林自卫军土龙山骑兵混成旅，任骑兵混成旅团长。
客观上讲，土龙山之所以掀起抗日大旗，是有历史背景的。
日本本身是一个土地狭小，资源贫瘠的国家，所以历史上就对相邻的中国怀有觊觎之心。近代日本完成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扩张的道路，在一番精心的谋划后，他们把目标对准了中国东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了东北，为了将中国东北改造成如日本本土一样的家园，日本制定了一系列的移民计划，即将日本国民迁来东北定居，这种移民因为一开始就具备军事性质，所以又被称为“武装移民”。
在地域选择上，日本将移民的地点选择在距离苏联较近，并具有军事价值的三江平原地区，同时这里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是日寇首选此地的原因之一。
当然，由于九一八事变以后，三江平原地区的民众不断的掀起抗日的大潮，因此日寇选择此地进行武装移民，目的也是为了镇压此地民众抗日，以强化对东北的殖民统治。
这么一来，位于三江平原腹地的依兰、桦川、勃利三县交界一带的民众就遭了殃。
要知道日本进行武装移民，并不简单只是把人迁过来就可以，而是伴随着土地掠夺，不少当地民众被迫迁出生活多年的故地，却只能领取到象征性的“补偿”，当然随着后来武装移民的范围逐渐扩大，日寇装也不装了，干脆就变成了明抢。
依兰县的土龙山区因土地肥沃、资源丰富，被抢的次数也多，是日寇武装移民的重点区域。
为了抵抗日本人的侵略，当地民众在1932年参加了李杜将军领导的抗日部队，虽然因训练不足最终导致失败，但在当地却埋下了武装抗日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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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龙山暴动后，因日军大举反攻，暴动部队因训练不足、武器装备简陋，最终遭到了失败。
1934年3月12日，暴动部队撤出土龙山区，队伍经五道岗行进半截河，在此地进行了整编，对外称“抗日民众救国军”、下辖六个大队，谢文东被推举为司令，景振卿任前敌总指挥。
根据资料记载，当时闻讯来投奔的民众加起来有上万人，后来队伍制定了严格的纪律：
一、临阵脱逃者死；二、不许用老百姓蹓马；三、不许拿老百姓财物, 不向老百姓要好吃的。
民众救国军在成立之初，势如破竹，连打了几个胜仗，特别是在白沟村伏击战中，击毙了日本关东军第十师团第63联队的饭冢大佐。
不过，根据部分资料记载，饭冢大佐并不是在作战中被救国军击毙，而是在与救国军谈判的路上被杀的。
日本人一开始对土龙山暴动根本不重视，认为可以通过谈判解决，这个饭冢大佐就被派去与救国军和谈，也许是因为自大的缘故，饭冢大佐在前去谈判的路上并未带大部队，只有几十人的随从，结果半路上遇到救国军伏击送命。
客观上来讲，民众救国军完全可以利用这个空窗期发展，然而随着后来发展，我们可以发现，民众救国军在成立后数月里，多次与日伪交手，根本就没有发展的机会。
抗日民众救国军虽然是以谢文东、景振卿为首，然而内部因为是各地抗日救国军组成，彼此指挥不统一，这位后来作战失利埋下了祸患。
这也直接导致了暴动的领袖景振卿的牺牲。
饭冢大佐被救国军击毙后，日本关东军方面认为对于农民暴动，应该采取极凌厉的手段镇压，以稳定在该地区的殖民统治，于是调集了大批兵力进驻土龙山区，后来见暴动部队势大，又增调了部分兵力。
1934年4月初，日伪当局调远腾总务厅长出面，在哈尔滨召开会议，多方研究与策划，派伪吉林省总务厅长三浦前往镇压。在日军第3师团和伪军第4军管区的配合下，经过一个多月的军事“讨伐”和分化瓦解，暴动队伍人员伤亡严重，谢文东不得不率队转移。
景振卿已经意识到，日寇强横，救国军再这样下去，绝难有所出路，于是建议谢文东，不如采取“明争暗斗”的两手策略，但是被谢文东拒绝。
1934年5月1日，民众救国军去打位于土龙山区东南部的一个集镇“湖南营”。
土龙山暴动后，附近的日本武装移民团全部都聚集到了“湖南营”，使得这个原本不过200人的村庄一下子扩充为一个拥有4000余民众的镇子。
日伪当局为了守住这个集镇，在镇子里构筑了地堡、炮台等，准备作长期抵抗。
1934年5月1日，民众救国军包围了“湖南营”，并在初期的战斗中取得了一定的优势，不过由于民众救国军内部发生的混乱，导致了后续进攻失利。
根据资料记载，民众救国军武器装备匮乏，没有进攻日寇重兵盘踞集镇的能力，之所以能在“湖南营”初期战斗中取得优势，完全是因为事先收买了集镇内的“壮丁团”（日伪时期殖民当局组织当地民众成立的武装，是学习了日据台湾时期为实行“以台治台”的把戏）。
不料，救国军在攻入“湖南营”后，看见了“壮丁团”的武器装备比他们好，一下子蜂拥而上去抢夺，“壮丁团”也不甘示弱还击，双方爆发冲突。结果惊动了日军盘踞在镇子里的“开拓团”，救国军被日寇强大的火力赶出了镇子。
景振卿作为前线总指挥，见前面进攻不顺利，也从隐蔽的小土丘后跃出，亲自带队向前冲去。
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几颗子弹打了过来，击中了景振卿的胸口，景振卿牺牲时，年54岁。
周亚山接替景振卿作为前线总指挥后，下令救国军将镇子团团包围，这令镇子里的日本移民团与依兰县的日军断绝联系20多天。
1934年5月中旬，日本拓务省代办处，利用关东军第10师团提供的一架轻型飞机，在湖南营着陆，进行支援。不久之后，日本关东军第3师团也派了一个大队驰援。
救国军见无法攻下“湖南营”最后只好撤围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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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营”战事的失利，成为了民众救国军发展的转折点。
一方面，饭冢大佐被击毙，引起了日伪当局对土龙山暴动的重视，他们采取了政治军事两种手段来瓦解民众救国军。
政治上：为了缓和三江平原地区民众抵抗的情绪，日伪当局采取了各种政策，比如提高土地收购价格等，还对参加救国军的民众宣传“枪支不收了, 地照不交了, 回来就是好人, 发给良民证”等等。甚至还利用当地百姓来劝说参加救国军的家人返回。
军事上：为了对付民众救国军，日伪当局调动了大批的兵力进行围剿还出动了飞机、大炮。更为恶劣的是，为了破坏民众救国军的生存空间，他们把屠刀对准了当地的民众。
凡是在民众救国军待过的地方，日军在作战结束后，都要进行残酷的肃杀整顿，根据资料记载，日军此次在土龙山地区的屠杀是极其残酷的，在这次惨案中，土龙山地区被血洗村屯12个，房屋被烧毁1000余间，遭杀戮的百姓1100多人，被毁粮食70余万斤，死伤性畜290余头。
在日伪当局双重手段打击之下，民众救国军的处境越来越艰难。
1934年10月，民众救国军在依兰桦木岗遭到了惨重的失败。谢文东仅带十几名部下，逃入依兰县吉兴河深山中。
当然，民众救国军的失败，除了因为日伪当局的打击，自身的局限性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从土龙山暴动一开始，民众救国军就没有提出有建设性的纲领，对于暴动之后的发展欠缺考虑，对日作战也缺乏必胜的信心。
尽管救国军人数众多，但打起仗来一如草寇，不能形成有效的合力。
至于救国军的领导人谢文东，意志力就更是薄弱，救国军后来之所以遭到失败，他应负很大责任。
1935年1月，谢文东与李华堂会面，因李华堂率领的自卫队与活跃在汤原的共产党游击队联系密切，两人后来商量后，决定投奔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
在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赵尚志的帮助下，三方协议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
随着后来发展，谢文东、李华堂都成了抗联军长（一个八军军长，一个九军军长）。
客观上来看，谢文东这条路是走对了的，可实际上却有很大问题。
谢文东之所以选择听从李华堂的建议，不是因为他思想上有多进步，而是纯粹基于一种政治投机。
在此之前，谢文东也曾派人联系在上海的李杜，希望能得到蒋介石的支持，然而蒋介石那时正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谢文东这样的抗日队伍自然是不屑一顾，谢文东没得选才选择投靠共产党的游击队。
到了1937年冬，随着日寇围剿频仍，加上日军采取“归屯并户”的政策，致使抗联生存愈发艰难，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谢文东、李华堂抗日的信念也愈发动摇，而他们的态度也影响了抗联八军、九军（这两个军不算是我党直接领导下的）其他一些人。
1939年，谢文东、李华堂先后投敌，调转枪口对付抗联。
不过，谢文东虽然叛变投敌，然而土龙山暴动的精神却仍然是值得赞许的。
要知道土龙山暴动时，时值东北军中抗战部队抗日斗争失败，少数民众组成的抗日义勇军也因为日寇围剿而失利，当时共产党人领导的游击队也正处于草创中。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土龙山农民燃起抗日烽火，对于当时由低潮向高潮发展的东北抗日运动，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