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93年,我男人顾强为躲债,卷走了家里所有的钱,那是我们给儿子攒的8000块。

他像一滴脏水,蒸发得干干净净。

我恨了他24年,把他骂了24年,直到我生病住院,掏不出救命钱。

一个银行经理却找上门,说我男人当年给我留下了一笔钱。

他打开公文包,我看见的不是一张存折,而是一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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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的风,吹在身上总有一股子煤烟味。

我们家住在纺织厂的家属楼,三楼,两间屋。墙壁是石灰刷的,一碰就掉渣。

顾强那时候在厂里办了停薪留职,跟着一个姓王的哥们下了海,倒腾什么建材。每天都有一股子劲,眼睛里亮亮的,像是有火在烧。

他说,玉芬,等我发了财,咱就换个大房子,带阳台的,给你种满花。

我不信他画的饼,我只信箱子底下那本用红布包着的存折。

存折是定期的,八千块。

那会儿我一个月工资才一百出头,顾强没往家里拿钱,这八千块,是我跟他结婚后,一分一毛从牙缝里抠出来的。是我儿子顾晓峰的命根子。

顾晓峰那时候刚过一岁,在床上爬来爬去,流着哈喇子,见谁都笑。

那本存折,就是给他的。读书,娶媳妇,都指着它。

我每天都要摸一摸那个红布包,摸到了,心才踏实。

那年夏天特别热,知了在窗外的树上叫得人心烦。

顾强的火,灭了。

他开始整宿整宿地坐在客厅抽烟,便宜的“大前门”,呛得我和儿子直咳嗽。屋里烟雾缭绕,像失了火。

他不说出了什么事,我问,他就摆手。

“女人的事,别管。”

后来,家里开始来陌生人。

都不是善茬。一个个胳膊上刺龙画虎,站在门口,也不进来,就那么阴沉沉地看着你。

“顾强呢?”

“跟他说,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我抱着晓峰,手心全是汗。

再后来,我们家红色的木门上,被人用黑油漆泼了一个大大的“债”字。

邻居们见了我们母子,都绕着走,眼神像针一样,扎得我背上疼。

那天晚上,我跟顾强吵了。

结婚以来,我们第一次动手。我抓他的脸,他推了我一个趔趄。

“你到底欠了多少钱!你要把这个家毁了吗!”我哭着喊。

顾强蹲在地上,抱着头,像一只被痛打的狗。

“玉芬,我对不起你……”他的声音从指缝里漏出来,闷闷的。

我心一下就软了。

我还想着,天大的事,夫妻俩一起扛,总能过去。

第二天早上,我醒了。

身边的床是空的,凉的。

桌上压着一张烟盒纸,撕开的,上面是顾强潦草的字。

“玉芬,我对不起你们母子。我走了,不要找我。把晓峰带大。”

我的头“嗡”一下。

我没哭,也忘了去抱在床上哼唧的儿子。我像疯了一样,冲到床边,拉出那个旧木箱。

锁是开着的。

我掀开盖子,把里面的衣服全扒了出来。

红布包不见了。

那个装着八千块钱的红布包,不见了。

我的天,塌了。

我瘫坐在地上,看着被我扔了一地的衣服,半天没动。晓峰在床上“哇”地一声哭出来,我才像活过来一样,跟着他一起,放声大哭。

顾强,你不是人。

你不仅跑了,还把我跟儿子的活路,也一起带走了。

债主们找不到顾强,就把火气全撒在了我身上。

他们带人堵在家门口,骂得很难听。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父债子还,天经地义!”

“赶紧还钱!不然把你儿子卖了抵债!”

我抱着晓峰,用身体死死顶着门。晓峰被吓得直哭,哭声像小猫一样,挠着我的心。

厂里的领导找我谈话,意思是我家的事影响不好,让我自己想办法解决。

我看着领导那张油腻的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这个家,这个城市,再也待不下去了。

一个下着小雨的夜里,我背着一个包,怀里抱着熟睡的晓峰,悄悄地离开了家属楼。

门上那个黑色的“债”字,在昏暗的楼道灯下,像一张嘲笑我的嘴。

我没回头。

我带着晓峰,搬到了城南的棚户区。

那地方叫瓦窑巷,以前是烧砖瓦的窑厂,后来废弃了,搭起了一片片的石棉瓦房。

我们租的屋子,一个月十五块钱。

屋子又小又潮,墙角长着绿毛。一下雨,屋顶就漏水,得拿脸盆接。

夏天闷得像蒸笼,蚊子能把人抬走。冬天四面透风,晓峰的小脸冻得通红。

为了活下去,我什么都干。

我辞了纺织厂的工作,因为离得太远。

我先是在一家小餐馆找了份洗碗的活。每天从早上六点干到晚上八点,一天三块钱。

冬天,自来水冰得刺骨。一天下来,我的手泡得发白、发皱,指关节又红又肿,全是口子。

晚上回到家,晓死峰已经饿得直哭。邻居大妈帮我看着他,会给他喂点米汤。

我抱着儿子,闻着他身上的奶味,眼泪就掉下来了。

我告诉自己,周玉芬,不能哭。哭了,就真完了。

我得活下去,我得把晓峰带大。

我要让他看看,没了他那个孬种爹,我们娘俩照样活得好好的。

对顾强的恨,像一根刺,深深扎在我心里。

夜深人静的时候,那根刺就开始疼。

我一遍遍地想,他怎么能那么狠心。八千块,他怎么下得去手。

他知不知道,没了那笔钱,我跟儿子是怎么过的。

恨意像柴火,烧掉了我的眼泪,也烧掉了我对生活最后一点念想。

我变得越来越像个男人,嗓门大,脾气爆,谁要是敢惹我,我能叉着腰骂上半条街。

瓦窑巷的人都怕我,叫我“周疯子”。

我不在乎。

我只在乎我儿子。

晓峰很小就懂事了。

他从不跟我要玩具,不跟我要新衣服。别的小孩在巷子里疯跑,他就搬个小板凳,坐在门口等我回家。

我下班回来,他会跑过来,给我捶背。

“妈妈,不累。”

我摸着他的头,一天的疲惫好像都散了。

等晓峰上了小学,开销更大了。光靠洗碗,根本不够。

我晚上就去夜市摆摊。

从批发市场进一些袜子、手套、鞋垫,用一块塑料布铺在地上。

城管来了,就得抱着东西跑。

有一年冬天,下了大雪。夜市上没什么人,我冻得直哆嗦,一晚上也没开张。

收摊的时候,我数着兜里那几张被汗浸湿的毛票,突然就蹲在雪地里,哭得喘不上气。

我不是为自己哭。

我是为我儿子。

我给不了他好的生活,给不了他一个完整的家。

我一抬头,看见晓峰撑着一把破伞,站在不远处。

他不知道站了多久,眉毛上都落了雪。

“妈,回家吧。”他走过来,把伞往我这边歪了歪。

我看着他,心里又疼又暖。

我抹了把脸,站起来。“走,回家。”

从那天起,我再也没在外面哭过。

日子就像瓦窑巷门口那条被车轮碾压过无数遍的土路,坑坑洼洼,但总能往前走。

晓峰上初中,上高中,成绩一直很好。

他成了我的骄傲,是我活下去唯一的盼头。

他偶尔也会问起他爸。

“妈,我爸……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的脸立刻就拉了下来。

“别提那个没良心的东西!他就是个赌棍,欠了一屁股债,把家里的钱都偷走了,扔下我们娘俩跑了!你以后要是敢学他,我打断你的腿!”

我的话像刀子,一遍遍刻在晓死峰心里。

久而久之,他再也不问了。

“顾强”这个名字,成了我们家的禁忌。

晓峰对父亲的印象,就是我口中那个自私、懦弱、烂到骨子里的男人。

我就是要他恨他爸。

这样,他才能记住我们的苦,才能有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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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年,一晃就过去了。

像做了一场很长很长的噩梦。

2017年,我已经快五十岁了。

头发白了大半,眼角的皱纹像刀刻的。常年的劳累,让我的身体早就垮了。心脏时不时地绞痛,咳嗽起来就停不住。

晓峰大学毕业后,在城里一家公司当了程序员,工资不低。

他第一件事,就是带我离开了瓦窑巷。

我们在一个老小区租了套两室一厅的房子,虽然旧,但干净,有独立的厕所和厨房。

晓峰说:“妈,等我再攒点钱,我们就买套自己的房子。”

我看着他,觉得这二十多年的苦,都值了。

我还是老样子,省吃俭用。菜市场的菜叶子我都捡回来,洗干净了炒着吃。

晓峰总说我:“妈,现在日子好了,你别这么苦自己了。”

我瞪他一眼:“你懂什么!钱是纸吗?大风刮来的?”

我就是改不了。穷怕了。

我对顾强的恨,也一点没少。

有时候看电视,看到那种抛妻弃子的男人,我还会指着电视骂。

“跟你那个死鬼爹一个德行!没一个好东西!”

晓峰就在一旁沉默地听着。

我知道,我这样不好。但我控制不住。

那份恨,已经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像我的骨头,我的血。

那天,我正在厨房给晓峰准备晚饭,突然一阵猛烈的咳嗽。

咳得我喘不上气,眼前发黑。

我扶着灶台,想站稳,可身子一软,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我再睁开眼,人已经在医院了。

白色的墙壁,白色的床单,鼻子里全是消毒水的味道。

晓峰坐在床边,眼睛红红的。

“妈,你醒了。”

“我……我这是怎么了?”我开口,声音嘶哑。

“你晕倒了。医生说……说你心脏问题很严重。”晓峰的声音有点抖。

医生很快就来了,拿着一沓检查报告,说了一堆我听不懂的医学名词。

我只听懂了最后一句。

“需要立刻手术,不然随时有生命危险。手术费……准备个十几万吧。”

十几万。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像被人打了一棍子。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我立刻挣扎着要下床。

“不住了!回家!我没病!就是有点咳嗽!”

“妈!”晓峰按住我,“钱的事你别管,我来想办法!”

我看着他,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我这辈子,最怕的就是拖累他。

结果,到头来,还是成了他的累赘。

晓峰开始到处打电话。

给他的同学,给他的同事,给他的领导。

我听着他低声下气地跟人借钱,一遍遍地说着“谢谢”,说“我一定会尽快还”,我的心像被刀子割一样。

他才工作几年,哪有什么存款。

为了给我治病,他要把自己下半辈子都搭进去。

我躺在病床上,看着天花板,第一次感觉到了绝望。

难道我周玉芬,这辈子就这么命苦吗?

就在我们母子俩一筹莫展的时候,病房的门被敲响了。

一个穿着笔挺西装的男人走了进来。

他看起来四十多岁,戴着金边眼镜,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

“请问,是周玉芬女士吗?”他开口,声音很客气。

我和晓峰都愣住了。

我们不认识他。

“我是。”我撑着身子,警惕地看着他。

“我是银行的,姓王。”男人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晓峰,“王经理。”

银行经理?

他来干什么?催债的?

可我们也没欠银行钱啊。

晓峰接过名片,一脸疑惑:“王经理,你找我妈有什么事吗?”

王经理拉过一张椅子,在床边坐下。

他没有马上回答,而是打量了一下这间普通的病房,目光最后落在我苍白的脸上。

他的眼神很复杂,有同情,但更多的是一种……说不出的凝重。

“周女士,我这次来,是为了处理一笔二十四年前的特殊存款业务。”

二十四年前?

我心里咯噔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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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份,像一根针,又扎进了我心里。

“什么存款?我没在你们银行存过钱。”我冷冷地说。

王经理似乎料到我会这么说。

他语气平稳地继续道:“这笔存款,不是您本人办理的。是……一位叫顾强先生,在1993年夏天,存入的。”

顾强。

当这两个字从一个陌生男人的嘴里说出来时,我全身的血都冲上了头顶。

二十四年了。

我以为这个名字,早就烂在了土里。

“我们跟他没关系!”我几乎是吼出来的,激动得又开始咳嗽,“他二十四年前就死了!死了!你找错人了!”

晓峰赶紧扶住我,给我顺气,同时对王经理说:“不好意思,我爸……我们跟他很多年没联系了。他跟我们家,早就没关系了。”

王经理静静地看着我,没有因为我的激动而有任何不耐烦。

他的脸上,甚至露出了一丝悲悯。

他什么也没说,只是低下头,打开了他那个黑色的公文包。

拉链拉开的声音,在安静的病房里,显得格外刺耳。

他从里面,拿出一个用牛皮纸袋封存得很好的文件袋。

袋子已经很旧了,边缘泛黄,封口处盖着一个红色的火漆印。

他小心翼翼地撕开封口,从里面拿出了一叠东西。

我的心跳,莫名其妙地快了起来。

我死死地盯着他的手。

他拿出来的,不是我想象中的一张存折。

那是一叠颜色各异、薄厚不一的存单。有几本是那种最老式的、需要手写的折子,纸都脆了。新的几本是后来机打的,但也都带着岁月的痕迹。

王经理没说话,他把那些存单,一本一本,像铺牌一样,在我们面前的床头柜上,整齐地铺开。

我和晓峰都看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