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中国农历马年，“马”所承载的奋进、强健、敏捷等吉祥寓意早已深深融入东方文明的精神内核，成为跨越地域与时代的文化符号。而在美国学者戴维·查费茨的眼中，马匹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是串联欧亚大陆数千年文明的无形纽带，是塑造权力秩序、经济格局与文化形态的关键力量。其著作《马匹与文明的缔造》以独特的“马匹视角”重构历史叙事，打破了传统文明研究的边界。
在专访中，戴维·查费茨从马年文化切入，探寻马匹与文明互动的深层逻辑，以及这段厚重历史留给当代的珍贵启示。
马越千年，何以为钥
上观新闻：今年是中国农历马年，中文里“龙马精神”“马到成功”“一马当先”等词语，无不彰显着人们对马的喜爱与推崇。您在书中将马匹定义为“劫掠者、统治者、交易者”三重角色，这种定位与中国马年的文化象征是否存在内在共鸣？
戴维·查费茨：我认为完全契合。十二生肖是中华文化中极为古老的组成部分。每种动物都既代表一种美德，也象征一种缺憾；既蕴含机遇，也潜藏危险。马年的传统特质，清晰地映照了马匹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马具有攻击性且性情急躁，因此可能引发纷争，这对应“劫掠者”；马强壮而威严，对应“统治者”；马速度迅捷，促进了旅行、探索与贸易——这便是我所说的“交易者”。
我还发现，十二生肖历法在欧亚大陆也被广泛使用。我在阿富汗旅行时，当地人会通过自己的生肖来告知年龄。我刚了解到，塔吉克斯坦当下也在庆祝马年。可见，马匹不仅在整个欧亚大陆具有重要地位，其象征意义也被广泛共享。
中国传统剪纸，马的形象。 新华社发（张纹综摄）
上观新闻：这种跨越文明的文化共鸣让您萌生了“马匹串联欧亚文明”的想法吗？还有哪些经历或学术启发，让您最终确定以马匹为核心线索讲述人类文明史？
戴维·查费茨：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曾称，他在罗马废墟中萌生了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念头，但我没有这样确切的、戏剧性的瞬间，我的研究视角是在多年碎片化经历与学术思考中逐步成形的。
学生时代，我研读了芝加哥大学世界史教授威廉·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这本书给了我极大的启发。麦克尼尔首次向美国读者揭示了中国、印度与西方之间存在的深层联系，并将历史阐释为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他用“齿轮箱”做比喻——每个主要区域的运转都会带动邻国加速，或受到邻国的推动。这个比喻虽抽象，却让我陷入沉思：什么才是这些“齿轮”所代表的、能够具象化连接不同文明的载体？
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心头。1976年，我前往阿富汗旅行，买了一匹马，打算从西部的赫拉特骑行至东部的喀布尔。卖马的经纪人看着我选中的马，认真地说：“这是匹好马，它能把你带到喀布尔，甚至能一直带你到中国。”一个阿富汗牲畜商贩主动提及中国，这让我十分惊讶。后来，我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军械库参观时，看到了俄国统治者从草原邻国那里收到的大量礼物和战利品，其中大部分是马具——镶嵌珠宝的马缰、工艺精湛的马鞍、装饰华丽的马刀和马镫。这些展品让我意识到，彼得大帝称帝之前，莫斯科的大公与早期沙皇们，其生活方式与突厥人、蒙古人极为相似，而喀什巴扎的马鞍匠，凭借他们的技艺，完全能造出类似的马具（只是缺少那些贵重的珠宝装饰）。
大约5年前，我读到一份波斯语史料，其中记载了永乐年间阿富汗地区遣使入明一事，使团特意为皇帝献上了几匹珍奇的马。这让我想起了多年前赫拉特那个马贩的话——原来，阿富汗的马匹真的抵达过中国！这一刻，之前的经历与疑问突然串联起来。至此，我终于确定，威廉·麦克尼尔所描述的、让欧亚各国历经数千年对话与交流的“相互咬合的齿轮”，正是马匹本身。
上观新闻：在研究过程中，关于马匹与文明的关系，哪些发现让您感到最为意外？
戴维·查费茨：这样的发现有很多，尽管有些惊喜其实一直摆在眼前。例如，战车作战居然早于骑兵出现。在中国商朝、荷马时代的希腊以及吠陀时代的印度，武士们都乘坐战车作战。我曾以为，既然战车在技术上比单纯骑乘马匹更为复杂，那么马匹被驯化后，骑兵就应随之出现。但事实上，战车作战比骑兵作战早出现千余年。原来，古代的马匹体形不够大、力量也不足，无法承载身着盔甲的骑兵。而且，马具的发展也未达到支持骑兵作战的水平：要在混战中挥舞剑、长矛，需要特制的马缰、马衔和马鞍。事实上，最早的骑乘作战形式是射箭，但这源于乘坐战车参战的弓箭手。
还有一个令人意外的发现——草原居民掌握着精湛的技艺，尤其是冶金术。辐条轮正是他们的发明。谁能想到，如此精巧的交通工具，竟诞生于我们眼中荒凉且欠发达的土地？其实，草原民族竭力完善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流动性对他们至关重要，因此他们发明了战车。
最后一个相关的惊喜是：此后所有的战车，都以公元前2世纪欧亚草原上发展出的模型为基础，并迅速传播开，东至中国，西至爱尔兰。这是早期全球化和技术快速扩散的一个极佳例证，就如同如今的电动汽车。
上观新闻：在中文版序言中，您感谢了中国友人给予的帮助。中国的历史研究资源，如何影响了您对马匹与文明关系的理解？
戴维·查费茨：《史记》和《汉书》是研究中国早期历史的核心文献，这两部书中都有大量关于马匹的记载，既有直接提及，也有间接体现。例如，我们从中得知，秦国有强大的骑兵，这助力他们统一了中国——这是直接记载。但同样有趣的是，秦始皇的祖先曾是周朝的世袭马夫。由此可见，骑兵在战争中固然重要，而从事养马和驯马的家族，往往也能跻身最高阶层——这是关于马匹重要性的间接体现。我们还从这些文献中了解到，马匹在汉代兼具象征意义与实用价值。汉朝初期，马匹稀缺，皇帝甚至无法为其战车配备拥有同一种祥瑞毛色的马匹。马匹的实际短缺导致其仪式性或象征性用途被（暂时）搁置。基于这段记载，我认为我们可以推断出汉朝为何停止了秦朝及更早朝代用真马殉葬的习俗。正是由于马匹的稀缺性，或是其日益增长的实用价值，人们开始用陶马替代真马陪葬。这同样从侧面反映了马匹在古代中国的重要性——它们太过珍贵，不应为了古代的仪式而被随意销毁。因此，仔细研读这些核心文献，能让我们深入洞察马匹在古代中国所扮演的角色。
马驭长风，重塑文明
上观新闻：您提出“马匹之路”的概念，与“丝绸之路”形成对照。马匹贸易与丝绸贸易在古代欧亚交流中，分别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戴维·查费茨：传统观点认为汉朝开辟西域是为了出口丝绸，但我发现核心需求是获取马匹，以摆脱对匈奴的依赖。汉朝与匈奴长期交战，匈奴骑兵凭借优良马匹和精湛骑射技能，机动性极强，给汉朝军队造成了巨大压力。然而，中国本土的气候与地理条件，难以培育出足够强壮、耐力十足的军用马匹，而匈奴则凭借草原优势，垄断了这类优质马匹的供应。如果向匈奴购买马匹，无异于增强对手的军事实力，这是汉朝统治者不愿看到的。因此，汉武帝才下定决心，从匈奴以西更远的地方——如今的乌兹别克斯坦一带的大宛国，获取被称为“汗血马”（又称天马、大宛马）的优良马匹。这段历史因“李广利伐大宛”的著名事件而被铭记，也正是这段远征，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马匹之路”。
随着购马渠道开通，大规模贸易应运而生。汉朝每年需购买数万匹马，如此庞大的采购量，意味着必须出口同等价值的商品作为交换。当时的中国，能够大量生产且在西方市场受欢迎的商品正是丝绸——但并非那种供贵族享用的精织奢侈品，而是相对粗糙的生丝。根据史料记载，在唐代，40匹生丝就能换一匹优质战马。此时的生丝，其属性更像是一种“纸币”，而非单纯的消费品。这也解释了为何我们在丝绸之路的考古遗址中，会发现大量生丝被埋藏——古人将生丝当作财富储存，就像如今我们埋藏钱币一样。
丝绸贸易服务于马匹需求，两者共同推动了欧亚经济交流：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以及重要的植物品种源源不断地向西传播；西方的琐罗亚斯德教、基督教等宗教，以及音乐、舞蹈、艺术等文化元素，随着商人、使者传入中国。敦煌的白马塔正是为了纪念伟大的佛教学者鸠摩罗什的坐骑白马——他东传佛法途经敦煌时，其坐骑白马病死；而唐代高僧玄奘西行取经，其坐骑在《西游记》中化身为白龙马，这一文学形象的背后，也正是这段文化交流的真实写照。
国家动漫园门前的西游记师徒四人形象。新华社记者 毛振华 摄
上观新闻：马匹在欧亚草原民族与中国各朝代的互动中，扮演了怎样的双重角色？
戴维·查费茨：传统马匹在诸多方面都独具特殊性。作为商品，它能自行运输。当马商从遥远的大宛或撒马尔罕前往中国时，他们会赶着马群前行，沿途放牧。在某种程度上，旅程耗时一年还是两年并不重要——只要能往返，他们就认为这是一笔不错的生意。与此同时，马商队伍很容易转变为伺机而动的劫掠者，因为他们总是随身携带武器，且具备突袭和机动的优势。中国历代政府都坚持要求草原养马民族在边境特定的市场（即所谓的“马市”）进行交易，这一政策确保了外来者不会威胁公共安宁。有时，养马民族会蓄意发动对中原地区的进攻。例如，当他们的马匹售价过低，或者马匹存栏过多（通常发生在牧草丰美的年份）导致价格下跌时，就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而在战争状态下，中国对马匹的需求会增加，马匹价格也会上涨。因此，尽管看似奇怪，草原养马民族的确有动机对中原地区开战。
贸易的进行方式让情况更加复杂。有些贸易包含仪式性的礼物交换——草原民族赠送良马，中原回赠华服或珍贵器物。对礼仪的误解或不对等的回报，都可能导致贸易破裂。在这种微妙的交换过程中，双方都能迅速察觉对方的敌意信号。其中还有经济层面的因素。草原势力越大，养马民族就越能向中原抬高马匹价格，因为他们能垄断马匹供应。中原政权更倾向于与相互竞争的小型草原势力进行交易——这正是汉武帝决定从大宛购买马匹的考量。简而言之，中原这个马匹买家与草原马匹卖家之间的贸易关系充满了紧张态势。数千年来，草原民族和中原地区的治国之道都在不断适应这些挑战。
上观新闻：对比中国、印度、俄罗斯等欧亚文明，马匹在塑造军事和社会结构方面，有哪些共通之处与独特性？
戴维·查费茨：共性十分明显：三国都与草原相邻，核心区域养马能力不足，需通过贸易获取马匹，因此管理马贸的人权力巨大，精通马术者构成精英阶层。例如，印度的莫卧儿帝国统治者源自草原，马术与骑射是贵族的必备技能，负责马贸的官员往往能进入权力核心；俄国的贵族阶层也以马术精湛为荣，马术训练是贵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草原与定居文明的精英流动性强，共享礼仪与战斗伦理，如安禄山作为胡人将领，凭借精湛马术与军事才能成为唐代节度使；蒙古人在罗斯地区建立金帐汗国后，不少蒙古贵族融入当地上层社会。军事上，三国骑兵装备、训练都借鉴草原模式，骑兵是战场主力，良马是重要奖赏，军衔高低往往与统领骑兵的数量相关。
独特性也很突出：中国南方多河流、湖泊，地形复杂，骑兵难以发挥优势，因此内河水军成为南方军事力量的核心，仅北方地区骑兵占主导。印度的南部多山地、丛林，大象和步兵比骑兵更适合当地地形，成为投射力量的主要兵种。而俄罗斯的哥萨克骑兵最为特别，他们源自欧洲，却主动采纳草原生活方式，擅长骑射、机动性极强。即便彼得大帝推行西化改革，建立西式军队，哥萨克骑兵仍被保留，他们在1812年击败拿破仑的战争中，凭借灵活战术重创法军，1914年仍有35万哥萨克骑兵，成为欧洲军队的独例，其独特的文化与军事角色，成为俄罗斯文明的重要标志。
马载风骨，绵延传承
上观新闻：从唐代马舞、马球到阿富汗的布兹卡谢比赛，马匹如何从实用工具演变为文化符号？
戴维·查费茨：这种演变背后是人类对马匹特质的感知与需求的不断深化。或许在人类驯化马匹之前，它就已成为文化符号——洞穴壁画中最常见的哺乳动物就是马，在法国拉斯科洞窟、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窟等遗址中，都有大量精美的马形壁画，展现了早期人类对马的关注。马未被驯化时，人类墓葬中就已出现马骨，表明马在当时被视为与灵魂相关的特殊存在。
嘉峪关新城魏晋墓群六号墓拍摄的画像砖《畜收图》。新华社记者 马希平 摄
驯化后，马匹成为权力象征。欧亚大陆广泛存在人马合葬习俗，直到19世纪中叶的哈萨克人仍延续这一传统。在中国，随着马匹重要性的提升，殉葬中的真马逐渐被陶马替代，秦始皇陵兵马俑中的陶马、唐代的三彩马，造型精美，不仅是丧葬用品，更成为承载时代审美与文化精神的艺术珍品。
唐代，马文化艺术走向成熟，马球、马舞等仪式化活动出现，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都对与马相关的活动充满热情。唐代画家以马匹为核心题材，创作了大量传世名作，如韩幹的《照夜白图》，展现了马匹的雄健姿态，传递出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元代的马匹绘画影响了波斯的书籍插图艺术，莫卧儿王朝的画册则融合了中国、波斯、欧洲的艺术风格，形成独特的马文化表达。总结来看，马匹从实用工具到文化符号的演变，遵循着“实用价值—权力象征—审美表达—精神共鸣”的清晰路径，背后是人类对力量、自由、秩序的永恒追求。
上观新闻：中西方对马匹的文化象征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反映了怎样的文明特质？
戴维·查费茨：西方马匹的两大角色在中国并不突出：一是农业用途，欧洲农民用马耕地、拉车，马匹是农业生产的核心劳动力，象征着和平与繁荣，类似中国的水牛。这种绑定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拖拉机普及后，马拉耕地才退出历史舞台，如今不少欧洲老人仍对耕马充满怀旧之情。二是贵族身份标志，7—8世纪草原民族入侵欧洲，欧洲国王和贵族组建骑兵防御部队，逐渐形成骑士阶层。国王将土地分封给骑士，让他们自行承担马匹、盔甲的养护费用，一匹战马的饲养成本相当于一个村庄的年收入，稀缺性让骑士成为特权阶层。
西方语言中，“骑士”与“骑手”同源，德语“Ritter”、法语“Chevalier”皆如此，骑马、狩猎成为统治阶级的身份标识。尽管后来社会结构变化，骑士精神仍被视为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延续。而中国的马匹更多是实用工具，官员配马是为了出行，军队中的马匹用于提升战力，民间马匹多用于运输、耕作。中国皇帝的画像多安坐宝座，象征皇权的稳定与秩序；欧洲国王则常被刻画为骑在马背上，彰显勇武与开拓精神。这种差异折射出文明特质：西方文明凸显个体的勇武与荣誉，中华文明则强调集体和谐与秩序稳定。
马启新程，对话古今
上观新闻：工业革命后马匹退出历史核心舞台，但其文化遗产是否仍在影响今天？
戴维·查费茨：马匹的文化遗产从未消失：蒙古那达慕大会的赛马是核心项目，展现民族精神；阿根廷、巴基斯坦的马球运动是国家文化象征；中亚国家的布兹卡谢、骑射传承着祖先的技艺；韩国、日本的骑射被视为珍贵传统，得到大力保护；阿拉伯国家致力于推广阿拉伯马品种，海湾地区投入数十亿美元建立马场；奥运会的马术项目延续着对骑兵作战、皇家狩猎的记忆；美国西部的牛仔竞技让人们铭记马匹在牧场经营中的作用。
在中国，马文化也迎来复兴。各地博物馆中，秦始皇陵陶马、唐代三彩马等文物展览层出不穷；马术俱乐部在各大城市涌现，马球、盛装舞步等运动走进公众视野；与马相关的文创产品、影视作品不断涌现，让马文化以更现代的方式融入当今社会。这些都是马匹文明遗产的鲜活体现。
上观新闻：当下，在资源竞争、文明对话方面，我们能从马匹与文明的互动中汲取哪些启示？
戴维·查费茨：核心启示是，合作需建立共同基础，互补才能实现共赢。草原民族拥有优质马匹，却缺乏粮食、丝绸等物资；中原王朝有丰富农产品与手工业品，却急需军用马匹。这种互补性是双方长期贸易的基础，双方都从合作中获益。这告诉我们，当代资源竞争中，与其陷入“零和博弈”，不如寻找互补性，构建“互利共赢”的合作体系。在资源竞争中，构建互补合作体系，找到共同利益与文化共鸣，是马匹贸易留给当代的重要智慧。
上观新闻：您希望读者朋友们从这本书中获得怎样的启发？
戴维·查费茨：我们常以日期、朝代教授历史，但人们更想知道“为何”。我希望他们明白，人类并非孤独的世界主宰，动物是文明的重要伙伴。马匹推动欧亚文明交流，牛、羊改变农业生产方式，狗陪伴人类狩猎与生活，动物在人类文明的节点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我们与这些动物一起改变了世界，如今仍在与它们共同塑造未来。
从更宏大的视角来看，历史本质上是人类与其他物种、与生物圈相互作用、共同进化的故事。自人类出现以来，就通过驯化动物、改造环境适应生存需求，而动物也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与文化形态。这种“人与动物的互动”是贯穿历史的核心线索，也是理解当今世界的重要钥匙。
我希望读者意识到，身边的动物不仅是宠物、食物或工具，更是人类文明的参与者、见证者与塑造者。重新审视这种关系，能让他们以更包容、全面的视角看待历史，学会尊重和珍惜不同物种的价值，理解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的重要性，这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等全球性挑战至关重要。
《马匹与文明的缔造》
[美]戴维·查费茨 著
扈喜林 译
中信出版集团
原标题：《不止马到成功！马匹才是撬动欧亚数千年文明的关键》
来源：作者：解放日报 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