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小汉。
2026年2月22日，米兰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U型场地技巧决赛，谷爱凌最后一跳落地后，分数定格在94.75——全场最高。
这是她本届冬奥的第三枚奖牌（1金2银），也是个人职业生涯第6枚奥运奖牌，刷新历史纪录。
现场中国观众挥舞国旗欢呼，国内社交平台迅速刷屏。
但几乎同一时间，美国田纳西州一位众议员办公室发出了另一份“战报”：
他们正推动一项新法案，目标很明确——把谷爱凌这类运动员赚的钱，一分不剩地收走。
这项名为《正式限制个人在体育相关领域获取年度收益法案》（简称“奥林匹克法案”）的提案，表面讲税收，实则冲人而来。
法案规定：任何美国公民或绿卡持有者，若代表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等“受关注外国实体”参加奥运会、世界杯等国际赛事，其比赛奖金和赞助收入将被征收100%联邦税。
提案发起人、共和党众议员安迪·奥格尔斯直言不讳：“背叛国家的人，必须付出代价。我要确保国税局拿走谷爱凌每一分钱。”
这已经不是奥格尔斯第一次点名谷爱凌。
早在2025年，他就曾在社交平台发文质疑：“她生在美国、练在美国、住在美国，却披着中国国旗赚钱。”
如今借冬奥热度再推法案，显然不只是为了立法，更是为了造势。
一、不是所有“换队”都叫背叛
美国体育圈里，代表他国参赛的运动员并不少见。
NBA球员乔丹·克拉克森有菲律宾血统，选择为菲律宾男篮出战；前田径选手桑娅·理查兹-罗斯拥有牙买加背景，也曾考虑过代表牙买加参赛。
冰球、游泳、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因双重国籍或入籍原因更换代表队的情况屡见不鲜。
乔丹·克拉克森
但这些案例几乎从未引发全国性争议，更没人提议立法惩罚。为什么轮到谷爱凌，就变成了“叛国”？
关键不在“换队”，而在“换给谁”。当对象是中国，事情就变了味。
在当前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中国被部分政界和媒体塑造成“系统性对手”。任何与中国有关联的成功，都会被自动解读为“资敌”。
谷爱凌恰好踩中了这个雷区。她英语流利，毕业于旧金山湾区名校，8岁开始在太浩湖训练，14岁就拿下全美青少年冠军。
从成长轨迹看，她完全符合“美国精英培养体系”的模板。但她15岁时宣布将代表中国参赛，并在北京冬奥会豪取2金1银，此后持续为中国出战国际赛事。
这种“明明能进美国队却偏要帮中国赢”的选择，在一些人眼里成了不可原谅的“倒戈”。
更刺激舆论的是她的商业价值，据《福布斯》估算，谷爱凌2025年收入达2310万美元，其中绝大多数来自中国品牌代言，如安踏、瑞幸、中国移动等。
她在中美两地都有巨大影响力，既能上《时代》封面，也能成为央视春晚嘉宾。
这种“两边通吃”的状态，让部分美国人感到被利用——“你用我们的资源成才，却去给对手挣面子、赚钞票”。
可事实是，谷爱凌从未隐瞒自己的身份选择。她多次公开表示：“我妈妈是中国人，我从小每年暑假都回北京。代表中国是我和家人的共同决定。”
她也从未放弃对美国文化的认同，甚至担任2030年盐湖城冬奥会申办大使。她的立场从来不是非此即彼，而是“我可以同时属于两个地方”。
问题在于，当政治情绪高涨时，中间地带往往最先被碾碎。
二、法案未必通过，但羞辱必须到位
“奥林匹克法案”真能落地吗？大概率不能。
首先，法律上站不住脚。美国宪法禁止“剥夺公权法案”（Bill of Attainder），即不得通过立法直接惩罚特定个人或群体。
该法案虽未点名谷爱凌，但适用条件高度精准匹配她的身份（美国出生、绿卡或公民身份、代表中国参赛、高收入），极易被法院认定为变相定向惩罚。
其次，经济上毫无意义。
100%税率看似狠厉，实则适得其反。一旦实施，运动员完全可以将收入结构转移至海外公司、信托或第三方代理，美国反而收不到税。
更何况，谷爱凌的主要收入来自中国品牌，资金本就不经过美国金融系统，征税难度极大。
就连保守派经济学家斯蒂芬·摩尔都批评该提案“既荒谬又无效”。
加州大学税法教授也指出，即便强行推进，也可能因违反正当程序条款而被推翻。
既然明知难通过，为何还要提？答案很简单：制造话题，收割流量。
在社交媒体时代，极端言论更容易引爆传播。奥格尔斯所在的田纳西州并非冰雪运动重镇，他在国会也非核心人物。
但只要把“谷爱凌”“中国”“背叛”这几个关键词绑在一起，就能迅速登上新闻头条，吸引保守派选民关注。
对他而言，法案是否通过不重要，重要的是“表态”——展示自己“强硬捍卫美国利益”的姿态。
这种操作在美国政坛已成套路，过去几年，从TikTok禁令到孔子学院审查，再到如今针对运动员的税案，背后逻辑如出一辙：
用国家安全名义包装文化焦虑，用立法威胁替代实际政策，最终目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巩固基本盘。
而谷爱凌，不幸成了这场表演中的道具。
三、真正的冲突，不在赛场，在叙事
比法案更伤人的，是日常的敌意。
过去一年，谷爱凌多次透露自己遭遇网络暴力，甚至在街头被陌生人辱骂、推搡，不得不报警。
她在采访中说：“2025年是我伤病最严重的一年，也是被网暴最狠的一年。”
一个22岁的年轻女性，因代表自己认同的国家比赛，竟要承受人身威胁，这早已超出体育范畴。问题的核心，其实是两种叙事的碰撞。
在美国主流叙事中，“成功”必须与“忠诚”绑定。你享受了美国的教育、训练、自由，就该为美国赢。
任何偏离这一路径的选择，都会被解读为忘恩负义。尤其当受益者转而帮助“对手”取得胜利，更会被视为双重背叛。
但谷爱凌的叙事完全不同，她认为，身份可以多元，归属不必单一。
她可以在斯坦福读书，也可以在首钢大跳台训练；可以穿红白蓝配色的训练服，也可以披五星红旗领奖。
对她而言，代表中国不是对美国的否定，而是对母亲文化的回应，是对童年记忆的延续，也是对自己人生主动权的行使。
这两种逻辑本可共存，但在大国对抗的语境下，共存变得奢侈。
美国需要“英雄”来凝聚认同，于是刘美贤被捧为“新美国梦”；而谷爱凌，则被贬为“精致利己主义者”“投机分子”。
有趣的是，英国选手佐伊·阿特金（Zoe Atkin）的经历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她出生在美国，母亲是马来西亚华裔，现代表英国参赛。
她在本届冬奥获得铜牌，英媒称她为“国家骄傲”，无人质疑其忠诚。这说明，所谓“背叛”，从来不是客观事实，而是立场投射。
谷爱凌的故事，本质上是一个全球化个体在民族主义回潮时代的困境。她试图跨越边界，却被要求站队；她想拥抱双重身份，却被逼做单选题。
而美国部分政客和媒体对她的围剿，暴露的不是她的“问题”，而是自身的焦虑——当人才、资本、文化不再受国界束缚，传统的“忠诚—回报”契约正在瓦解。
他们无法阻止谷爱凌成功，就只能试图羞辱她、惩罚她，以此维系一种正在失效的秩序。
但历史不会倒退，谷爱凌之后，还会有更多混血、跨文化、多国籍的运动员、科学家、艺术家在全球舞台上活跃。
他们不会因为一句“背叛”就退场，也不会因为一项象征性法案就沉默。米兰冬奥会闭幕了，但关于“谁有权定义一个人归属”的争论，才刚刚开始。
谷爱凌用雪板划出的答案是：我的身份，由我自己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