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罕见病，可能让患者在20岁后接连遭遇脑部肿瘤、肾癌、胰腺肿瘤等多器官病变，一生反复手术如同在身上“装拉链”。
它叫VHL综合征（Von Hippel-Lindau病，又称希佩尔-林道综合征），是一种由基因突变引起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发病率约为1/36000至1/91000，已于2023年被纳入中国第二批罕见病目录。
“这类患者面临的最大困境并不是诊断难，而是识别难，这一疾病最典型的特点是多器官肿瘤发病。”近日，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张进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临床上尽管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基因检测技术也可以确诊这一疾病，但由于病人数量少，医生接触少，对这个病本身了解得不多，导致患者常常会在神经外科、泌尿外科、眼科等多个科室兜转数年，看过很多医生最终才得到确诊。
“识别难”也为患者带来又一大困境：反复手术。“如这类患者出现肾癌，一些基层医生开始没意识到这是由于VHL综合征引起的肾癌，就立刻开刀，殊不知这不同于普通肾癌，开刀后肿瘤可以在身体里不断出现，很多患者往往在反复开刀中走向肾衰竭，或面临生命危险。”张进同时表示，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和新药的出现，越来越多的像VHL罕见病患者的命运正在被悄然改写。
2026年2月28日，是第19个国际罕见病日。澎湃新闻记者采访多名专家，谈谈罕见病患者的困局和希望。
多器官肿瘤发病，患者或面临“无刀可开”
“作为一种罕见病，社会对于VHL综合征的认知太少了，患者最典型的特点是多器官肿瘤发病。”张进坦言，VHL综合征因VHL基因突变，导致缺氧诱导因子（HIF）异常蓄积，进而引发全身多器官肿瘤。除双侧多发性肾癌外，还包括中枢神经系统血管母细胞瘤、视网膜血管瘤、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嗜铬细胞瘤等。
“VHL诊断本身并不困难——有家族史或多器官表现者，通过基因检测即可确诊。”张进话锋一转，“难的是医生‘想不到’。病人首发可能是单纯脑部血管母细胞瘤，医生只处理脑子，不去查肾、查胰腺，就当成散发病例治了。”
张进 受访者供图
这种认知缺失直接导致治疗路径的偏差。张进举例说，拿VHL肾癌患者来说，普通肾癌1-2厘米通常建议手术，但VHL肾癌并不能这样处理，可以观察，肿瘤长大3-4厘米再进行手术干预，“但往往很多基层医生不了解，抓到小肿瘤就开，但过段时间肿瘤还会再长，反复开刀，病人可能开不了几次刀肾功能就会耗竭，最终无刀可开。”
他至今记得那个横跨四代的VHL家族，其中一名患者37岁才正式确诊患有这种疾病，在此后近20年里，他先后经历脑部血管母细胞瘤切除术、多次肾癌手术、胰腺病灶处理……“每五年左右开一刀，不同部位反复开，来到我这里时，只剩一个肾脏，位置又差，之前已经开过两刀，第三刀根本没法动。”张进说，那时患者通过普通的靶向治疗药物，一度控制肿瘤并缩小，但耐药后病情急转直下，最终离世，“如果他能再拖五年，赶上现在的新药HIF-2α抑制剂，完全可能延长5-15年有质量的生命。”
幸运的是，这个家庭的悲剧并未代代延续。张进解释说，通过仁济医院泌尿外科与生殖医学科合作，该家族后代采用试管婴儿胚胎基因筛查技术，成功阻断致病基因，诞生了健康婴儿。“把突变胚胎去掉，移植正常胚胎，这个病就从家族中彻底斩断了。”张进说，目前该院已帮助多名VHL综合征患者成功诞生健康宝宝。
“常人难以想象罕见病群体的艰辛”
新技术、创新药为部分罕见病患者带来曙光，但其困境依然不能被忽视。
“罕见病不仅仅是医学层面的诊疗问题，更是一个深度的社会和民生问题。常人往往难以想象罕见病群体所面临的艰辛，这种痛苦不局限于患者个人的病痛，更会波及整个家庭、亲属乃至其所在的社区。”上海市罕见病防治基金会理事长、中华医学会罕见病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会长黄国英指出，罕见病的救助和平常的疾病救助不完全一样，平常疾病的救助很多可以预计，“如先天性心脏病，给予患者一定的医疗救助基金就可以进行手术，这样很多患者的问题就能解决，但罕见病人并非如此，特别是涉及高值的产品，他们往往需要终生用药，因此这种投入是需要持续的。”
在黄国英看来，近年来，随着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的常态化调整，一批高值罕见病药物通过国家谈判纳入医保，大幅降低了患者的经济负担。与此同时，普惠型商业保险的普及也为患者家庭构筑了第二道防线。然而，对于部分年治疗费用高、且需长期甚至终身用药的罕见病患者而言，支付的痛点依然存在。
以戈谢病为例，据了解，目前医保内药物有明确的适应症限制，儿童无法使用，这对仍需依赖酶替代药物治疗的儿童患者及其家庭来说，需要自费用药。如因支付问题导致断药，患者将面临不可逆的骨骼畸形和全身多脏器损伤。“我们希望对于他们的治疗得到社会的持续关注，也希望患者能得到有效的、连续性的治疗。”黄国英说。
面对“有药难用”或“支付难”的挑战，九三学社成员、上海市政协原常委、上海市政协提案委员会原常务副主任黄鸣认为，应整合政府支持、商业保险与慈善救助，建立“罕见病专项基金”，“设立罕见病专项基金的核心价值在于提供制度性的稳定保障，上海虽然已有诸多罕见病救助机制，但仍然亟需整体性的协调机制，目前依靠企业、慈善基金或政府某几个部门的努力，无法形成稳定的保障。因此，资金筹措必须要有明确、稳定的保障制度，通过设立专项基金，能够在制度上解决筹资的不确定性问题。”
黄鸣进一步表示，资金到位后，如何有效运用是关键。“我们需要像社区事务受理中心一样，在基层建立‘一门式’或‘一窗式’的服务机构，让患者在第一时间就能提出申请并与基金衔接，确保制度真正落地。”在她看来，专项基金能起到核心枢纽的作用，对现有的沪惠保、基本医保、少儿住院基金、医疗救助及残障资助等各类保障资源进行有机整合，“通过这种整合，能让原本分散的政策形成合力，从而发挥出更大的保障效应。”
呼吁为罕见病立法，多方托举让罕见被看见
针对罕见病群体，多年来也有不少专家呼吁为罕见病“立法”。
“上海市罕见病防治基金会从2014年成立至今做了很多这方面的推动工作，包括每年都会召开多次立法研讨、多学科研讨，也跟华东政法大学等相关法律专家，卫健委、医保各个方面的专家共同研讨。”黄国英表示，“真正要进入立法程序，可能还要经历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黄国英同时认为，除了对罕见病群体的救助和保障，当前更为重要的是相关药物研发。“药品研发与罕见病基础研究关系密切，如疾病为何发生、如何进展等，如果发病机制不明确，那么药品研发就无从谈起。”他希望，有更多本土企业能聚焦罕见病药物的研发，从而提高患者的药物可及性。黄国英特别指出，由政府牵头、多方参与形成的合力是解决罕见病这一复杂民生问题的根本途径。
2025年3月1日《上海市医疗保障条例》正式实施，其中明确将“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罕见病的诊治、研究和用药保障”写入条款。“目前，上海浦东新区人大正在市人大的指导下，着手开展针对这一问题的立法调研。”黄鸣表示，“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建议围绕两条主线展开：一是以患者为中心的保障主线，梳理从预防、诊断、治疗到护理的全生命周期权益；二是‘物’的保障，既要解决药械进口的便捷性问题，也要积极鼓励药企参与新药研发。立法过程既是对各方责任的约定，更是一种鼓励与促进。”
黄鸣同时建议，政府应通过“双轮驱动”构建良好的生态模式，“一方面出台直接性的支持政策，如加快药物审批流程、为罕见病药物集采开辟特殊通道；另一方面实施鼓励性政策，引导企业、行业协会和公益组织更多地承担保障角色，配合政府进行数据统计与多方支付探索，共同构建有利于罕见病事业发展的长效机制。”
“为了让更多的社会群体、医务人员增进对各类罕见病的认知度，为患者建立病史资料库、扩大媒体宣传显得尤为重要。“张进透露，其所在的仁济泌尿外科团队正在整理中国VHL患者自然病史数据，以期填补国内长期生存大数据空白。他同时呼吁，应在住院医师规培、继续教育中增加罕见病方面的内容，提高更多医生对于罕见病的认知度，“罕见病虽小，每个生命都不小，精准识别、全程管理、阻断遗传，我们能做的还有更多。”
张进同时认为，罕见病群体需要更多的社会支持，“目前VHL患者组织为自发互助性质，在信息共享、心理支持上作用显著，但在政策倡导、药物研发参与等方面力量仍弱，我们需要系统性的患者科普，也需要企业、基金会、政府共同搭建罕见病综合支持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