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万打工人正在逃离北上广，他们以为逃离了北上广的996，回到县城就能过上“人上人”的生活。但他们不知道，自己一心想回去的县城，其实早被161个家族瓜分干净。
一个北大博士，用两年时间揭开了这个残酷真相。我是认知破戒者，一位带你打破固有思维、跳出世俗局限，穿透表象、看清本质，看得更远、更透的深度自媒体人。
在一个普通农业县里，盘根错节的政治家族多达161个，20%的干部都是官二代。这意味着，那个你以为的“退路”，早已被一张密不透风的关系网瓜分殆尽，你在那里，可能连一张入场券都拿不到。
这场看似逃离内卷的反向运动，对大多数普通人而言，或许只是从一个打工人，变成了一个连打工资格都没有的局外人。
北大社会学博士冯军旗，特意到河南一个农业县挂职两年，他发现了一个让人窒息的事实：在这个副科级以上干部超过1000人的县里，每10个干部中，至少有一个背后有家族势力支撑。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
县城到底是谁的天下？
第一类玩家，是体制内的顶层。他们夫妻双方都在体制内，月收入加起来两三万，住着县城最好的小区，开着几十万的车。最关键的是，他们吃的、用的，都从省会的山姆和开市客代购回来。
一个十几万人口的县城，光吃财政饭的公务员就超过2000人，再加上老师、医生这些事业编人员，还有没编制但吃财政饭的社区工作人员，以及每月拿上万退休金的老干部，保守估计，这类人超过1万。
这1万人，控制着整个县城的资源分配——从医院挂专家号到孩子上好学校，没有他们一个电话搞不定的事儿。回到县城，想找个体面工作，你投简历给谁都没用，岗位早就内定好了。每年招的几个人，都是领导七大姑八大姨家的孩子，你再优秀，也只能靠边站。
第二类玩家，是靠关系撬动工程红利的包工头。县城里的招标，说是公开透明，实际上都是走过场。真正决定谁能中标的，是酒桌上的圈子和背后的关系网。一个几百万的市政工程，承包方能拿走至少一半利润。
这些包工头，可能初中都没毕业，但“会做人”。早年跟着领导混，后来借着关系拿下土方工程，一夜之间身家翻了几十倍。现在，他们在县城是有头有脸的企业家，手里的财富，足够家族几代人衣食无忧。
第三类玩家，是掌握本地资源的地头蛇。别小看县城里开了十几二十年的小餐馆、小卖部，它们背后都有复杂的关系网。你想开个新店跟他们竞争，今天消防说你喷淋头不合格，明天环保说你油烟机不达标，后天税务就请你去“喝茶”。
这就是很多人回县城创业失败的原因：你以为带着大城市的见识和积蓄，能在小地方大展拳脚，却发现县城市场早已饱和，每个行业都有地头蛇把持，你再卷，也赚不了几个钱。
县城的游戏，玩的从来不是能力，而是关系。没有关系，你就是局外人。
但更可怕的是，如果整个县城的经济，只能依靠这三类人维持，那是最危险的信号。他们赚的钱，要么来自财政拨款，要么来自内部消费，几乎没有外部资金注入。这种经济模式，就像在沙子上盖房子，看着挺稳，实际上一推就倒。
一旦财政压力加大，第一个动刀的就是事业编制。很多县城已经裁减了60%以上的岗位，那些以为“铁饭碗”能端一辈子的人，现在连饭碗都保不住。
而真正给县城致命一击的，是大城市的虹吸效应。县城最聪明的孩子、最会做题的学霸，大学毕业后拼命留在省会、北上广深，除了过年，再也不会回来。
更糟糕的是，为了在大城市买房，他们要掏空家里所有积蓄——这相当于县城每个普通家庭几十年的积累，被一次性吸走，一去不复返。
人才流失、资金外流，是双重打击。县城培养了20多年的本地人才和积蓄，瞬间被大城市吸走；年轻人走了，父母留下，县城的老龄化越来越严重。有县医院妇产科医生说，现在有时候一整天连一个新生儿都没有，整个科室闲得发慌。
这就是县城的现状：缺乏新产业，没有新鲜血液，再加上出生率急剧下降，发展举步维艰。
所以，当你回到县城，看到有人开豪车、住豪宅，不必羡慕，也不必焦虑——那是由世袭和垄断构建的圈子，跟普通人压根儿没关系。
省会和一线城市也有强大的圈子，但至少在大城市，普通人还有机会：比如做外卖骑手、送快递、进工厂流水线，虽然辛苦，但收入稳定。而在县城，好工作、好资源、好机会，都被有背景的人牢牢掌握，普通人连入场券都没有。
你想找工作，人家问你“认识谁”；你想做生意，人家问你“背后是谁”。你什么都没有，就什么都做不了。
这应验了“富不过三代，穷不过五服”，但在县城，没有背景的普通人，可能连五服都熬不过。
没有背景的普通人，似乎只有一条路：离开家乡，去广州、深圳的城中村，挤早晚高峰的地铁，吃十几块钱的猪脚饭，在异乡的繁华和孤独中打拼。这听起来残酷，但这就是现实。
县城经济的内循环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大城市的虹吸效应，还在加剧。如果你还停留在“回县城就能过好日子”的老思维里，那你已经彻底落后于这个时代了。
不管是留在大城市，还是回县城，拼的都不是一时的勤奋，而是长期的认知水平。如果总是用过时的思维应对新的变化，注定会越来越被动。想要真正改变处境，首先要改变脑子里那套老旧的思维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