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厌我爸给舅舅送礼，直到我饭碗差点丢了，舅舅一句话就解决问题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总觉得我爸是个老顽固，尤其是在给我那个当官的舅舅送礼这件事上，简直是固执得不可理喻。

每年雷打不动的两次，拎着那些他自己都舍不得用的烟酒茶叶，跑几十公里路，就为了换回舅舅一张冷冰冰的脸和几句不咸不淡的客套话。

我劝过他无数次，那是多此一举，是封建糟粕。

直到那天，我的饭碗悬在半空，整个世界摇摇欲坠，才明白他那些“多此一举”，究竟是在为我铺一条什么样的路...

夏末的傍晚，空气黏稠得像化不开的麦芽糖。老旧小区的窗外，蝉鸣扯着最后的嗓子，一声比一声凄厉，搅得人心烦意乱。

我，李哲，刚把我的平板往沙发上一扔，金属外壳磕在玻璃茶几的边角上，发出“当”的一声闷响。

我扯了扯脖子上的领带，那玩意儿像一条精致的绞索，从早上九点勒到现在，几乎让我窒息。

客厅的另一头，我爸老李，正蹲在地上，像一个虔诚的信徒在摆弄他的祭品。

地上铺着一张旧报纸，上面摊着两盒用木头匣子装的武夷山大红袍，旁边是两条硬壳的特供“熊猫”烟。

茶叶的包装纸泛着一种暗沉的光，烟盒上的那只熊猫憨态可掬，但在我眼里，它们都散发着一股陈腐的、急于讨好的味道。

我爸戴着老花镜，正用一块干净的抹布，仔仔地擦拭着茶叶盒上的每一丝浮尘。

他的动作很慢，很专注，仿佛那不是一盒茶叶，而是一件易碎的传世古董。

“爸，又弄这些。”我终于没忍住，开了口。声音里带着一丝刚从写字楼里带回来的、不耐烦的冷气。

我爸头也没抬，鼻子里“嗯”了一声。

“你说你去图什么啊？舅舅那个人，你还不清楚？每次去，板着个脸，跟谁都欠他钱似的。东西收下了，屁股都不挪一下，连杯热茶都懒得给你倒。”

我走到冰箱前，拿出一瓶冰镇苏打水，拧开，气泡嘶嘶作响。

“再说了，他坐那个位置，什么好东西没见过？还在乎你这两盒茶叶、两条烟？纯属多此一举，真的，白费功夫。”

我爸终于停下了手里的动作。他扶了扶老花镜，抬起头，昏黄的灯光照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眼神有点浑浊。

“你懂个什么。”

他的声音沙哑，像被砂纸打磨过，“这不是求他办事，这是亲戚。人情，人情，你不走动，哪来的人情？平时香都不烧一根，等有事了，你跑去磕头，人家佛爷搭理你吗？”

我喝了一大口苏打水，冰凉的液体顺着喉咙滑下去，心里的那股燥热却丝毫未减。

“都什么年代了，爸，还信这套。我在公司，带的是上千万的项目，靠的是技术方案，是数据模型，是PPT上的每一个逻辑点。我从来不请我们总监吃饭，他照样给我升职加薪。有本事，在哪都饿不死。”

我爸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后却只是叹了口气，低下头，继续用那块抹布擦着烟盒的塑料封膜。那专注的样子，仿佛要把自己所有的执拗和沉默，都擦进那薄薄的包装里。

那晚，我们爷俩没再说话。饭桌上，只有碗筷碰撞的单调声响。我扒拉着碗里的饭，心里全是鄙夷。

我觉得我爸被社会磨平了棱角，活得太窝囊，太卑微。

他不懂我这个名校毕业、在头部互联网公司当项目经理的儿子，所信奉的那个靠实力说话的、光鲜亮丽的世界。

我的世界，确实是光鲜亮丽的。

周一的晨会上，我主导的“智慧城市”项目二期，在和几家强劲对手的角逐中，成功中标。当我在PPT上展示出最后一页的结论时，会议室里爆发出了一阵掌声。

我的顶头上司，部门总监刘总，一个头发梳得油光锃亮、永远穿着合身定制西装的中年男人，带头鼓掌。他看向我的眼神里，充满了不加掩饰的赞许。

“干得漂亮，李哲！”

刘总声音洪亮，“这个项目的技术壁垒，被你用最巧妙的方案绕过去了。特别是数据脱敏和城市神经网络的那个架构，简直是神来之笔！董事会那边都点名表扬了！”

我微微欠身，嘴上说着“都是团队的功劳”，但心里那份得意，像夏天午后的冰淇淋，迅速融化，甜得发腻。

我眼角的余光瞥见了同组的孙鹏。他坐在角落里，也在拍手，但那张脸上，笑容比哭还难看。他的嘴角向下撇着，眼神里是藏不住的嫉妒和阴郁。

孙鹏的能力平平，但特别会看人下菜碟，在办公室里拉帮结派是一把好手。我向来看不上他这种人。

会后，刘总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落地窗外，是这座城市最繁华的CBD，高楼林立，车流如织。

“小李啊，”刘总亲自给我泡了杯龙井，茶叶在玻璃杯里上下翻滚，“这个项目，公司非常重视。你担子很重，但能力我也看到了。好好干，等项目一期平稳上线，你的title，该动一动了。”

“谢谢刘总。”我端着茶杯，热气氤氲了我的眼镜片。

从总监办公室出来，我感觉脚下的地毯都变得格外柔软。我更加坚信，规则、逻辑和无可替代的硬实力，才是这个时代的唯一通行证。

我爸那种靠着烟酒茶叶维系的、脆弱又可笑的“人情”，早该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几乎是以公司为家。带着团队没日没夜地写代码、做测试、优化算法。

项目进展得异常顺利，我们构建的那个庞大而精密的“城市大脑”雏形，在服务器里开始平稳地运行。

每一个深夜，当我拖着疲惫的身体锁上办公室的门，看着空无一人的走廊，心里都有一种巨大的满足感。

我觉得自己像一个正在创造世界的工程师，用一行行代码，搭建着未来的模样。

那段时间，我甚至忘了我爸又去过舅舅家一次。他回来后，只是照例跟我说了一句“你舅舅问你工作怎么样，我说挺好”，然后就再没了下文。

我当时不以为意，心里甚至有点想笑。问一句又能怎么样呢？他能看懂我的代码吗？他知道什么是深度学习和边缘计算吗？

我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浑然不觉，一场风暴正在我头顶那片看似晴朗的天空中，悄然聚集。

风暴来临的那天，毫无征兆。

那是一个周三的下午，阳光正好，我正在和团队成员讨论一个关于用户数据加密的细节。

突然，刘总的助理，一个叫小蜜的年轻女孩，踩着高跟鞋，嗒嗒嗒地跑了过来，脸上带着一丝惊慌。

“李哲哥，刘总让你马上去他办公室，立刻！”

我心里咯噔一下，但也没多想，以为是项目上有什么新的指令。我跟着小蜜，穿过格子间，走进了刘总的办公室。

一进门，我就感觉气氛不对。

刘总坐在他的大班椅上，脸色铁青，那张平时总是挂着和煦笑容的脸，此刻绷得像一块石头。

他手里捏着一份文件，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办公室里，还站着法务部的负责人和行政总监，两个人的表情同样凝重。

“刘总，你找我？”我问。

刘总抬起眼皮，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冷得像冰。他没说话，只是把手里的那份文件，扔在了我面前的桌子上。

“你自己看。”

我拿起文件。纸张的页眉上，印着一个鲜红的国徽，下面是一行醒目的黑体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责令整改通知函。

我的心猛地一沉。

我一目十行地往下看。函件的内容并不复杂，但每一个字都像一把锤子，狠狠地砸在我的胸口。

文件指出，我们公司的“智慧城市”项目，在“涉及公民个人信息的处理上，存在重大数据安全隐患和隐私泄露风险”，违反了《网络安全法》和《数据安全管理条例》。

最后的处理意见是：立即暂停该项目的一切线上线下活动，封存所有相关服务器数据，并于15个工作日内提交详细的自查报告和具备可操作性的整改方案。

如逾期未能整改或整改不合格，将予以正式立案调查，并处以高额罚款，相关责任人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最后那一行小字下面，盖着一个鲜红的、刺眼的公章。

我拿着那几页纸，手开始不受控制地发抖。

怎么可能？数据安全是我最重视的一环，我用的加密算法是业内最顶尖的，脱敏方案也经过了三轮严格的内部测试。我们的标准，甚至比法规要求的还要高！

“刘总，这……这不可能。我们的方案绝对没问题，这肯定是搞错了！”我急切地辩解道。

“搞错了？”刘总冷笑一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踱到窗边，看着楼下的车水马龙，“人家红头文件都发到公司了，你跟我说搞错了？李哲，这个项目的技术方案，是不是你全权负责的？”

“是，但……”

“那就别说什么但是了！”刘总猛地一拍桌子，桌上的茶杯都跳了一下，“现在不是追究谁对谁错的时候！是解决问题的时候！项目暂停一天，公司的损失是多少，你算过吗？董事会那边，我怎么交代？”

法务和行政总监也一脸严肃地看着我，那眼神像是在看一个麻烦的制造者。

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从云端被狠狠地拽了下来，摔在冰冷坚硬的现实地面上。

真正的噩梦，从那场紧急召开的部门会议开始。

整个部门几十号人，都挤在最大的会议室里。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压抑和恐慌的味道，像暴雨来临前的低气压。

刘总坐在主位，脸色比下午时更加难看。他把那份红头文件复印了十几份，发给了各个小组的负责人。

“情况大家已经知道了，我就不多说了。”

刘总的声音低沉而有力，“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成了典型，被市里抓来开刀了。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好，不光是项目要黄，我们整个部门，甚至整个公司今年的业绩，都会受到巨大影响。”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只有翻动纸张的沙沙声。

“现在，我们需要立刻成立一个应急小组，跟监管部门沟通。但沟通之前，我们内部必须先搞清楚，问题到底出在哪。”刘总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在人群中扫视。

就在这时，一个声音不紧不慢地响了起来。

是孙鹏。

他清了清嗓子，扶了一下眼镜，慢条斯理地说道：“刘总，各位同事。我不是想推卸责任，只是就事论事。这个项目的技术架构和数据模块，从一开始就是李哲一手搭建的。我记得，上个月为了赶进度，有好几个版本的测试，时间都压缩得很紧。会不会是……为了追求效率，在某些安全协议的部署上，有了一些我们都没察觉到的……疏忽？”

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淬了毒的针，精准地扎向我。

所有人的目光，“唰”地一下，全都集中到了我的身上。有惊讶，有怀疑，有审视，还有一丝幸灾乐祸。

我脑子“嗡”的一声，血一下子全涌了上来。

“孙鹏，你胡说八道什么！”我拍案而起，“哪个版本的测试被压缩了？每一次迭代，我都有详细的记录和报告！安全模块是我们团队的最高优先级，不可能有疏忽！”

“李哲，你别激动嘛。”孙鹏摊了摊手，一脸无辜，“我也只是提出一种可能性。毕竟，现在红头文件都下来了，总得有个原因吧？我们总不能跟监管部门说，是他们搞错了吧？”

他这番话，说得极其阴险。他没有直接指控我，只是“合理推测”，却成功地把我推到了所有人的对立面。

在巨大的、未知的外部压力面前，内部找出一个“责任人”，似乎是让大家最快获得安全感的方式。

我成了那个最合适的目标。因为项目是我主导的，技术是我负责的，荣誉是我拿的，现在，黑锅自然也该由我来背。

刘总的眼神在我身上停留了几秒钟。那眼神里，已经没有了之前的欣赏，只剩下冰冷的权衡。他需要一个交代，一个能让他对上面交代的“态度”。

“李哲，”刘总的语气变得公事公办，“你先冷静一下。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

他顿了顿，然后做出了决定。

“这样吧，为了避嫌，也为了让你能更专注地进行内部自查。从现在开始，李哲，你暂时停职。项目的所有对外沟通工作，由孙鹏接手，法务部全力配合。李哲，你的任务就是把所有的技术文档、代码日志、测试报告全部整理出来，一个标点都不能错，交给孙鹏的团队，让他们去跟监管部门解释。”

“停职？”我愣住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暂时停职反省。”刘总加重了语气，那是一种不容置疑的命令，“这是公司的决定。”

会议室里，所有人都低着头，假装在看手里的文件，没有一个人看我。我感觉自己像一个被当众剥光了衣服的人，羞辱和愤怒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

我呕心沥血几个月的成果，我引以为傲的技术方案，我即将到手的晋升……在这一刻，都成了一个笑话。

孙鹏，那个我一直看不起的投机分子，此刻正用一种胜利者的姿态，不动声色地接收着我的一切。

我明白了，“停职反省”只是一个体面的说法。等这件事的风头过去，等待我的，只会是一封冰冷的辞退邮件。

我成了那只被推出去平息众怒的，替罪羊。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那栋光鲜亮丽的写字楼的。

城市的霓虹灯已经亮起，像一幅巨大而流动的油画，但我却觉得整个世界都是灰色的。

我走在人潮汹涌的街上，每个人都行色匆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向，只有我，像一个被世界抛弃的孤魂野鬼。

回到那个租来的小公寓，我没有开灯。我把自己扔在沙发上，黑暗像一张冰冷的毯子，将我紧紧包裹。

我不甘心。

我打开电脑，开始疯狂地翻阅项目的技术文档，一行一行地检查代码。每一个模块，每一个协议，每一个加密步骤，都完美无缺。

我甚至可以肯定，我们的安全标准，在国内的同类项目中，绝对是第一梯队的。

那问题到底出在哪？

我开始打电话。打给我大学时关系不错的师兄，他现在在另一家大厂做安全总监。

他听完我的描述，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李哲，从技术上讲，你的方案听起来没毛病。但有时候，事情不是技术说了算的。你们是不是动了谁的奶酪了？”

动了谁的奶酪？我们一个做技术方案的公司，能动谁的奶酪？

我又打给一个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朋友，想让他帮忙打听一下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来头，以及这次“专项行动”的背景。

朋友一听我要打听这事，声音立刻变得警惕起来。

“哥们，这事你别瞎打听了。我只跟你说一句，这次是市里新来的领导亲自抓的，属于新官上任三把火。你们公司被选中，算是撞枪口上了。现在谁去说情，谁就是往枪口上撞。听我一句劝，该认的就认，该罚的就罚，别硬扛。”

电话挂断后，我彻底瘫倒在椅子上。

原来如此。跟技术无关，跟方案无关，只是因为我们“运气不好”，成了一场权力表演的道具。我所信奉的那个靠能力和规则说话的世界，在这一刻，被砸得粉碎。

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绝望和无力。就像一个武林高手，被人绑住了手脚，然后被一群流氓围殴。你有理说不清，有力使不出。

我从冰箱里拿出几瓶啤酒，一瓶接一瓶地灌进肚里。酒精并没有让我麻醉，反而让我的头脑异常清醒，也让那份屈辱和愤怒变得更加尖锐。

我开始笑，笑自己过去是多么天真，多么可笑。笑自己竟然会相信那些写在PPT上和教科书里的东西。

我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

屋子里一片狼藉，啤酒瓶倒了一地。烟灰缸里，烟头堆成了小山。我就在这一片狼藉中，坐了一夜。

第2天， 我睡到中午才醒来。头痛欲裂，嗓子干得像要冒烟。我摸出手机，上面有十几个未接来电，都是我妈打来的。我不想接，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说。

我正准备关机，手机又响了。这次，是我爸。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划开了接听键。

“喂。”我的声音沙哑得像另一个人。

“怎么回事？你妈给你打电话怎么不接？”我爸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

“……没什么，昨天睡得早。”我撒了个谎。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我爸用一种笃定的语气说：“你出事了。”

不是疑问句，是陈述句。

在那一刻，我再也绷不住了。所有的委屈、愤怒、不甘和绝望，像决堤的洪水，瞬间冲垮了我所有的伪装。

我对着电话，把事情的经过一股脑地全说了出来。我的声音颤抖，语无伦次，说到最后，几乎变成了夹杂着哭腔的嘶吼。我痛骂孙鹏的卑鄙，痛骂刘总的无情，痛骂这个世界的不公。

我像一个迷路的孩子，在黑暗中对着唯一的听众，倾诉着所有的恐惧。

电话那头，我爸一直异常安静地听着，没有插话，没有责备，也没有说教。

等我终于说完了，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在沙发上，他才开口。

他的声音依然平静，但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

“你把你们公司的全称，还有给你发函的那个单位，具体到哪个科室，发到我手机上。”

我绝望地笑了一声，那笑声比哭还难听：“爸，没用的……真的没用。这次是市里的大领导亲自抓的，找谁都没用。不是你想的那种事……”

“我没问你有用没用。”我爸打断了我，“我让你发，你就发。我给你舅舅打个电话试试。”

“舅舅？”我愣了一下，脑海里浮现出舅舅那张不苟言笑的脸。那个每次我们去，都只是点点头，收下东西，然后继续看他的报纸的男人？

我心里涌起一股荒诞感。我都搞不定的事，我爸，一个开小杂货铺的，想靠着两盒茶叶两条烟维系的关系去解决？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但那一刻，我已经无路可走了。就像一个溺水的人，哪怕明知面前是一根稻草，也会拼尽全力去抓住。

我挂了电话，把公司名称和那份通知函上的单位信息，一字不差地，用短信发给了我爸。

发完之后，我把手机扔到一边，心里不抱任何希望。

我觉得我爸这通电话，和我那些打不通的求助电话一样，注定是石沉大海，不会有任何回音。

我闭上眼睛，任由自己沉入一片昏沉的黑暗中。这个世界，就这样吧。

不知睡了多久，我被一阵急促的、不依不饶的电话铃声吵醒。

窗外的天色已经变成了灰蒙蒙的傍晚。我头痛欲裂，浑身酸软，花了半天才从沙发上坐起来，摸到嗡嗡作响的手机。

屏幕上跳动着三个字：刘总。

我盯着那个名字，心里一片冰冷。这是来通知我办离职手续的吧。也好，早死早超生。

我划开接听键，声音里不带一丝感情，像一潭死水。

“喂，刘总。”

电话那头，刘总的声音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那是一种我从未听过的，混合着热情、急切，甚至还有一丝小心翼翼的讨好。

“小李啊！李哲！你醒了没？哎哟，可算打通你电话了！”他的声音大得震得我耳朵嗡嗡响。

我一头雾水，完全没搞清楚状况：“刘总？有事吗？”

“有事！天大的事！”刘总顿了一下，似乎是在组织语言，然后用一种夸张的语气说，“哎呀，你看我这人！昨天……昨天是我太着急了，会上那个态度不太好，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年轻人嘛，受点委屈，都是正常的，啊？你现在在哪？赶紧来公司一趟，天大的好事！”

好事？我不是被停职了吗？我不是那个即将被清扫出门的替罪羊吗？

我的大脑一片混乱，本能地反问：“好事？我……我不是应该在停职反省吗？”

电话那头，刘总的声音一下子压得极低，仿佛在分享一个惊天动地的秘密，连呼吸都带着一股神秘的气流。

“别提了！别提那个了！误会，全都是天大的误会！你是不知道啊，就在今天上午，我们集团董事长的大秘书，亲自给我打的电话！”

董事长秘书？那可是集团金字塔尖的人物，平时我们连见都见不到。

我感觉自己的心脏开始不正常地跳动起来，血液流速在加快。

“……他给你打电话？”

“是啊！”刘总的声音里充满了劫后余生的庆幸，“你知道他为什么给我打电话吗？他说，市发改委的王处长办公室，早上给董事长办公室打了个电话。你知道的吧？发改委，那可是管着我们这种企业命脉的部门啊！”

王处长……姓王……

我的呼吸瞬间停滞了。我爸的妻弟，我的舅舅，王建军。他不就在市发改委当处长吗？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所有的思绪都凝固了。我只能听到自己擂鼓般的心跳声，一下，又一下，重重地敲在我的胸腔上。

李哲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屏住呼吸问道：“……问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