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际，思无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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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202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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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原文脉悠远，正史多记王侯将相，民间风骨却常被湮没。张浩文从地方史料里打捞起两段被遗忘的往事：以命护尊严的秀才、为民请命的义士。他们虽为凡人，却在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用生命守住良知与正义。随笔《乡史拾遗》于乡史碎片中见人间正气，致敬那些无名却有风骨的平凡英雄。今天，我们推送张浩文《乡史拾遗》全文，以飨读者。
乡史拾遗
张浩文
我的老家陕西扶风，是西北一隅的偏僻小县，这个地方，古代比现在名气大。在西周，它是王城所在地，《封神演义》里纣王派兵围攻的西岐，一部分就在扶风境内。在汉代，扶风是赫赫有名的三辅之一（三辅为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属于帝国的心脏区域，这种显要地位一直持续到唐代。在唐之后，这里逐渐被边缘化，以至于到今天，很多人可能知道周原遗址和法门寺，却不知道这些名胜古迹就坐落于扶风县。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向东南倾斜以后，这个地方没有存在感也属情理之中。历史上，扶风也曾出过一些如雷贯耳的著名人物，比如撰修《汉书》的班固、威震西域的班超、马革裹尸的马援、绛帐传薪的马融等，但那都是在中华帝国强盛的汉代。到了近现代，穷乡僻壤之上人文溃散，风流之辈乏善可陈，史书上找不到几个闪亮名字，这让我等从家乡走出来的读书人很没有面子。
可是，近来无事，翻闲书以自娱，我惊讶地发现，历史可能并不是我们熟知的那样，关于吾乡，在大人物匮乏的史书之外，却有着野史和传说记载的一些小人物，他们曾经干过一些惊天动地的大事，因为悖逆圣经贤传，被摈弃于史书之外，不为大众所知。对这些先辈，我敬佩至极，作为后辈，我有责任书写他们的事迹，让先贤们从历史的尘埃中破茧而出，以其刚烈奋勇鼓舞我们的意志。
一嘴毛
乾隆十八年（1753年）六月的一天上午，阳光暴烈，热气灼人，此时正值关中平原的暑伏天气，在县城通往官道的南门洞里，皂役吴起和儿子吴永年（县衙马夫）及吴起的同僚梁万奇、李寿等四人靠墙圪蹴着，似乎在等待什么人。
当两个风尘仆仆的男人走进门洞时，吴起和儿子同时认出了对方，他们吆喝一声：“打！”四人扑上去，两个对付一个，很快将对方打倒在地。这两个人都不经打，一个是年纪较大的屈耀，一个是秀才屈谦益（屈耀的儿子），他们哪是皂役和马夫的对手！对手被打倒在地犹不解恨，吴永年还撕破屈谦益的衣裤，在裤裆薅了一把体毛，塞进他的嘴巴，又把屈谦益拖到门洞外的下水沟边，捞起又臭又黏的泥巴，涂了他满头满脸。
这场冲突缘起何故呢？
原来在这场冲突的前一天，他们已经冲突过一场了。昨天皂役吴起受知县张于畊派遣，去本县召公镇出差，到屈耀的斗行（粮食商行）催要平粜欠款。去年关中旱灾，粮食减产，扶风县衙依照上级通知，将囤积的官粮减价出售，平抑市场粮价，是为平粜。这次平粜，县衙选择了屈耀的斗行作为执行方。平粜结束，屈耀与县衙结账，盘点之后，斗行欠缺一千五百余文钱。这点欠缺，实在不多，对双方来说都可忽略不计，因此屈耀一直没有给官府还账，大概在他看来，这钱拖一拖就会拖没了。
没想到这任知县是个认真的人，三个月后，张于畊派吴起催账来了。吴起与屈耀在斗行发生了口角，至于起因，史书没有记载，我猜大概与吴起的强势有关。吴起是官差，有高人一等的身份，虽然他只是一个跑腿的角色，但在县衙行走，自然就有了狐假虎威的气势，而且他冒着酷暑，跑了很远的路，心里窝着火，更关键的是，他是债主，占着理。他口气不逊，如果是一般的人，大概只能给他赔罪。可是屈耀不是，或者说屈耀自认为他不是。屈耀的儿子屈谦益是本县生员，俗称秀才，他的亲哥哥屈炳也是生员。生员是有功名的人，身份地位与一般百姓大不相同。在清代，生员享受国家优待，理论上说，他们是国家干部的后备队伍，不但被减免丁粮、差役，还有司法豁免权力，地方官不能随意拘拿行刑。有这样的家庭背景，屈耀的腰杆自然硬。两个人因争吵以至于动手撕扯，恰好此时屈炳也在现场，他看到弟弟与人争执处于下风，就过来帮忙。吴起的儿子吴永年是县衙马夫，是他牵马把父亲驮来的，出于护亲，他也加入打斗。四人一场混战，屈家兄弟不是吴家父子的对手，虽然主场作战却还是吃亏了。
屈家咽不下这口气，打是打不过，那就上县衙控告吴家父子滥用权力，欺压百姓。吴家父子回到县城，根据屈家的嚣张气焰，估计他们一定会上访，所以今天就在县城门口等着，对于经常在乡间拿人、在大堂掌刑的皂役来说，他们不信有打不服的人！
我让你们来控告！
幸亏当时有营兵巡街，控制住了场面，把双方劝开，这才避免了屈家父子进一步受害。可是即使如此，这对屈家来说也是奇耻大辱，特别是屈谦益，他是秀才，平时备受乡邑尊重，好歹也是场面上的人，今天之所以由他出头带领父亲上县控告，正是因为他有特殊身份，知县也得高看他一眼的！没想到还没有进入县衙，就在街道的大庭广众之中被人痛打，还扒了衣服，吃了×毛，像狗一样被拖拽，像猪一样粘了一身臭泥浆！
这番羞辱，不仅仅是身体受伤，更是斯文扫地啊！是可忍，孰不可忍？
吴家父子大概就是冲着屈谦益的秀才身份精准打击的，要不为啥他们独独对屈谦益下手这么狠？他们一定是这么想的，依仗一个生员，你们竟然不把衙门的公人放在眼里，我今天就是要把你这个秀才的脸皮搔一搔，看你们以后还敢嚣张不？
屈家被打服了吗？当然没有，他们家有两个秀才呢。他们选择了继续上告，这一次上告，就引爆了这个小县城后来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件。
以上这些故事的演绎，是根据青年学者王帆新著《州县之民》所提供的材料，与王帆不同，他从这些史料中看到的是士子们在专制皇权之下的屈辱和无奈，我则看到了另一面：他们维护自身尊严的勇敢和悲壮。
我们继续讲故事：
屈家上告到县衙了，知县也受理了诉状，但却迟迟不开审。屈家一再催促，县衙以各种理由拖延，先是说要上交凤翔知府调查，下来是本县要组织乡试忙不过来，再下来又说证据不全，需要继续查证……屈家不傻，他们看出来了，这是官家有意袒护自己的衙役，想把这事拖黄了。
这下屈家不干了，他们决心把事情闹大，让知县在徇私情还是保官帽之间做出选择。闹事的策划者是屈炳，他是屈家老大，也是资深秀才，阅历深广，老谋深算，由他掌舵也是理所当然。
作为平民百姓，要拿捏官府，手中几乎无牌可打，但屈炳的厉害之处在于善于谋划，他硬是要从官府手中抢来一张牌，用这张牌去叫主。这一年的年底，按惯例扶风县要举行童试，这是国家科举制度的一个环节，是为大事。屈炳决定选择这个时机向官府发难：号召全县童生罢考，理由是扶风县羞辱斯文，蔑视士人，参加科考毫无意义！
选定了目标，有了堂皇的理由，下面就是发动和组织队伍，人数多多益善。屈炳首先找到亲戚辛大烈，辛大烈也是生员，脾气跟他的名字一样暴烈，他立即响应，而且出头帮屈炳拉人。经屈炳和辛大烈串联，已经有二十多名生员加入抗议行列。这在当时是相当可观的人群了，约占本县士人的三四成。因为生员资格很难取得，三年两考，每考又分县府院三试，能通过的人少之又少，鲁迅笔下的孔乙己，老死都没有捞到秀才的名分。
这些人于当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聚集在樊家庄酒店，商议大事，会议由辛大烈主持。几杯酒下肚，辛大烈慷慨陈词，怒斥扶风知县张于畊纵役枉法，侮辱士人，实在是把读书人不当人，号召大家出面，各自动员童生，抵制童试，以此逼迫县衙惩办打人凶手，为士人主持公道。生员在读书人中很有威望，他们的言行对备考童生影响极大。
十一月二十七日，屈炳起草一份传单：“张公纵役辱士，颠倒讼词，真斯文扫地。凡我同侪文武童生，有一人应考者，男盗女娼。诸位老先生，慎勿自贻羞辱。”
屈炳派人将此信置于县衙马号，目的是让它到达知县手中。这是下战书啊，等于最后通牒。
从这份传单我们可以看出，屈炳这时的行事目的已不再是指控差役行凶了，而是指向知县张于畊，他的要求也不再单单是处罚恶役，而是要维护士人尊严，让斯文不再扫地。
屈炳等人的宣传动员效果好到出乎意料，十一月二十九日是报名截止期，扶风全县竟然没有一个人报名参考！
这下知县慌了。张于畊一面派人缉拿屈炳等组织者，一面亲自出面动员童生报名应考。
十二月一日考试，当天来的考生稀稀拉拉，为了等候考生，开卷时间不得不拖后。由于秩序被打乱，即使开考，试场也不安定，考生议论纷纷。这时有辛大烈安插的内应张文烈乘机作乱，当众控诉官府恶行，众考生一看这种情景，知道这场考试无法如期完成，干脆扔了试卷，一哄而散。
一场国家组织的科举大典，就这样被屈炳等人给搅黄了。
事情确实闹大了。扶风知县张于畊不敢隐瞒，也隐瞒不了。他赶紧向上级凤翔知府报告，凤翔府再报陕西巡抚，陕西巡抚再报陕甘总督，最后一直报到朝廷，惊动了乾隆皇帝！
乾隆十九年（1754年）二月的一天，扶风县城南面的土壕里，人山人海，万头攒动。一场血腥大戏即将开幕，城里城外的市民乡民兴高采烈前来围观。人群中央临时搭起木头台子，一个长髯飘拂的男人被绑在一根立柱上。寒风凛冽，雪花飞舞，这个男人像扎进冰天雪地里的木楔子，笔直挺立，昂然无惧。
午时三刻，一声锣响，知县张于畊登台宣布：案犯屈炳，挟嫌倡议，约会阻考，属罢考案罪魁祸首，照“光棍为首例”，斩立决！
手执鬼头大刀的刽子手来到屈炳身边，一手持刀，一手去解他的纽扣，意图让犯人的脖颈完全袒露出来，这样刀起头落，腔口的喷血毫无遮挡，像喷泉和烟花一样更具观赏性。
屈炳愤怒地扭动身体，呵斥刽子手：“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岂可当众袒露？我是生员，士可杀，不可辱！”
刽子手不耐烦，一刀砍去，一颗怒目金刚般的脑袋咕噜噜滚下台子，滚到了一辆囚车跟前，囚车里的辛大烈一声长嚎，用脚狠狠地踢踏囚车的木笼。辛大烈被判为从犯，照“光棍为从例”，绞监候，秋后处决。都是死刑，他可落一个全尸。
参与这次罢考的所有士人，都遭朝廷追罪。他们的生员身份一律被褫夺，受到流放、杖责等轻重不一的处罚。
这个行刑场面当然是虚构出来的，史料从无记载。但我的虚构不是完全没有依据，这些勇敢的人配得上我的想象。
我之所以称他们勇敢，是因为他们为了维护自己尊严不惜性命。为了逼迫知县惩罚恶隶，给士人争回脸面，他们选择与国家大考对撞。在发动罢考之前，他们知不知道此举的后果和利害？当然知道！屈炳和辛大烈都被人提醒过，说这是违背朝廷法度。别人的提醒不是吓唬，而是有成例在先。
此前的雍正二年，河南封丘汛期在即，知县唐绥祖征调包括生员在内的夫役加固堤坝，引起本县秀才不满，他们在岁考之际发动罢考。此事引起雍正帝震怒，将罢考主谋斩立决，对河南学政等一众官员也做了处罚，责其“包庇袒护”犯案生员。此后类似的案子还发生过几起，都被严厉处置。
清朝时期的私塾
雍正十二年，针对罢考案，雍正帝下发口气极其严厉的谕旨，要求礼部颁布条例，制止此类事情再次发生，礼部遵旨，拟定了对罢考事件的处罚标准：“……如有豪横之徒，逞一时之思念，辄敢聚众罢考，挟制官长者，照山陕题定光棍之例，分别首从治罪。其勒逼同行罢考之生员，褫其衣项，童生记名档案，俱停考试。如合邑、合学间罢考，即将合邑、合学罢考生员全褫衣项，童生全停考试，仍照例分别杖责。”
此条例中提到的“山陕题定光棍之例”，据《大清律例》载，就是惩治地方上的地痞流氓条例，“光棍”是北方对地痞流氓的俗称，这些人“假地方公事，强行出头，勒逼平民，约会抗粮，聚众联谋，敛钱构讼，抗官塞署”，是让官府头疼的刺儿头。对这些人，为首的斩立决，为从者绞监候。
作为扶风罢考的士人，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这些条例，因为这些都是关乎他们前途的。那么，既然知道了罢考的严重后果，他们还是毅然决然地去罢考，这不是勇敢又是什么？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些读书人把自己的尊严看得比自己的前途和性命都重要，无尊严，毋宁死！
有人会说，你把他们拔高了。屈家人不就是为了自己申冤吗？这是私情而已，谈不上公义。屈家上告，开始当然是私情，可是屈谦益公然被辱之后，情况就变了，对一个生员的凌辱反映了整个官僚阶层对士人的蔑视，此事让所有读书人错愕和寒心，他们不可能没有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感受。
还有人会说，屈家人即使为了尊严，那也是为了自己个人的尊严，于别人无涉。我不同意这种观点，胡适曾经说过：“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因为个体自由和人格是国家民族的自由尊严之基础，屈家人维护个人尊严，就是维护整个士人阶层的尊严。退一步说，即使屈家人有私利在其中，可是其他罢考的人没有啊，他们并非受到恶隶直接伤害，他们参加罢考，为的就是讨一个说法，这个说法不是针对他们某个人的，而是针对整个士人阶层的。
扶风罢考案的牺牲是惨重的。为首的两人被处死，一批人被流放，一批人被杖责，所有参与者都被褫夺生员身份，从此沦落为草民。但他们“舍得一身剐，敢把‘官员’拉下马”的大无畏气势也震撼了朝廷，当初打人的吴家父子和他们的帮凶梁万奇、李寿等人，也受到了处罚，被杖责并革职，至于包庇他们的知县张于畊，也在随后被免职。
虽然这种处理避重就轻，明显带有庇护的味道，但无论如何，这也算是罢考行动收获的微薄成果。对这些人的清算，就是给全县士子的一个交代，算是安抚人心吧。
看到这个结局，让人感慨万千。这些勇敢的人等于进行了一场不惜命的自杀式攻击，他们拿自己的人头和鲜血逼退了几位恶人，虽然这是极端的不等值，但他们的血性和骨气可佩可赞，可歌可泣……
我不知道屈家的这两位好汉葬于何处，也无法考证那些受罚生员后来的人生遭际，先贤们早已作古了，历史的尘埃也掩埋了他们悲壮的故事，以至于今天在扶风境内，很少有人知道乾隆年间发生的那起惊天动地的罢考事件。想起这些，作为同邑的后辈读书人，我们应该惭愧，我们没有他们的铁骨，没有他们的血性，难道我们也没有胆量把他们的故事传承下去吗？
一口盐巴
深更半夜，月明星稀。万籁俱寂的原野上，一个高大魁梧的人影沿着官道狂奔而来。大概因为行走急遽，汗流浃背，他感觉口渴了，就顺势拐进了路边的豌豆地。这时，豌豆结荚，豆粒脆嫩，正是生津止渴的佳品。这人撸了一把豆角，迫不及待地塞向嘴巴，可是他的手掠过脖颈，向后抡空了。
我的头呢！他大喊一声：头在哪里？
这竟然是一个无头之躯！
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时，我吓得不轻。那时候我还小，我问爷爷，无头人是谁？爷爷说，是张爷。我说，他怎么没头呢？爷爷说，他的头被割了，挂在县城门楼上。我问，他要去哪里？爷爷说，他从县城墙头上跳下来，要去城南的青龙庙。我问爷爷，张爷去青龙庙干什么？爷爷说，张爷名叫张化龙，青龙庙是他的祠堂，他要回家呢。
无头人的故事百年来在扶风广为流传，几乎家喻户晓，耳熟能详。在我老家一带，“爷”这个称呼有两层意思：一是亲属称谓，分别班辈；二是对神的尊称，比如“土地爷”“财神爷”“城隍爷”“阎王爷”等。把张化龙称为“张爷”，用意是后一种，把他归位神衹了。
为什么老家人对他这么崇敬呢？因为他是为民拼命的英雄好汉！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盐，他把自己的性命都搭进去了，被朝廷斩首示众，人头挂在了县城墙头上。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无法理解，为了吃上一口盐，何至于会闹出人命？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历史上的食盐专卖制度。这种制度起源于春秋时期，一直延续到清代，其核心在于官府全面控制食盐的生产、运输和销售，以确保和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人不可能淡食，卡住食盐，就等于捏住了人的命门，政府一旦遭遇财政危机，它首先就会在盐价上做文章。张化龙起事的那几年，清政府就到了这种境地。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清廷和列强开战，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紫禁城，次年九月，中国被迫签订《辛丑条约》，赔偿列强白银四亿五千万两，这些赔款均分各省。陕西除了分摊赔款之外，还有另外一笔巨大的财政黑洞，即“恭办皇差”“筹办回銮”。北京破城之后，慈禧老佛爷携带光绪帝仓皇西逃，驻跸西安，这娘俩“西狩”，陕西官员竭尽侍奉，以图个人晋阶，这钱花得像渭河水一样哗啦啦淌。
为了弥补亏空，只能增加捐税。食盐加价是当局最先想到的，也是最顺手的，他们立即行动。由于实行官方垄断，各级官员有充裕的寻租空间，他们和地方豪强上下勾结，肆意抬高盐价，牟取暴利，民众苦不堪言。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冬，扶风县盐业专卖权被当地豪强马临太把持。他不但肆意抬高盐价，还给盐里掺沙加土，扶风盐价竟然由最初每斤十二文暴涨到七十文，高于邻县四倍以上，时人记载：“老妪以草木灰滤盐，稚子啼饥声彻夜。”扶风百姓无奈，只好去外县购盐，马临太派盐勇设卡拦截，逮住外购者，强行没收盐巴，对不从者暴力惩罚，以至于打死人。
官家和盐商的恶行激起民变，一场由张化龙领导的抗盐运动终于爆发了。
对于这场暴动，官方和民间有着不同的记录，其中的差异意味深长。
作为官方，对这种事件自然是尽量淡化处理，以免引起社会恐慌，也怕引发别处模仿，更怕上峰对自己追责。对这次扶风抗盐风波，官史记录非常简略，《凤翔府志》（光绪年间抄本）卷九《兵事》只有一句话：“光绪三十三年春，知府李显诚剿扶风乱民，斩首逆张化龙。”后来的《续修陕西通志稿》（民国二十三年刊本）卷167《纪事》，对此事仅着墨六字：“盐枭聚众滋事。”
与官方记载相反的是民间叙事，这是一个丰富多彩、神奇绚烂的口头文本，而且现在还在发展演义中。
首先我们看看民间对张化龙身世的描述。张化龙原名张升云，传说他就是青龙化身，有神力相助，武艺高强，膂力过人，他所在村里有一座关帝庙，庙里有一把一百三十多斤重的青龙偃月刀，他舞抡起来，虎虎生风。尤其擅长大小连枷（一种农具，可当武器），“手舞连枷，豆粒难入”，打遍陕甘无敌手。注意这里的关帝庙和青龙偃月刀，这是把张化龙往武圣关羽身上靠，关老爷不仅武艺高强，而且义气千秋。
现在可以确认的是，张化龙确实出身武术世家，曾中过武秀才，这在《张公碑》里有记载。此碑立于宣统二年（1910年），是目前研究张化龙唯一可靠的实物证据。碑文同时称赞他“辩邑里之曲直不畏豪强，论官民之是非罔避忌讳”。他武功高强又急公好义，在地方上很有号召力，抗盐运动由他发动，势之必然。
张化龙可不似一般使蛮的武夫，他是有谋略的。我们现在无法知道张升云改名张化龙是在何时，但据常理推测，应该是在举事之初。因为在当时，龙是禁忌，专属皇帝，凡人起名是不敢擅用的，何况你还要“化龙”，这是明目张胆的谋逆，自己被杀头不说，还要株连九族的。只有当一个人铁心造反时，才敢有这样破釜沉舟的胆量。改名“化龙”，宣示自己是龙的化身，而且，他把谋划和发动起义的场所都定在青龙庙，此庙位于湋河南岸的高岭上，湋水蜿蜒如青龙，大庙巍峨如龙头。张化龙的这些做法，都是为了自神其身，让追随者相信他是真龙天子，跟着他打天下一定能坐龙廷，这在当时是最有蛊惑力的动员方式。几乎所有的农民起义发轫之初，都沿用这个套路。
张化龙也借鉴了《三国》《水浒》的聚义方式，结交江湖豪杰，最有名的就是“一龙二虎三个熊”，龙是他，虎熊分别是张应虎、李化虎、昝化熊、赵彦熊、邓孟熊，他与他们歃血结盟，誓同生死。通过这种方式，他团结了一批敢死志士，组成义军骨干。
光绪三十二年(1905年)三月十五日，适逢每年一度的青龙庙庙会，进香和赶集的人成千上万，张化龙等人登高演讲，历数本地官商勾结、垄断食盐、盘剥百姓的罪行，与会者群情激愤，在张化龙带领下，肩扛农具敲锣打鼓奔赴县城，要求“减盐价，杀恶绅”，否则就缴出农具，不种庄稼。知县陈官韶紧闭城门，派贤山书院山长马骅铭与围城民众谈判，达成协议。此次“缴农”事件，启发了作家陈忠实，他在《白鹿原》中描写农民运动时，借用了这个情节。
围城撤除，但官府并未执行协议，盐商马临太非但没有降低盐价，反而再加价四文，民众负担更重。马化龙忍无可忍，决定砸盐局、杀盐商，他带领几百名身强力壮的农民在青龙庙歃血盟誓，趁天色未明包围了姜塬堡马临太宅院。他们用土炮轰开院门，马临太从暗道逃跑。张化龙下令打开盐局和粮库，任由百姓自取，然后一把火烧了马家酒坊、染坊和药铺，砸毁马家祖坟墓碑。
砸了盐局，事情就闹大了，虽然没有伤人，但已经是公开抢掠了，这样的恶性治安事件，官府不可能坐视。县府抓人，马化龙逃脱了，可是他的兄弟李化虎等四位干将被捕。张化龙趁庙会之机，带人混入县城，武装劫狱，硬是把被捕的弟兄们全部救了出来。
对于这次劫狱，民间文学的编撰者极尽想象，创作出许多精彩的桥段，比如张化龙如何神勇，一把连枷横扫县城，竟然把知县打下马来；又说他身中流矢仍力战不退，掩护战友安全撤离等。劫狱事件后来还被民众编成秦腔剧《血牢记》，到处传唱。
事情到此，性质完全变了。扶风知县一改前面的捂盖子，赶紧上报凤翔府。凤翔知府尹昌龄立即派兵镇压，没想到张化龙劫狱之后，名气大振，在他的麾下已经聚集七八千人，他们干脆喊出“打倒清政府，赶走五洋人”的口号，直接造反了。官军人少，义军趁其立足未稳，发起攻击，竟然把官军打败了。
凤翔知府赶紧上报陕西巡抚曹鸣勋，曹鸣勋一边派兵清剿，一面上报朝廷。清廷震怒，光绪批复：“著即严拿首要，解散胁从，勿任蔓延。”（《清实录·光绪朝》）义军为了保存实力，避敌锋芒，退守秦岭太白山九阳宫。九阳宫地处深山，形势险要，朝廷的洋枪洋炮威力受限，但义军也面临粮草难以收集的困难，双方僵持不下。年关将近，山上又冷又饿，义军人心浮动，军中掌管粮草的大司务尹昌宏向张化龙建议，留少数人守住营寨，其他人偷偷下山过年，一方面减轻山寨粮草压力，另一方面可以利用年节农闲时间发动民众，壮大义军队伍。尹昌宏是落第秀才，饱读诗书，熟悉兵法，其地位如同军师。张化龙觉得尹计可行，遂令大部分人马分散潜行回家，约定年后再聚秦岭。
岂料尹昌宏是凤翔知府安排的卧底，光绪三十二年腊月二十七，张化龙刚到家里，就被官军分别捉拿。关于张化龙被捕的过程，民间有不同的版本。一说他已经逃脱，官军把他家乡的人抓起来，作为人质要挟他，他不回来，就杀乡民，张化龙为了救人，毅然自首。另一说他被围困，乡亲们为保护他与官军对峙，他知道乡民不是官军对手，不愿他人为自己无谓牺牲，甘愿被俘。我看到的《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有一则采访，当事人是秦姓老妇人，她家当年藏匿过张化龙，她是张化龙被捕的目击证人。张化龙本来先藏在外甥家，考虑到亲戚家不保险，就转移到外甥的熟人秦家，结果官军紧随而来，包围了秦家，张化龙知道无法走脱，只得自首。这应该是真实记录，并没有民间流传的大义救人场面。
张化龙入狱的消息传开，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初一，本县及周边武功、岐山、眉县等地数十万民众涌入扶风，围困县城，要求释放张化龙。县衙答应与上峰陈情，力争赦免。民众散去，正月初三日（1907年2月15日）晚，官府将张化龙等义军领袖秘密处斩于扶风县西门，首级悬挂城门，示众三月。
据传，张化龙就义前面对刽子手坦然大笑，朗声高呼：“二十年后，还要再来造反！”
同样是传说，张化龙死后，天色突变，彤云密布，狂风大作，漫天大雪扑面而来。白雪夹杂着血红的桦树皮碎片，随风飞舞，那是龙鳞，因为张化龙是神龙下凡。
至此，一场轰轰烈烈的抗盐暴动悲壮落幕，一批刚烈的关中汉子为了一口盐巴献出了自己的头颅。
对于这次事件，官方和民间叙述如此不同，除了立场差别之外，更深层的原因耐人寻味。
民间演义里把张化龙神化，首先当然是出于对他的崇敬和热爱，他为老百姓而死，老百姓敬他为“张爷”，情出自然，理所当然。不过，如果仔细琢磨，其中可能还包括另一层更复杂的感情：愧疚。张爷为百姓出生入死，而百姓为张爷做了什么呢？张爷被捕的时候，他们没有保护他，他被羁押牢房，他们虽然包围了县城，却轻信了官府的许诺，本来可以加强施压让官府当即放人，或者干脆把人抢出来——这并非妄言，因为围困县城的民众据说有数十万人，就算此数夸张，十数万总有吧，这么多人，他们要是硬干，官军是不敢弹压的，众怒难犯啊。可他们却选择了解散回家过年，导致张爷隔天被秘密杀害。他们对不起张爷，为了弥补这种亏欠，他们只能在传说中极力美化张爷，以此来平复自己的愧疚之情。
还有一点，自近代以来，左翼思想传入，同情以至歌颂被压迫者的反抗渐成风潮，对张化龙起义的神化只能更加起劲。
我们如果从感情偏好中冷静下来，客观地看待历史，就应该知道，所有的农民起义都不是臆想中完美的革命行动。就拿扶风历史来说吧，据县志记载，从明崇祯八年（1635年）至清顺治三年（1646年），高迎祥、李自成的农民起义队伍曾四次攻破和袭扰扶风县城，“杀人如山，血流成河”，城内大型建筑被悉数焚毁，其破坏力远胜土匪；更不要说同治年间的回民起义，那不光是攻击县城，乡村也是侵害的对象。至于张化龙起义，也不例外。且不说张氏革命只不过是对以往草莽英雄的模仿，他们的诉求只是具体的物质满足，最高也就是夺取龙庭，开始另一个王朝的循环往复。而此时，在陕西，秉持推翻帝制开启共和纲领的革命党人已经频繁活动，大革命的地火喷薄欲出，而张化龙他们与革命党竟然没有任何联系！因为没有高尚而明确的革命目标，他们的起义基本还是局限在打家劫舍、杀富济贫的绿林模式，在武装斗争的过程中，难免简单粗暴且伤及无辜。据马长寿《清末陕西民变研究》统计，起义期间有据可查的“劫掠”典当行、盐局事件共17起；1907年《申报》西安通讯载，秦岭驿道一度被义军控制，商队需缴纳“过路捐”方可通行，每驮货物抽200文；《岐山县志·轶事补遗》也收录案例：“有周姓盐商过秦岭，献骡马十匹、银百两，义军予收据，称借充军资。”这些劫掠行为，恶化了与当地民众的关系，导致他们在秦岭割据时处境艰难，最终被迫下山，走入虎口。
对这些瑕疵，民间叙述选择见而不录，它塑造的张化龙完美无缺，高大光辉，其实这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是悬浮在空中的偶像，而非真实的活人。
西安碑林博物馆陈列的《邑武生生云张公道碑》，又称《张公碑》
历史是复杂的。在镇压张化龙起义中，凤翔知府尹昌龄无疑是罪魁祸首，可是，据《张公碑》记载，张化龙被捕后，扶风和邻县数十万人围城，为张求情。尹昌龄带头，把民众的情愿转达上峰。在民间叙述里，这一直被认为是欺骗手段，目的是瓦解民众。可是，民众就那么容易被欺骗吗？如果他们真的相信了，那一定是他们对尹昌龄这个人有所期待。联系尹昌龄在此事前后的所作所为，我们觉得，尹昌龄为张化龙求情应该是真诚的。尹昌龄是晚清名士，对清末陕省兴学、练兵、劝工、蚕桑、铁路、游学诸新政多有建树，辛亥革命爆发，他亦参与其中，后出任四川军政府高职，再后来辞官办实业，所有收入全部投入慈善事业，以至于死后家无余财办理丧事。最关键的，是他同情共产党和革命事业，曾为革命者提供资金和掩护。以这个人的品行，他当时镇压起义是职责所在，既然起义已经扑灭，社会趋于稳定，出于笼络人心，他可能真的不想杀死张化龙。但此事震动朝廷，结局已经不能由他掌控了。扶风作家扶小风在他的散文《青龙庙漫笔》里说：“我终于明白了尹公会在告老还乡之后一直从事慈善事业。那是一种对心灵自我救赎的生活方式，也是对几十位就义亡灵的彻底告慰。”这种猜测不无道理。
我还想补充的是，谋反是大逆罪，历朝历代，不光杀本人，还是要株连九族的，可是张化龙一案却没有祸及家人，这是不是有点奇怪？而且，据有人采访张家后人，张化龙的首级是被缝在身体上安葬的，那就是说，所谓枭首示众三月的惩罚，很可能提早结束了。因为三月时间，遗体早就腐烂了。这些从轻发落，是不是有人从中斡旋？如果有，我猜大概就是尹昌龄了。如果是，他的动机是什么？尹昌龄是身居高位之人，他所看到的现实和掌握的信息，一定比一般人要丰富全面，大清王朝已经日薄西山，势如累卵，他分明是感受到了，出于他的良心，更出于他对自己前途的考量，他要为自己留下后路，不能把事做绝。
在这里，我还要追问一个严峻的问题：当张化龙这些武人为了民众的生计以死相搏的时候，扶风的文人都干了什么？在上一则里我夸奖了以屈氏叔侄为代表的读书人不惜犯禁，以生命为代价捍卫了士人的尊严。那是乾隆朝的事，到了光绪朝，随着大清由盛而衰，依附其上的文人也与世沉沦。张化龙起义失败了，这件事有三个关节点，其中每一点上都有士人参与，他们的作为让人不齿。
第一，抗盐运动最先是包围县城，缴农施压。扶风知县陈官韶没有出面，而是委托贤山书院山长马骅铭与民众交涉。扶风贤山书院与西安关中书院、三原宏道书院号称陕西三大书院，是清代陕西儒学教育的重镇，名气很大，其主持人山长一职更是非硕学鸿儒莫属。马山长是士绅领袖，德高望重，在官绅共治的权力结构中，他的话分量很重，他答应了民众减盐价降捐税的要求，民众方才散去。可是协议并没有施行，无论是他事先与知县预谋，还是他被知县设局，客观上，马山长都是在欺骗民众，瓦解了抗盐运动的第一波抗议。
第二，如果说马骅铭有可能是无意施骗，还有情可原的话，那尹昌宏就是有意行奸，罪不可赦。有人说他是凤翔知府尹昌龄的弟弟，被安排混入义军做奸细，因为无可靠佐证，只能算猜测。按常理，尹知府不会拿自己亲人的生命去冒险，这人大概率是另一个混社会的落第秀才，尹知府许诺给他前程和财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他去干了。正是这个尹昌宏，利用张化龙等人对读书人（军师）的信任，哄骗义军下山，诱捕了张化龙等人。此人后来结局如何，没有史料记载，想必不会善终。
第三，宣统二年（1910年），扶风民众为了纪念张化龙，在他的家乡树碑立传。全文如下：
盖闻忠臣事君，不顾身家；义士殉名，罔计利害。故孔子有杀身成仁之教，孟子有舍身取义之训，非轻生也，即易所谓以贞胜者也。今有升云张公者，赋性忠直，作为豪侠，世工射技，遂获武衿。辨邑里之曲直不畏豪强，论官民是非罔避忌讳。光绪三十一、三十二年间，假民之征差甚多，而借公肥私诡伪百出，公于是率众临城争之而不惜也。不学无术而不得其道，冒犯王章有干律例。府大人禀于上宪，调兵捕捉，公恐累及众人，锐身自出，至腊月遂为捕兵所获焉。当公入狱之日，即三十三年元旦之际，扶眉数县人民救公之情急，佳节不贺，不期而来者数十万人，皆临邑城下，为公乞免焉。府大人尹，县令大人陈，管带大人张，因众民之诚恳联名，而转请上宪。上宪以为法难废，不允所请。至初三日，公竟赴义焉。呜呼！公之捐躯为邑人也，而邑人能忘公乎？于是助资立石，爰叙其事，以垂不朽云。
此传何人所作，现已无考。读罢碑文，我们不能不惊叹作者的奸猾世故，谁都不得罪，稀泥抹光墙。首先是称赞张化龙，为英雄叫好；然后又指责他“不学无术”，“冒犯王章”，为朝廷镇压提供理由；再后为所有镇压起义的官员张目，他们都慈悲为怀，只是法不容情；最后为民众开脱，人民尽责了！
张化龙为民众牺牲了，此人连一句理直气壮的公道话都说不囫囵，真让人寒心啊。勒石纪念，这是要传之永远的！这样的文人与武人张化龙比较，是多么猥琐和怯懦。
杀人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取其命，一种是灭其名。人总是要死的，不可能长命百岁，但名却能万古长存，因此，污名比砍头更可恶，这种活只有知识分子最擅长。
在这个意义上，我很赞同1972年把《张公碑》移送到西安碑林博物馆——乡人对此曾有异议，这样才能长久保存且吸引万人观览。作为一个文化标本，它让我们看到了历史是如何被有心人胡涂乱抹的，也明白了为什么伴随着英雄的总是寂寞与悲怆。
作者简介
张浩文，作家，现居海口。主要著作有《绝秦书》《三天谋杀一位乡村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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