撑起残疾弟弟的生活二十年,他站起来时,接到电话那刻我崩溃了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那个视频电话是下午三点十七分打来的。

我正在单位走廊里喝水，看见屏幕上弟弟的名字，随手接通，准备跟平时一样问他今天吃了什么、有没有按时做康复。

然后我愣住了。

屏幕里，他站着。

不是坐在轮椅上，不是靠着床头，是站着，两条腿踩在地上，扶着床沿，站着，对着镜头，冲我咧嘴笑，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他说："姐，你看。"

就这两个字，我的手机掉在了地上。

我不记得我后来说了什么，只记得走廊里的灯光突然很亮，亮得我眼睛发酸，然后眼泪就下来了，收不住，怎么都收不住。

我叫什么不重要，大家都叫我晓慧，今年四十三岁，弟弟叫晓阳，比我小六岁，今年三十七。

弟弟的腿，是二十年前出的事。

那年他十七岁，我二十三，他骑车去同学家，路上被一辆失控的货车从侧面撞上，送到医院的时候人已经昏迷，脊椎受损，手术做了八个小时，命保住了，但医生说，下肢功能损伤严重，能不能恢复，要看后续康复，也要看运气。

那时候我爸已经走了三年，我妈一个人拉扯我们长大，弟弟出事，她在医院里哭了三天，哭到后来嗓子哑了，哭不出声，就那么坐着，坐在走廊的椅子上，手攥着膝盖，眼睛空着。

我是老大，那时候刚工作两年，站在病房门口看着她，心里有什么东西一下子撑起来了，像是一根梁，咔的一声，竖在那里，告诉自己，不能塌，不能塌。

弟弟在医院住了将近半年，出院的时候坐着轮椅，双腿完全不能动，医生说脊髓损伤的程度偏重，恢复的可能性有，但很小，做好长期康复的准备。

长期康复，是一句听起来简单、做起来几乎要压垮人的话。

那之后的事，我妈和我两个人扛着，买康复器械，找康复医院，每周带着弟弟去做理疗，每天在家帮他做被动训练，翻身、按摩、活动关节，一套下来要将近两个小时。

我妈做了四年，做到她自己病倒，高血压急发，住院，出院之后医生说不能劳累，不能情绪波动，照料弟弟这件事，那个体力，她已经撑不住了。

那年我二十七岁，还没结婚，工作、弟弟、妈妈，三件事同时压着，我没有时间多想，只是把每天的事情排好了，一件一件去做。

弟弟的日常照料，从那时候起，基本落在了我一个人身上。

他那时候二十一岁，在轮椅上坐了四年，情绪很不好，有时候沉默，有时候发脾气，砸过东西，骂过人，有一次把康复器械推倒，说不练了，说练了也没用，说这辈子就这样了。

我把那些东西捡起来，没有说话，重新摆好，然后坐到他面前，等他骂完，等他哭完，等他安静下来，再拉着他的手，说：练，今天的必须练完。

他看着我，眼睛红的，过了一会儿，把手给我了。

那是我们之间一种默契，不是因为我强硬，是因为他知道，我不会走，我说要练，就是要练，他骂我、推我，我都不走，所以最后，他都会把手给我。

二十年里，我结过一次婚，离了。

前夫不是坏人，是承受不住，说每次来我家，都是围着弟弟转，说我把太多精力放在外面，说他理解我，但他受不了长期这样。

我们谈过，谈不拢，最后离了，没有孩子，手续办完，我搬回去，继续带弟弟做康复。

我妈那次说，是她拖累了我，是弟弟害了我，说这辈子亏了我了。

我说没有，说这是我愿意做的，说您别这么想。

但人心是肉长的，独自撑着二十年，深夜里睡不着的时候，我也会问自己，这条路对不对，值不值，这一生这么过，有没有缺失什么，答案每次都不一样，有时候觉得没什么，有时候觉得很重，压在胸口，喘不过气。

弟弟二十五岁那年，开始能自己推着轮椅出门了，能做简单的家务，能用电脑，后来通过网络，接了一些做图的活儿，挣到一点钱，很少，但是他自己挣的，第一次拿到钱，他拿着去买了一盒糕点，说让我妈尝尝，说是他买的。

我妈当着他的面吃了，说好吃，说你挣的钱买的，特别香。

我站在旁边，低头整理桌上的东西，没让他们看见我的脸。

弟弟三十岁之后，康复进程有了一点变化。

我辗转打听到一家做脊髓损伤康复的专科机构，在另一个城市，费用不低，但里面的医生有做过类似案例的经验，说损伤程度和弟弟类似的，有人经过长期系统训练，下肢恢复了部分功能，不能完全恢复，但能站立，甚至能借助辅具走路。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弟弟，他沉默了很久，问我：真的吗？

我说：我去问过了，有案例，不是百分之百，但有可能。

他没说话，低头看着自己的腿，看了很久。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这二十年，他不是没有盼过，也不是没有失望过，盼了又失望，失望了又盼，这种循环是最磨人的，比绝望还磨人。

我说：要去就去，我陪你，不管结果怎样。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说了一个字：去。

那之后，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去那个机构做一次系统康复训练，每次住上十天半个月，费用从我的积蓄里出，弟弟知道，有时候说，姐，这钱我以后还你。

我说：不用还，先把腿练好。

他说：要还的，记着。

这个来回，说了很多次。

康复是个漫长的事，不是去了就能见效，是一点一点的积累，有时候做了半年，变化还不明显，有时候忽然某一天，能感觉到腿上有了一丝力量，那种感觉，弟弟说不出来，只是对我说：姐，我感觉到了，有一点。

他说"有一点"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我一辈子记着，不是狂喜，是一种压抑着、不敢放太大的、小心翼翼的高兴，怕说大了，又落空。

又过了将近两年，弟弟在机构那边的主治医生打来电话，说有进展，说弟弟的恢复情况超出预期，下肢已经有了明显的肌肉激活，建议加强针对性的站立训练，说有希望能站起来。

我接完那个电话，坐在单位的厕所隔间里，手机握在手心，发了很长时间的呆。

那天晚上我没有告诉弟弟那个电话的全部内容，只说医生说进展不错，要继续练。

我不想给他太大的期待，怕到时候落空，他受不住。

我自己把那个"有希望能站起来"揣在心里，一个人揣着，往后的每一天，照旧，买菜，做饭，帮他做训练，陪他去复诊，一件一件，往前走。

那段时间，我特别怕接到弟弟的电话，怕里面有好消息，怕好消息太大，我接不住，也怕里面有坏消息，怕是哪里又出了问题。

然而那个视频电话进来的时候，我没有准备好。

屏幕亮起来，是弟弟的脸，他把手机架在什么地方，镜头有点抖，画面不太稳，但我能清楚地看见他，看见他整个人的状态。

他站着。

两条腿，踩在地上，扶着床沿，站着。

那双腿，我太熟悉了，二十年，这双腿躺过、坐过、被我掰过、揉过、抬过、托过，腿上每一条肌肉的走向、每一块皮肤上的纹路，我都认识。

这双腿，此刻踩在地上，承受着他的重量，站着。

他冲我咧嘴笑，说："姐，你看。"

我的手机掉在了地上，我没有意识到，只是蹲下去，捡起来，手在抖，屏幕有点碎了一个角，我不管，把手机重新举起来，对着他，说不出话。

他还在笑，说："姐，我站起来了，我自己站起来的，我没叫你，我想自己先试试，我怕叫了你，万一没成，你白跑一趟。"

我怕叫了你，万一没成，你白跑一趟。

这句话进到耳朵里，我的眼泪一下子决堤了。

走廊里有同事路过，看见我蹲在那里，手机举着，问我怎么了，我摆了摆手，说没事，声音是哑的，自己都没认出来。

手机屏幕里，弟弟的笑容慢慢淡了一点，他看见我的样子，声音也有点变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