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25日,汉口江汉关。

秋末的江风裹挟着潮气,往人骨头缝里钻。

刚在日本领事馆推杯换盏完的杨永泰,正打算登船离开。

冷不丁的,码头暗处窜出两条黑影,抬手就是几枪。

这位把持湖北军政大权的封疆大吏,甚至没来得及哼一声,就倒在了血泊中。

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面子上还得做做样子,显得痛心疾首。

没过多久,那个开枪的年轻人就被摁住了,理由听着也挺顺耳:这人是“中华青年抗日锄奸团”的,看不惯杨主席跟日本人眉来眼去。

可这事儿,真的就只是一腔热血的青年锄奸这么单纯?

圈内人都清楚,杨永泰那是蒋介石身边的“诸葛孔明”。

往前推两年,要不是靠着他那一肚子坏水,蒋介石哪里能把那块让他夜不能寐的“心病”——红军,逼得不得不踏上二万五千里的漫漫长路?

照理说,立下这种泼天功劳,杨永泰本该是国军系统里红得发紫的人物。

怎么偏偏在自家的地盘上,稀里糊涂送了命?

更蹊跷的是,事发后,蒋介石那边雷声大雨点小,甚至透着一股子想赶紧翻篇的意思。

这档子事背后,实际上藏着民国官场最血腥的两本账:一本是杨永泰帮老蒋算的“剿共账”,算得太准;另一本是他给自己算的“升官账”,算得太离谱。

咱们先翻开第一本账。

把日历翻回1932年。

那会儿的蒋介石,日子过得那是如坐针毡。

东边日本人占了东三省虎视眈眈,家里各路军阀当面喊口号背后捅刀子。

当然,最让他头疼的,还是江西那边红红火火的苏区。

前面四次调兵遣将去“围剿”,兵力一次比一次厚,家伙事儿一次比一次硬,结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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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兵折将,连嫡系爱将都搭进去了好几个。

蒋介石百思不得其解:论人头,国军几倍于对手;论火力,飞机大炮对汉阳造。

这仗怎么就能打成这个烂样?

就在这节骨眼上,杨永泰被请到了南昌行营坐镇秘书长。

这把交椅,其实就是“剿匪总司令部”的实际操盘手。

这人一上任,没急着调动一兵一卒,而是先干了一件事:实地摸底。

他跟着蒋介石围着苏区转了一大圈,很快就逮住了一个被所有带兵打仗的人都无视的“关键点”。

以前那些指挥官,脑子里装的都是“军事地图”:我有几个师,你有几条枪,我在哪挖坑,你在哪突围。

可在杨永泰看来,这压根就不是打仗的事儿。

他在给蒋介石递交的万言书里,一针见血地捅破了窗户纸:“前几次栽跟头,根本不是国军不能打,而是共党跟当地老百姓穿一条裤子。”

红军分田分地,老百姓拿红军当亲人。

送情报的、抬担架的、放哨的,漫山遍野都是眼线。

国军一脚踏进苏区,面对的哪里是一支孤军,分明就是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既然病根在这儿,杨永泰便开出了那副后来闻名天下的毒药方:“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这八个字,乍一听像是官场上的片汤话,可只有真正挨过整的人才明白,这背后藏着多阴损的杀招。

这所谓的“七分政治”,骨子里就是一笔断子绝孙的“连坐账”。

杨永泰在苏区外围搞起了残酷的“保甲制”。

十户人家算一甲,十甲算一保。

规矩只有一条:一人犯事,全体遭殃。

只要这一甲里头有一户人家通了红军,或者知情不报,周围这一片甚至整个甲的人都要跟着倒霉,轻的蹲大牢,重的直接掉脑袋。

这招狠在哪里?

它就是冲着人性里的恐惧去的。

以前老百姓帮红军,那是图个翻身做主,是报恩。

现在杨永泰把刀架在脖子上告诉你,你敢帮一把,你的街坊四邻、七大姑八大姨都得因为你陪葬。

原本乡里乡亲那种信任感,瞬间就被砸得粉碎,变成了互相提防、互相盯着。

红军的侦查员再想进村,哪怕老百姓心里向着你,也不敢动弹了。

因为这一动,搭进去的不光是自己的命,是全族人的命。

光有人盯人还不够,杨永泰又加了一把锁:经济绞杀。

卡脖子的重点就一样东西:盐。

那几年的苏区,食盐贵得简直没法看。

老百姓吃饭没滋没味倒是最要命的是红军战士。

人不吃盐,身子骨就发软,哪还有力气翻山越岭?

更可怕的是夜盲症。

红军最拿手的是什么?

夜袭、穿插。

现在战士们一到了晚上两眼一抹黑,这仗还怎么打?

另一边,杨永泰还弄了一帮笔杆子,跑到刚占领的地盘,不管真的假的,先把红军描绘成青面獠牙的怪物,再给变节投降的人许诺高官厚禄。

一手举着屠刀搞连坐,一手掐断盐路搞封锁,嘴里还不停地搞心理战。

这就是“七分政治”的真面目——它不是在战场上拼刺刀,而是在“刨根”,要把红军从老百姓这块土壤里硬生生拽出来。

根基被刨松了,剩下的才是那“三分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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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永泰复盘了前四次惨败,发现国军最大的亏就是被红军牵着鼻子在山沟里转。

红军腿脚快,地形熟,国军一追就乱,一乱就被包饺子。

既然跑不过,那咱就不跑了。

杨永泰拿出来的方案叫:“碉堡战术”。

这法子看着笨到了家,实际上却是最让人没辙的死局。

国军不再搞什么长驱直入,而是一寸一寸地往里挤。

每往前挪一点,就停下来修碉堡。

大的套小的,星罗棋布,连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火力墙。

这就像是给红军脖子上套了个铁箍,而且还在不断收紧。

红军缺重火器,面对这种钢筋水泥浇筑的“乌龟壳”,完全没脾气。

你想硬攻?

周围碉堡交叉火力一扫,那是拿肉身去填坑。

你不打?

那我就再往前修五里地,离你的心脏越来越近。

到了第5次“围剿”最激烈的阶段,国民党在苏区外围一口气修了快3000座碉堡。

整个苏区就像被一张巨大的铁网勒住了咽喉,气儿都喘不上来。

这一局,杨永泰算是赢麻了。

苏区里面,粮仓见了底,伤员没药治,连山上的野菜都快被挖绝了。

而在战场指挥上,当时掌握红军大权的博古和李德,偏偏又掉进了杨永泰的套子里,非要跟人家的碉堡阵硬碰硬。

广昌一战,红军那是血流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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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34年,根据地被压缩得只剩下瑞金、于都这几个巴掌大的地方,再不走,八万多主力真的要被活活困死在这儿。

10月,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也就是后来的长征。

蒋介石对这个战果那是满意得不行,直夸杨永泰是再世诸葛。

在那个节骨眼上,杨永泰确实是蒋介石手里最得心应手的一把快刀。

可谁能想到,历史这玩意儿充满了黑色幽默。

这把刀帮主子削平了外患,却忘了自己也身处在一个巨大的绞肉机里。

这就得说说杨永泰算错的第二本账:仕途账。

杨永泰这人脑子绝顶聪明,但他有个致命的短板:他是个“孤臣”,或者说,是个没根基的技术官僚。

他能发迹,全靠1927年蒋介石下野时的一次豪赌。

那会儿大家都觉得老蒋这回彻底凉了,杨永泰却托人递了一封信,给蒋介石指了三条明路:找日本人借力稳住外面,拉拢江浙财团管住钱袋子,娶宋美龄搭上孙中山和美国的线。

蒋介石照单全收,复出后果然呼风唤雨,从此把杨永泰视作心腹。

杨永泰天真地以为,只要我有真本事,只要领袖信得过我,我就能平步青云。

后来他确实当上了封疆大吏,他所在的“政学系”也一时风头无两。

但他忘了,国民党内部那可不是讲究KPI的现代公司,而是一个帮派林立的江湖。

他得罪了最不该招惹的主儿——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也就是大名鼎鼎的“CC系”。

这哥俩手里攥着国民党的党务和特务系统(中统)。

在他们眼里,杨永泰就是个只会耍笔杆子的投机客,凭什么骑到我们脖子上拉屎?

更要命的是,杨永泰作为蒋介石的“外脑”,权力伸得太长,已经挤压了CC系的生存空间。

杨永泰这人,才气是有,但这情商确实差点意思。

他觉得自己是给老蒋办实事的,对那些搞党务特务的特瞧不上眼,两边梁子结得那是相当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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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就在杨永泰在湖北想大干一场的时候,暗箭早就瞄准了他的后背。

CC系开动宣传机器,满世界泼脏水。

因为杨永泰早年提过“利用日本”,又主张“攘外必先安内”,政敌就顺势给他贴上了“亲日派”、“汉奸”的标签。

老百姓一肚子火没处撒,找不到蒋介石,自然就把怒火全喷到了这个“首席谋士”身上。

1936年江汉关的那几声枪响,虽说凶手喊着是为了抗日,但选在这个时间点,在汉口这种重镇,堂堂省主席被轻易干掉,背后要没有特务系统的默许甚至是纵容,那简直是天方夜谭。

最让人玩味的是蒋介石的态度。

杨永泰死后,蒋介石虽然掉了几滴眼泪,但压根没对CC系动真格的,案子查得也是稀里糊涂,草草结案。

为啥?

因为在蒋介石的算盘里,杨永泰已经是一枚“废子”了。

一方面,红军已经长征走了,心腹大患没了,“诸葛亮”的价值也就大打折扣。

另一方面,杨永泰和CC系的内斗已经搞得乌烟瘴气,影响了平衡。

对于蒋介石来说,死一个杨永泰,能让CC系消气,重新维持派系平衡,这笔买卖,划算。

杨永泰算计了一辈子别人。

他算准了红军的软肋,算准了蒋介石的心思,唯独没算准这个体制的冷酷无情。

他用“保甲”和“碉堡”切断了红军和百姓的血肉联系,逼走了对手;结果自己却被同僚切断了活路,成了派系斗争的祭品。

他曾以为自己是下棋的人,直到倒在码头那一刻,大概才明白,在那个风雨飘摇的乱世,除了那个高高在上的人,其他人,不过都是随时可以丢弃的棋子罢了。

“聪明反被聪明误”,这句老话扣在杨永泰脑袋上,虽然残忍,却也精准。

他看透了战术,却没看透人心,更没看透那个他拼命维护的政权,骨子里早就烂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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