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的北京城，街头巷尾都飘着开国大典的喜庆气息。
人群里有一个人安静地站在角落，他叫黎玉。
这个名字在全国范围不算家喻户晓，可在山东地界，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
他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从1937年底踏上山东的土地，到1948年秋天离开，前后在齐鲁大地上工作了整整十一年。
这十一年里，他亲眼看着山东的革命力量从零散弱小，一步步变成稳固强大的战略根据地，全程参与了根据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每一步。
抗战最艰难的1940到1942年，他牵头在山东筹集了大约十三万两黄金，靠着一条条秘密交通线，分批送到延安，帮陕甘宁边区渡过了最紧要的财政难关。
在他主持地方工作的年月里，山东的人民武装发展到六十多万人，根据地管辖的人口超过三千万。
就是这样一位在山东立下大功的人，新中国成立之后，人生轨迹出现了不小的转折。
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打破平静，全民族抗战正式开始。
那时候黎玉正在延安工作，担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部长。
抗战消息传到延安，干部们情绪高涨，纷纷主动请战，要求到前线去。
黎玉也写下请战书，他觉得后方工作固然重要，可更想到敌人后方去，在最危险、最艰苦的地方实实在在为抗战出力。
组织上综合考虑他的经历和能力，最终决定派他前往山东，负责当地党组织重建和抗日武装发动工作。
1937年12月，黎玉告别延安，踏上前往山东的路途。
当时从陕北到山东，要穿过日军占领区和国民党控制区，没有安全的交通线，也没有固定的补给。
他带着几名随行干部，化装成赶路的商人，一路昼伏夜行，避开敌人的岗哨和巡逻队，辗转多日才进入山东境内。
刚到山东时，眼前的景象让他心里沉重。
日军已经占领济南、泰安等大中城市，津浦铁路沿线要点全部被控制，大片国土落入敌手。
国民党军队在日军进攻下节节后退，地方政权溃散，社会秩序一片混乱。
老百姓四处逃难，田地荒芜，商铺关门，很多人不知道明天该往哪里走。
1938年1月，黎玉在鲁南地区站稳脚跟，第一件事就是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
当时山东各地有一些零星的党员和抗日力量，但是彼此之间没有联系，各自为战，缺少统一指挥。
黎玉的首要任务，就是把这些分散的力量串起来，形成统一的领导。
建立根据地的过程比预想的更难。
日军的扫荡接连不断，今天合围这个山头，明天清剿那片村庄。
国民党顽固派也不断制造摩擦，袭击根据地人员，破坏抗日工作。
黎玉带着机关干部和少量武装人员，在沂蒙山区的崇山峻岭里来回转移。
白天躲在山洞或者密林里，不敢生火做饭，不敢大声说话，等到天黑才出来开会、布置任务、联系群众。
粮食经常断顿，只能靠野菜、树叶、地瓜干充饥。
武器装备严重不足，很多战士只有大刀、长矛，少量步枪也是老旧型号。
医疗条件更是简陋到极点，没有药品，没有消毒器械，没有固定的医护人员。
战士和干部受伤生病，只能用土办法处理，不少人因为一点小病小伤得不到救治，最后牺牲在岗位上。
1938年3月，黎玉在沂蒙山区主持召开重要会议。
这次会议明确了在山东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基本方向，确定了党对武装和群众工作的统一领导，把各地的思想统一起来。
这次会议，为后来整个山东根据地的建设打下了基础。
会议结束后，黎玉几乎没有休息，接连在鲁中、鲁南、滨海等地奔波。
他要联络各地自发成立的抗日武装，说服他们接受统一领导。
他要走村串户发动群众，讲解抗日道理，动员年轻人参军。
他还要协调处理根据地内部不同力量之间的矛盾，稳住内部局面。
那段时间，他每天赶路、开会、谈话，睡眠极少，人瘦了一圈，头发也添了不少白发。
1938年夏天，日军集结几万兵力，对鲁中山区发动大规模扫荡，兵分多路合围根据地中心区域，企图一举消灭山东的抗日主力。
黎玉带着领导机关和随行部队，在山里和敌人周旋，一边转移一边组织零星阻击。
有一次日军追得很紧，他们被迫钻进一个隐蔽山洞，敌人就在洞口附近搜索、喊话、试探。
所有人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在狭小潮湿的洞里待了整整一天，直到敌人撤走才敢出来。
这次反扫荡虽然让根据地受到一些损失，但核心指挥体系和骨干力量完整保存下来。
黎玉抓住日军撤退、兵力分散的空隙，快速恢复各地组织，重新收拢队伍，继续扩大武装。
到1938年底，山东各地由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总人数达到五万多人，根据地覆盖的人口接近八百万。
1939年，山东根据地进入巩固和规范发展的阶段。
黎玉把重心放在建立完整的基层政权体系上。
他推动各地成立抗日民主政府，推行三三制政权结构，吸收开明士绅、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参与管理，让根据地的政权更有代表性。
根据地内部逐步统一政令、法令，财政、税收、粮食管理制度也慢慢建立起来。
黎玉特别看重经济建设，他反复强调，抗战要坚持下去，必须先养活自己，实现自给自足。
在他推动下，根据地掀起开荒种地的热潮，山坡、河滩能开垦的地方都种上粮食。
手工业也同步发展，纺线、织布、做鞋、榨油、造纸的小作坊遍布乡村。
他还组织建立秘密贸易线，把根据地出产的花生、棉花、烟叶、山货等土特产，运到敌占区出售，再换回药品、布匹、食盐、工具等急需物资。
1939年春天，黎玉在沂蒙山区腹地建起一座兵工厂。
厂子规模不大，设备简陋，一开始只能修理损坏的枪支、更换零件，后来慢慢摸索着手榴弹、地雷的制造。
产量不高，可在当时的环境下，已经是支撑抗战的重要依靠。
兵工厂的工人大多来自当地农民，黎玉亲自到村里动员，向大家讲明保家卫国的道理，承诺保障工人的基本生活。
到1939年底，山东根据地的面貌明显改观。
八路军在山东的主力部队发展到十万余人，根据地人口增加到一千五百万，这样的发展速度，在全国各敌后根据地中都排在前列。
1940年初，罗荣桓率领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进入山东。
黎玉和罗荣桓分工配合，协同推进根据地建设。
罗荣桓主要负责军事指挥、部队训练和作战部署，黎玉侧重地方党组织、政权建设、群众动员、财政供给和后勤保障。
两人配合顺畅，山东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快速提升。
那段时间，黎玉的日程排得没有空隙。
白天处理政府事务、财政问题、群众工作，晚上开会研究敌情、布置任务、调整政策。
一天常常只能睡三四个小时，身边工作人员多次劝他注意休息，他总说等根据地稳当起来再歇。
1940年夏天，黎玉组织召开山东抗日根据地代表会议。
会议系统总结前两年的斗争经验，明确接下来的军事、政权、经济、文教工作任务，标志着山东根据地进入成熟稳定的新阶段。
就在山东局面稳步打开的时候，延安传来消息，让所有人心里一紧。
国民党当局停发八路军军饷，同时对陕甘宁边区实施严密经济封锁，禁止粮食、布匹、药品、食盐等物资进入边区。
延安的财政迅速陷入困境，经费、物资全面紧张。
二
1940年秋天，黎玉收到来自中央的信件，信里详细说明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困难。
国民党的封锁层层收紧，边区对外贸易几乎中断，财政收入大幅下降，机关、部队、学校的日常运转都受到影响。
延安正在想尽办法渡过难关，可压力依然巨大。
黎玉看完信件，沉默很久。
他清楚延安是全党的指挥中心，延安的困难牵动整个抗战大局。
山东根据地虽然也面临敌人扫荡、物资短缺的问题，但整体条件比延安要好一些，有责任、有义务支援中央。
他把支援延安的想法和山东分局、军区的负责同志沟通，大家一致同意，要尽最大力量帮助延安。
经过反复商议，他们确定从山东筹集黄金送往延安。
黄金价值稳定、便于携带，在封锁环境下最能发挥作用。
1940年10月，黎玉召集各地负责人专门开会，研究筹款筹金的具体办法。
会上大家清醒认识到，山东连年打仗，经济基础薄弱，要凑出一大笔黄金，难度极大。
最终确定三条渠道同时推进。
一是动员根据地内的富商、士绅、开明商户自愿捐款捐金。
二是大力发展生产，增加财政收入，从公粮、税收中挤出资金。
三是通过地下贸易，用根据地物资兑换金银。
筹款筹金工作从1940年11月全面铺开。
黎玉亲自带队到各地动员。
他先到胶东地区，这里商业活跃，金矿分布较多，有不少有实力的商户。
他逐户登门拜访，向商户们讲延安的困境，讲全国抗战的大局，希望大家伸出援手。
一开始不少商户有顾虑，担心捐款后得不到保障，也害怕被日伪军或国民党顽固派报复。
黎玉耐心解释，反复说明共产党的政策，承诺捐款完全自愿，不强迫、不摊派，每一笔都会开具正式收据，记录在案。
经过几天沟通，当地一位经营多家商号的王姓商人率先响应，拿出一千块大洋交给黎玉。
黎玉当场开具收据，郑重致谢。
有了第一个带头，其他商户陆续松动，有人捐大洋，有人捐金条、金饰，数额不等。
黎玉安排专人负责登记，账目一笔一笔记清楚，做到公开透明。
在鲁南地区，黎玉换了一种方式。
当地百姓不算富裕，但对八路军感情深厚。
他组织各村召开群众大会，把延安的困难原原本本告诉大家。
老百姓听说要支援中央，纷纷响应。
有人拿出积攒多年的私房钱，有人把准备给孩子娶亲、办嫁妆的钱捐出来，还有人把家里的银饰、铜器送上。
一位老大娘拄着拐杖来到捐款点，从怀里掏出一个层层包裹的布包，里面是几块银元和一串铜钱。
她说这是自己一辈子的积蓄，现在全都拿出来支援延安。
黎玉接过钱，对着老人深深鞠了一躬。
沂蒙山区的群众同样积极。
妇女们自发组织起来，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在油灯下纺线织布，织好的土布拿到集市卖掉，换来的钱一分不留全部上交。
有一个村子，全村人省吃俭用，硬是凑出几百块大洋。
除了动员捐款，黎玉还加大秘密贸易力度。
山东的花生、棉花、烟叶在敌占区很受欢迎，他安排可靠人员通过地下渠道运出去销售，换回银元、黄金和紧缺物资。
胶东招远一带有金矿，黎玉专门部署人员，在矿区开展工作，组织群众秘密采金、收金，避开日伪军的掠夺。
1941年春天，各地筹集的资金陆续集中。
黎玉安排专人统一兑换成黄金，派人到各地打探金价，选择合适时机兑换，尽量减少损耗。
兑换黄金的过程充满危险，工作人员必须化装成商人，到敌占区的钱庄、金店交易，随时可能被日伪军盘查、抓捕。
有一名同志在青岛兑换黄金时被敌人盯上，靠着机智应变才侥幸脱身。
到1941年夏天，第一批黄金筹集完成，大约两万两。
黎玉立刻安排运送。
送黄金去延安，要穿过日伪军占领区、国民党顽固派防区，路途遥远，步步凶险，一旦出事就是人财两空。
他挑选政治可靠、经验丰富的同志组成运输队，把黄金分装在木箱里，外面用普通货物伪装，看起来和寻常商队没有区别。
运输队趁着夜色出发，沿着提前勘察好的秘密路线行进。
一路上险情不断。
一次刚离开根据地就遇到日军检查站，带队同志拿出伪造的通行证，谎称运送民用物资，又悄悄给哨兵塞了银元，才勉强过关。
还有一次夜里迷路，误入国民党军队驻地，进退两难。
幸好遇到一位同情抗日的军官，悄悄给他们指了一条小路，运输队连夜急行军，才脱离危险。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第一批黄金安全送到延安。
延安收到黄金后，及时缓解了财政压力，专门向山东根据地发来感谢。
1941到1942年，黎玉又接连组织运送多批黄金。
每一次筹集、兑换、护送，都要经历同样的辛苦和危险。
有一批黄金在途中遭遇日军袭击，护送战士顽强战斗，最终保住黄金，却有两名同志牺牲。
到1942年底，山东先后送往延安的黄金总数达到大约十三万两。
这笔黄金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对延安打破封锁、维持运转、采购物资起到关键作用。
中央专门发来嘉奖令，表彰山东根据地军民的贡献。
黎玉收到嘉奖令后，立刻召开会议传达，他说这些黄金是山东人民勒紧裤腰带省出来的，是无数同志冒着生命危险送出去的，功劳属于全体军民。
为了支援延安，山东根据地自身也压缩开支，干部的伙食、被服标准一再降低。
黎玉带头过紧日子，和普通战士吃一样的饭菜，有时候只能喝稀粥、吃野菜。
即便这样，他从来没有动摇过支援中央的想法。
三
1942年以后，山东根据地在内外压力下继续向前发展。
日军的扫荡更加频繁残酷，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也没有停止。
黎玉带领根据地军民，一边抗击敌人进攻，一边强化内部建设。
他的工作重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巩固和扩大根据地范围，二是发展生产保障供给，这两件事直接关系根据地的生存。
军事上，黎玉配合罗荣桓等军事指挥员，广泛开展游击战争。
主力部队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县各区，灵活打击日伪军。
民兵组织同步快速壮大，到1943年，山东民兵总数超过八十万人。
黎玉非常重视民兵训练，经常到基层检查武器、查看训练情况。
他提出，民兵虽然不是正规军，也要有战斗力，能配合主力作战，能保卫家乡、保护群众。
在他推动下，山东民兵成为敌后抗战的重要力量，地雷战、麻雀战、伏击战到处开展，让日伪军防不胜防。
1943年春天，日军集结五万多兵力，对沂蒙山区发动大规模扫荡。
黎玉参与组织反扫荡作战，安排主力部队跳到外线，寻找机会打击敌人侧翼和后方，地方武装和民兵留在内线，坚持游击战、地雷战，袭扰敌人、破坏交通。
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战斗，日军伤亡惨重，被迫撤退。
这次胜利，极大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士气。
经济建设上，黎玉持续推动大生产运动，号召机关干部、部队战士都参加劳动，自己动手解决吃穿用度。
他在机关驻地开垦菜地，亲自下地种菜、浇水、施肥，用实际行动带动大家。
农业生产稳步提升，各地组织群众开荒造田、改良土壤、推广优良品种，1943年的粮食产量比1940年增长五成以上，粮食供给基本得到保障。
手工业也形成规模，根据地建起纺织厂、被服厂、鞋袜厂、造纸厂、兵工厂，虽然设备简单、工艺原始，但能满足部队和群众的基本需求。
黎玉经常到工厂视察，了解生产困难，帮助协调原料、工具和技术人员。
1943年夏天，他到胶东一家纺织厂检查，住了三天，从纺线、织布到染色，每个环节都仔细查看。
他发现工厂设备老旧、工人技术不熟练，效率不高，当场协调从其他地方调派技术工人，同时优化生产流程，整改后产量提升近一倍。
财政税收方面，黎玉坚持合理负担原则，按照家庭收入情况确定税额，收入高的多交，收入低的少交，贫困家庭免征。
这项政策得到群众广泛支持，税收工作顺利推进，到1944年，根据地财政收入基本可以覆盖日常支出。
黎玉也很重视文化教育。
根据地陆续办起小学、中学，还有专门培养干部的学校和军事学校。
他提出，要培养有文化、懂技术、有觉悟的干部，为将来建设国家做准备。
在他推动下，扫盲运动广泛开展，很多过去不识字的农民，学会了读书、写字、算账。
1944年，抗战进入反攻阶段。
黎玉根据形势变化，部署各地对日伪军发起攻势作战，部队和民兵主动出击，拔除日伪军据点，收复被占领的村镇、县城。
到1945年春天，山东根据地面积进一步扩大，管辖人口突破三千万。
在攻势作战中，黎玉注重开展伪军策反工作。
派出大量人员深入伪军内部，宣传抗战形势，讲解政策，争取他们弃暗投明。
很多伪军士兵本是被强征入伍，对日军不满，经过工作，不少人率部起义，携带武器加入八路军。
1945年春天，青岛附近一股一千多人的伪军宣布起义，带来大批枪支弹药。
黎玉亲自接见起义官兵，欢迎他们加入抗日队伍，随后安排整训，编入正规部队。
这些起义人员在后续作战中表现出色。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持续十四年的抗日战争取得胜利。
山东根据地到处是庆祝的人群，锣鼓声、欢呼声连绵不断。
黎玉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组织各地开展庆祝活动，纪念来之不易的胜利。
抗战胜利后，国内形势快速变化。
国民党军队加紧向解放区推进，内战阴影逐渐笼罩全国。
黎玉和山东分局、军区的同志一起，分析局势，研究应对方案，做好自卫作战准备。
1945年9月，黎玉主持召开山东工作会议，部署巩固胜利成果、建立民主政权、发展生产、改善民生的任务，同时明确做好自卫反击准备，应对国民党军队的可能进攻。
那段时间，黎玉更加忙碌。
日常政务、军事动员、群众工作、后勤筹备，千头万绪都要处理。
抗战胜利没有带来轻松，新的考验接踵而至。
1945年底，国民党撕毁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山东成为主要战场之一。
黎玉立即组织军民投入自卫反击，山东大地再次燃起战火。
1946年春天，国民党军队集中主力进攻山东解放区。
黎玉配合军事指挥员，组织部队顽强抵抗，同时动员群众支前，运送粮食、弹药、伤员。
经过几个月激战，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被粉碎，山东解放区更加稳固。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黎玉一直坚守在山东，负责地方工作和支前保障。
他组织群众参军参战，源源不断为前线补充兵力。
他统筹粮食筹集、被服制作、担架运输、伤员救护，为前线作战提供坚实支撑。
到1947年，山东野战军兵力发展到六十多万人，成为华东战场的主力。
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打响，华东野战军全歼国民党整编七十四师。
黎玉在后方全力组织支前工作，动员二十多万民工、五万多副担架，往前线运送粮食、弹药、物资，向后转移伤员。
根据地群众男女老少齐上阵，推着小车、挑着担子，冒着炮火支援前线，为战役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
1948年9月，济南战役打响，经过八天激战，济南解放。
黎玉参与战役的组织动员和后勤保障，为攻城部队提供充足的人力物力支持。
济南解放，标志山东全境基本解放，为接下来的淮海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济南战役结束后不久，黎玉接到中央通知，山东地区领导班子调整，他不再担任山东的主要领导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