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我国北方遭遇一场罕见的强沙尘天气过程，波及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程度之深，均创下近二十年来新高。
天空被染成浓重的土黄色，能见度骤降至百米以内，城市主干道积尘厚达数毫米，车辆表面覆盖着一层细密黄沙，百余座城市的空气质量指数（AQI）连续多日突破500“爆表”临界值，居民被迫紧闭门窗，口罩成为出行标配。
这场席卷大半个中国的沙尘暴，其策源地直指脱离中国管辖逾百年的外蒙古高原腹地。
当地土地退化持续加剧，裸露沙源面积逐年扩张，沙尘输送强度与频率显著上升，直接冲蚀我国历经四十余年构建的生态屏障，几代人接续奋斗换来的固沙成效正被系统性削弱，令人扼腕又深感无力。
此次沙尘过程横跨东西、纵贯南北，自新疆东部起始，经内蒙古、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北、北京、天津，一路东延至黑龙江、吉林、辽宁，甚至越过秦岭—淮河一线，侵入江苏南京、浙江杭州、上海等长三角核心区域，全国累计137个城市先后发布沙尘黄色及以上预警。
2月21日清晨，山西阳泉监测站PM10浓度峰值飙升至438微克/立方米；河北崇礼某滑雪度假区雪道表面被裹上厚厚一层褐黄色浮沙，游客摘下口罩瞬间剧烈咳嗽；多地市民反映呼吸时咽喉刺痒、鼻腔灼热，儿童哮喘就诊量单日激增40%。
中央气象台联合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发布的溯源分析报告明确指出：本次沙尘天气的主体发源区，集中分布于外蒙古南部戈壁荒漠带及中蒙边境接壤的干旱过渡区。
该区域地表植被覆盖率不足15%，土壤含水率低于3%，加之西伯利亚冷空气南下叠加蒙古气旋强烈发展，局地瞬时风速达25米/秒以上，强劲气流裹挟起数十亿吨粉砂与细粒物质，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奔袭南下，猛烈冲击我国三北防护林体系前沿防线。
鲜为人知的是，为抵御风沙侵袭，中国人民已持续奋战超过四十载。
自1978年“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启动以来，数百万林业工作者、农牧民、科研人员扎根风沙一线，在年均降水量不足200毫米的毛乌素、科尔沁、浑善达克等沙地上，一锹一镐造林、一草一木固沙，硬是在祖国北疆筑起一道绵延万里的绿色脊梁。
截至2025年底，三北工程累计完成人工造林4.83亿亩，飞播造林6200万亩，封山育林1.2亿亩，治理退化草原12.84亿亩；曾被称作“生命禁区”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已建成总长超2800公里的环沙漠公路绿色廊道，实现合龙贯通。
每一组数字背后，都是治沙人皲裂的手掌、晒脱皮的脊背、冻僵的脚趾和被风沙磨蚀的青春。可谁也没想到，刚刚在本土锁住流动沙丘，境外沙尘却借高空急流“绕道突袭”，精准击中生态防线最薄弱环节。
耗资千亿、历时数代构建的陆基防沙体系，在跨境沙尘面前暴露出结构性短板——它能拦住本地扬沙，却难以阻断数千米高空输送的远距离沙尘。
四十余年心血结晶，在一次次跨境沙尘过程中被反复稀释、覆盖、掩埋，这种无声的损耗，比任何一次突发灾害更令人心焦。
外蒙古生态退化态势已进入不可逆加速阶段。据蒙古国环境与旅游部2015年全国土地覆被评估报告，该国境内76.8%国土面积存在不同程度沙化或荒漠化，其中重度退化区域占比达53.2%，部分苏木（相当于乡镇）草原植被盖度不足5%，地表完全裸露，演变为新生沙源地。
昔日“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辽阔牧场，如今常见景象是龟裂的盐碱地、寸草不生的砾石滩，以及终年盘旋在空中的褐色沙尘柱。
驱动这一生态崩塌的核心动因，并非自然气候波动，而是长期失序的人类活动。首当其冲的是失控式畜牧业扩张。1990年代初，全国牲畜存栏量约2000万头（只），至2024年已达7260万头（只），增长超260%。草原承载力早已严重超载，但牧户仍普遍采取“多养即多收”的粗放模式。
尤以绒山羊养殖为甚——其前蹄具刨掘习性，专食草本植物根茎，导致草场再生能力彻底丧失。大量集中饲养使局部区域草层高度从30厘米锐减至不足2厘米，表土失去植被锚固，风蚀速率提升8倍以上。
矿产资源无节制开发则进一步撕裂地表生态肌理。蒙古国现有登记在册矿点8142处，其中大型露天煤矿67座。2019—2024年间，煤炭年产量由2200万吨跃升至1.38亿吨，增幅达527%。开采作业大面积剥离表土、铲除原生植被，同步抽采地下水导致浅层含水层枯竭，加剧区域干旱化。废弃矿坑平均深度超40米、面积逾3平方公里，全部未实施生态修复，每逢春季大风，即成新型移动沙源，向南持续释放沙尘粒子。
面对严峻形势，蒙古国政府并非无所作为。2021年，时任总统呼日勒苏赫签署第24号总统令，正式启动“十亿棵树国家计划”，目标在2030年前完成10亿株乔灌木种植，覆盖面积超150万公顷。
但现实进展远逊预期：五年来实际完成植树仅1.87亿株，不足目标两成；项目资金缺口常年维持在年度预算的65%以上；本土缺乏耐旱树种繁育基地与专业造林队伍，幼苗平均成活率不足30%。
当邻国生态危机持续外溢，我们清醒认识到：风沙从不遵循国境线，沙尘暴没有外交签证。外蒙古的土地退化，终将以PM10、PM2.5和能见度下降的形式，转化为中国北方民众共同承受的健康代价与生活成本。
为此，中方主动承担区域生态责任，无偿提供樟子松、沙棘、柠条等优质抗逆树种苗木逾2300万株；派遣由林科院、治沙所专家组成的12支技术团队常驻蒙古国，开展土壤改良、节水灌溉、网格固沙等实操培训；在东戈壁省、南戈壁省共建6个标准化治沙示范园区，总面积达8.6万亩，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技术样板。
然而，中方援建的示范林地，新栽树苗常在三个月内遭牧群踩踏啃食；精心恢复的草场，屡次被采矿企业以“临时用地”名义强行征占；部分示范区周边甚至出现新设矿点，爆破震动导致刚成活的灌木整片倒伏。
问题症结不在援助力度不够，而在于蒙古国尚未建立与生态保护相匹配的制度约束——过度放牧未纳入法律监管红线，矿山生态修复缺乏强制验收标准，草原承包权流转缺乏环境影响前置评估机制。
当前，外蒙古沙化面积仍以年均1.2%速度扩张，跨境沙尘天气频次较2010年代上升47%。这场生态危机，早已超越单一国家治理范畴，演变为横跨中蒙两国的系统性环境风险。
蒙古国为追求短期出口收益，持续透支脆弱的草原生态系统，不仅致使本国三分之一牧民面临生计危机，更将生态赤字转嫁至下游邻国，持续侵蚀中国四十余年治沙投入形成的生态资产。
风沙无界，绿意亦无界。四十年来，中国人用脚步丈量沙海，用汗水浇灌荒原，筑起一道举世瞩目的绿色长城；但面对百年尺度演化的沙化格局，单边努力注定难以扭转全局。
这绝非一场仅靠意志就能取胜的战役。唯有蒙古国真正将生态安全置于发展优先序列，全面整顿超载放牧、叫停破坏性采矿、落实矿山全周期修复义务，并与中国建立常态化跨境沙尘联防联控机制，方能从源头掐断沙尘输送链条，让华北平原重现澄澈蓝天，让两国儿童不必再戴口罩仰望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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