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裁定，特朗普利用1977年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来实行全球加征关税的行为越权，征税权属于国会，行政部门不能经常性地用IEEPA来征税。此裁决击中了特朗普的软肋，他把关税当作对华施压的主要手段，裁决一出便在社交网络上大发雷霆，并迅速抛出一个备选方案。
用《贸易法》122条宣布对全球临时进口税征收10%，几个小时之后又改为15%。法院否定了IEEPA途径，但是没有完全堵住它的关税工具。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称还有两张牌：一张是对中国单独加征关税，另一张是启动301调查，对特定行业进行定点打击，精准切割，更难被法院一刀切。
越南最高领导人苏林就任之后第一次访问华盛顿，出席了由特朗普主持的“和平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特朗普当面承诺要推动把越南从技术出口管制清单上移除，如果落实的话，将会大大缓解越南长期以来设备、工艺引进受限的局面，从而影响到越南制造业升级的速度。
特朗普的盘算并不复杂，在对等关税受阻之后转向中国周边，拉拢与中国产业链高度粘连的国家，形成侧翼压力包围中国，寻求美国进口结构的替代选择。越南位置重要：嵌入到中国的供应链中，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大，一旦被拉近，侧翼的压力以及替代的通道就都具备了。
根据美国商务部2025年的数据，商品贸易逆差达到12409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关税战并没有使进口减少很多，也没有给本土制造业带来黄金时期。如果能够快速地取代中国制造，那么拜登4年前就应该完成了。越南制造扩张确实承接了电子、服装、家具等订单，但是其人口、基础设施以及配套能力都有一定的限制；更重要的是对中国的原材料和中间品依赖程度很高，所谓的“越南制造”实际上大多只是最后的组装和贴标。
因此越南的处境更加微妙：一方面，出口管制“移除”带来利好，技术与设备的升级或者会加快；另一方面，对美国出口要面临20%的关税，利润受到挤压。每次示好都带有一定的条件，真正重要的还是落地清单以及中美两国留给越南的空间。越南既不能完全脱离中国的供应链，也不敢完全依附于美国战车，最有可能两边都留有余地，但是随着中美竞争加剧，骑墙的难度也在增加。
征税权属于国会，IEEPA不能被用来常态化地对全球征税。法律边界使行政手段趋于收敛，增加企业和公众的确定性，避免税率频繁变化、重算成本。越南如果被移出管制清单，不仅会影响设备采购，还会牵涉到产业跃升的速度与幅度，但是具体的细则还不清楚，这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投资、银行的授信以及地方的招商。
特朗普也考虑国内政治因素，需要给支持者一个信号，关税可以逼出新的供应链。但是全球产业链属于系统工程，并不是拨一下开关就可以更换的。越南在劳动力成本、土地价格、港口吞吐、配套企业数量等方面与中国相差甚远，模具、材料、物流等任何一个细节上的不足都会使得“替代”失真。
很多跨境供应商把越南作为分散风险的第二生产地，关键零部件还是从中国购买，关税上涨加上原材料价格上涨，使得成本更加敏感。企业要判断出口管制解除后带来的技术红利是否能抵消关税的影响，有人选择提高对欧洲、东盟市场的出口占比，有人把高端产品留在中国，把低端产品放到越南来分散财务风险。
越南的好消息可能会带来机会也有可能成为新的变量，如果出口管制的大门真的被打开，升级就会加快；如果对美国加征关税继续提高，优势就会被抵消。越南要确定一个明确的时间表以及标准，而不是随时可以改变的口号。政策稳定性为商业的生命线，法律画出边界，政治掀波浪，谁稳住船头谁就活得更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