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船长。
我们是否常以为，历史的分期必须依附于重大事件或意识形态的划分？中国近现代史的“近代”“现代”之争，是否在无形中被某种既定的史观所局限？
今天我们这篇文章系金观涛老师于2009年4月30日在南洋理工大学的主题发言稿。金老师指出，通过观念史与数据库方法研究关键词的演变，能够揭示中国现代转型的真实节奏。研究发现，1895年才是现代观念进入中文世界的分水岭，而新文化运动则引发了现代观念的重构，形成中国特有的“当代”思想结构。
在观念如暗流般塑造社会行动的历史长河中，理解现代性的传入与重构，不仅是对历史分期的科学校正，更是对中国独特现代道路的一次清醒洞察——帮助我们辨明何为真正的转型，何为历史的回响。
图： 艾瓦佐夫斯 基 《九级浪 》
观念史视野下的中国近现代史新分期
文/金观涛
首先我要对南洋理工大学盛情邀请表示感谢，对各位为这次报告会的筹备所做的努力，以及对我的多方照顾表达谢意。
1994年，我和刘青峰来新加坡国立大学访问，其间曾参访过南洋理工学院，当时还未更名为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所在的那栋楼令我印象深刻。今天旧地重游，心中感慨万千。南洋理工大学现已初具规模，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校园之一，而且是一所既现代又富有人文气息的学校。今有幸来到这里演讲，介绍我和青峰近十几年来的一些研究成果。希望以今天的报告作为序幕，开始和贵校的交流。
今天我要讲的是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问题，这也是长久以来争论不休的题目。我想从观念史切入，这也是一个过去甚少涉及的角度。
一、分期标准及其背后的观念
通常人们把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称为中国的近代，台湾学者又用1911年辛亥革命当作近代和现代的分界；中国大陆则认为“五四运动”以后才算现代。该分法为很多人所接受，但其背后的方法论根据却没有严格地考察过。
我们把历史进程分为“近代”、"现代”和“当代”，是为了刻划社会由传统到现代转型中的阶段。这里，采用了重大历史事件作为“近代”或“现代”的标志，认为这些历史事件可以作为里程碑，标记出在此前中国的处境以及人们普遍社会行动和此后的不同。但是，它始终面临两个疑难。
第一，为什么可以用这些重大事件的发生来代表其前后社会处境和行动性质有根本不同呢？事实上，只有这些重大事件改变了人们对自己的处境意识和基本观念才会导致社会行动的不同。因为以改变普遍观念为标准，故作为分期里程碑的，通常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个时段。如果是一个重大事件，该事件必须具有改变人们普遍观念之功能。但我们又如何知晓（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一点呢？
第二个疑问是：为什么选这些事件作为里程碑而不选另一些事件？显而易见，这是出于某一种史观或意识形态的考量。在某种意识形态的视野中这些被选中的事件是至为重要的，但我们又怎么知道这种建立在意识形态之上的史观是能反映真实，而不是仅仅被用来证明自己的统治正当性呢？
实际上，今日人们普遍接受的历史分期是经不起上述质疑的。就以1840年为中国近代之开始为例，人们接受它为传统与近代的分水岭，是因为此后西方现代冲击不可抗拒。但是，全球化真正不可抗拒的来临，是中国通过一系列条约被纳入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体系后；在这方面更重要的是天津条约而非南京条约。
那么，为什么不选第二次鸦片战争作为近代之开始呢？同样，把辛亥革命以后称为现代，认为辛亥革命后中国才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这明显和三民主义意识形态有关。而在中国大陆马列史观看来，必须强调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革命的不同，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那是五四运动以后开始的，故把五四作为现代史的开始。因此，认同哪一种分期，取决于接受何种意识形态史观。
意识形态史观常常因维护政权正当性而扭曲历史事实，这使得以往的分期都不是建立在无可非议的事实基础上的。我认为，为了摆脱意识形态史观的束缚，给分期找到切实可靠的根据，必须依据观念史研究划分从传统到现代的分期。为什么要从观念史出发而不是从政治或经济史出发？这是基于如下两方面的理由。
首先，所谓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当然意味着经济和政治的变化，如现代经济的出现、现代国家的形成以及以其为目标的社会行动的发生等。但是，我们又如何判断某种社会行动（包括经济和政治事件）是现代的呢？这必须分析推动其发生的观念，否则我们无法判定某种企业创办或变法是不是现代的。
换言之，缺乏对观念的认识，仅仅从外部看经济组织和政治变化，是不可能准确知晓它的性质的，即判定它们是属于现代的，抑或是传统社会本来就有的组织和行动。创办现代的工业、推行现代政治，跟人们观念的变化总是连在一起的。
图：乔治·默兰德《工业的舒适》
以前，人们不由自主地先从经济制度和政治活动来分期，实际上是出于经济或政治决定论的习惯。如果破除任何一种决定论，直接从有没有现代观念来确定普遍社会行动的性质，乃为最直接的判断，找到的分期也最可靠。
其次，对中国近现代史中“现代”的开始日期看法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存在国共两种意识形态。很多社会行动受意识形态支配，不同的意识形态对哪些事件有资格充当历史里程碑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分期不同也就难以避免。为了克服意识形态偏见，必须找到比意识形态更基本的思想元素。
意识形态（ideology）译自“观念学”，其实，它是观念系统。比观念系统更基本的，是其组成元素，即普遍观念。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为不同的观念系统，但其组成元素——基本观念群却是一样的。差别仅在于它们从现代观念群中汲取出不同的观念建立理论，因各观念的比重和互相关系不同，观念系统整体意义或结构才有异。一旦还原到现代观念起源和演变层面，意识形态的差别就不会影响由观念史研究得出的分期。
但是，观念是什么呢？通俗一点讲，观念是用关键词表达的思想。人类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意味着一组代表现代性的观念之出现、普及和形变。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和思潮都是由它们组成的。
中国一直缺乏观念史研究传统，总觉得这东西很抽象，看不见摸不着。史学界更从未想到用观念史来对历史分期。因为历史的分期要做很多的鉴定工作，很多材料需深入的考证，要很慎重才能把时段确定下来。史学家大多不认为思想史研究能胜任该任务，因为思想这东西太含混，像泥鳅一样捉不住。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没有客观性，无法汇整出完全一致的看法。
其实，一旦完成思想史向观念史的转化，上述疑惑就不再存在。观念是用关键词表达的思想，观念的起源和传播甚至演化，都可通过关键词意义的统计分析来验证。本来，对关键词在历史上各种意义的统计研究是可望不可及的，只要看编《汉语大辞典》的工程，就知道追溯关键词意义需要多少专家合作，至于书证更是要用毕生精力。
所幸，拜电脑数码化的功能所赐，从1990年代电脑科技的广泛使用开始，尤其是大量的电子文本的出现，所有的历史文献都可以数码化建立数据库。因此，自1990年代中叶以后，史学研究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这就是利用电脑数据库工具来研究思想史，特别是通过语言的使用考察新观念的形成，检验普遍观念的变化，使得用观念史研究进行历史分期成为可能。
二、数据库方法蕴含的革命
20世纪人文科学研究最大的变化，就是语言学的转向。哲学如此，思想史亦如此。我认为，语言学转向对观念史特别重要。当一个人的思想变为社会普遍思想的时候，其前提一定是组成其思想的元素——观念——被众人接受。任何普遍观念一定对应着一个或几个（甚至是一组）表达它的词汇（关键词）。
如此一来，观念的起源、定型（包括演变和转型），就可以通过该关键词的历史语义学分析来追溯，观念的普及亦可用相应关键词在历史文献中出现的频度统计来证明。或者说，现代观念的起源、形成和传播，一定能在词汇上找得到痕迹。假定我们设置了一个数据库，把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之间几百年的所有文献输入其中，那么我们一定可以通过跟现代观念有关的关键词汇的检索和统计分析，追溯现代性的起源、形成和相应的各种变化。
观念史在西方是显学，关键词历史语义学研究很发达。但由于社会现代转型时段长，涉及文献语种多，类型复杂，研究现代观念起源和演变的数据库至今没有建立。相比之下，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之转化发生在一个多世纪之中，涉及文献语种单纯，建立数据库相对容易，因此观念的现代转型研究在中国具有优势。
我和青峰大概自1997年开始在香港政府和台湾蒋经国基金会的资助下，开展了一系列大型的研究计划，建立了有关中国现代观念起源的专业数据库。用数据库做工具探索观念史，使得思想转型的哲学研究第一次可以用经验来进行检验。
我和青峰十几年来的研究成果汇集在《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这本书之中。今天，我主要是基于这本书的内容，讨论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问题。观点的进一步展开和论证可参考该书，文献亦不专门标出。
关于我们的研究方法，有必要作一点说明。我们建立的数据库，涵盖了自1830年至1920年后期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史原始文献（包括报刊、杂志、文集，以及传教士的著作等等，其中也有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等资料），共计一亿两千万字据此我们可以定量地看某些关键词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其每年出现的频度及每万字中出现的次数。
此外，还可以滤掉“噪音”，进行各种相关的定量的统计。我和青峰有关中国现代观念起源和演变的所有结论都建立在这些定量分析之上，历史分期亦基于此作出。
你们一定会问，这数据库没有穷尽这一百多年的所有文献，如何保证结论可靠、不会被数据库的扩充推翻呢？关键在于，这些年我们的数据库是慢慢扩充形成的。
先将这一百多年间最重要的资料输入建库，根据文献的重要性，从两千万字扩充到三千万字再到七千万字，在2008的时候已有一亿两千万字。我们尽量做到数据库的扩大不影响我们的结论，即我们得到的结论必须经得起数据库扩大的考验。其实，从附录可见，从1830年代到1920年代中叶，研究者几乎能看到的、能引用的重要文献，基本都收到数据库里了。
当然，以后随着数据库进一步扩充，我们在《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这本书之中的某些结论仍有可能受到挑战，这是任何一种科学假说不能避免的，但这也正是科学假说令人着迷的地方。
我们相信，通过这个数据库关键词的研究勾画出的中国这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分期法不会过时，因为这实际上是从表达现代观念的词汇即现代汉语的形成得出的结论。《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里面考察了近百个和现代性有关的关键词，它们分别代表十组现代观念（表一）。
表一：和现代性有关的十组观念
我们提出的历史分期，就是通过分析这近百个关键词、十组观念百年来的起源和变迁，找出其基本一致的规律，最后才得出定论的。
当然，读者还有疑问：为什么要选这一百个关键词及相应的十大观念，而不选“电话”、“火车”、“公园”、“公司”、“银行”等其他词呢？这是因为必须选和现代性的本质直接相关的词和观念。
现代性有基本价值层面、制度层面和社会行动层面。下一节我们可以证明，所选择的十大观念近百个关键词正是可以刻划这三个层面的变化，而现代器物是依附于上述三个层面的，和现代性没有必然的联系。
事实上，组成这三个层面的各观念也不是同等重要的，各有核心要素和基本关系结构。只有抓住它们，纲举目张，整个现代思想形成的过程以及历史分期才显现出来。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必须先分析现代价值系统的核心。
三、什么是现代价值系统
所谓现代性，是指把现代和传统本质上区别开来的规定性（特点）。根据政治哲学的研究，现代社会是建立在三个最重要的观念上，就是“个人权利”、“工具理性”和“立足于个人的民族认同”。
所谓现代社会的出现，是指这三个基本观念的起源、普及，以及由它们组成的价值系统（包括对其中某一个或几个批判或变型而出现的意识形态）作为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行动正当性基础。故中国传统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必须考察这三大价值是如何传入、它们和中国传统思想的关系以及如何转化为社会行动的。
“个人权利”和“工具理性”这两大观念在西欧起源大约是16世纪，17世纪成为政治和经济制度正当性根据；“立足于个人的民族认同”也是在此时形成，并在18世纪蕴酿出民族主义，导致民族国家建立的潮流。个人权利成为不等同于道德的正当性（它是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正当性的最终根据），起源于唯名论和宗教改革对中世纪自然法的重构。
西方政治思想史虽已梳理出该观念起源之过程，但用关键词统计分析定量的研究还未做过。有一点已经十分清楚：该观念起源是和用“个人”（individual）来指涉人同时发生的。
Individual这个词来自拉丁文，意思是“不可分的”。该观念在古希腊就有，但是在西方16世纪以前没有用来指涉人，因为在不断分割中不能再分的东西是原子。当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时，将其分割，分到任何部分都不是个人。中国传统社会分到最后是伦理关系，西欧封建社会分到最后是等级身份，如骑士等级或某一类人等，它们都不可能是个人。
图：迪科塞尔《骑士精神》
16世纪开始用individual来指“个人”，是社会有机体在观念上解体之象征，亦是个人成为自然法载体之证据。因此，个人权利这一现代性基本价值起源于16世纪至17世纪，从此rights的主体可以是个人。用它来做政治、经济制度正当性基础，意味着社会契约论的形成。
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获得终极正当性，在观念上就是“社会”和公共空间的兴起。“社会”是指人为实现自己目的而建立的组织，在传统社会是不具终极正当性的。只有个人权利为正当性终极标准，基于契约的社会（包括市场）正当性才牢固树立。
所以，我们选的第一组和现代性有关的观念和词汇就是代表个人权利的观念群，如和“权利”有关的词，和“个人”有关的词，以及和“社会”有关的词，还有和公共空间有关的词汇。
用“个人权利”观念来论证社会组织正当性时，除“社会”以外，还涉及国家形态。因现代社会不再是有机体而是个人之间的契约共同体，建立国家必定涉及哪些人属于同一政治共同体和国家主权来源问题，这正是现代性另一核心价值“立足于个人的民族认同”要解决的。
这样，就必须研究和建立民族国家有关的观念群和相应的词汇。它包括“国民”、"民族”、“天下”、“世界”、“民族主义”等。此外，还必须把现代政治、经济体制的观念包括在内，如“民主”、“共和”、“立宪”、“经济”等。
现代性还有另外一个支柱，就是韦伯讲的“工具理性”。韦伯说现代化就是世俗化、理性化，实为工具理性的扩张。什么是工具理性？在传统社会，理性是跟宗教、道德，即终极关怀联在一起的。比如西方中世纪就讲理性，但它是宗教信仰的一部分。西方的理性精神中有天启真理跟科学，中世纪两者是不能分割的，故中世纪科学研究（理性）是神学的婢女。
工具理性是指一种把理性和信仰分成两个不相干层面的心灵状态。因二元分裂，理性和终极关怀（救赎）无关，故称为工具理性。从此，理性可以摆脱信仰的束缚大规模地应用到人类的生活中去，包括科技发展和社会的理性化。该变化发生在17世纪。该过程同样在关键词意义变化中留下了痕迹。
西方中世纪用来表示理性的有两个词，一个是reason，另一个是ratio。Reason意义较宽，有理由、理解和前后联贯的思想之意，它来自古法文reisum或raison、拉丁文rationem（“思考”的过去分词的词根）。
Ratio意义较明确，它来自古希腊哲学的“比例”，指人运用概念、判断和推理的能力，它有别于感觉、意志、情绪等心理活动。2到17世纪，ratio和reason出现了微妙的差别，这就是，ratio是用来专指不相信启示真理的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即工具理性。
因此，我们选择另外一组词，是和理性观念有关的，如“公理”、“真理”、“科学”、“格致”等，来揭示工具理性在中国的起源和演变。除了代表现代性的基本价值的观念群外，还必须找到代表观念系统的关键词，以及现代观念和观念系统形成以后，它们如何转化为改造社会行动的关键词，比如“共产主义”、“改良”、“革命”等。总之，所有这些观念群和关键词加起来，正好构成表一。
四、代表现代性的核心观念在中文世界的起源
因此，因现代性起源于西方，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是在西方冲击下发生的，故在研究这些关键词表达的观念时，先要确定：它们本来用来表达中国文化和社会的观念是什么？原来有无现代成份？它们是什么时候用于表达外来观念的？它们在中文里的意义和用于表达西方现代观念是否完全相同？何时普及？当然，还必须研究它们传进中国的途径、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如何转化为社会行动的（包括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关系）等等。
对表一所列十大观念的研究，有一惊人的发现。这就是1895年是一个分水岭，那些中国本来没有源于西方的现代观念统统是1895年（或稍后即1898年至1900年）突然出现的。
图一是数据库统计得到的“权利”和“个人”这两个关键词的出现次数。“权利”一词在1895年前使用不多，而从此以后却大量使用。而且1900年后，个人才成为权利主体。这和“个人”这个关键词在1895年以后出现是相一致的。不仅“权利”观念如此，其他观念亦这样，即在各表达现代观念的关键词中，中国本来没有的意义均是1895年以后出现的。思想史学者张灏把甲午战败视为中国转型时代的开始，上述统计正好证明了这一点。
图一
既然中国没有西方个人权利观念，那么又是怎样接受西方权利观念的呢？这需要研究翻译rights的过程。首先，为什么要用“权利”译rights？“权利”这个词在中国早就在使用。汉代《盐铁论》就讲权利，荀子也讲权利。中文里“权利”有权衡的意思，亦有权力和利益意思；西方的rights这个词具有很强的、应该如此的“道德”意识（也就是正当的意思）。
因此，中国的权利观是不能等同于西方rights的。那么，中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用“权利”来翻译西方的rights的呢？从图一可见，1895年前，“权利”使用次数虽不多，但已经开始用它来译rights了。为何明明意义不同，但还要这样做呢？
最早发现这个问题的是严复。他在1902年翻译《群己权界论》时就指出，用“权利”来译rights是不对的，因为用指权力和利益的“权利”对应西方作为正当、理当的rights，是以霸译王。严复在《群己权界论》创造了另一种译法：“直”。我们知道，孔子讲“直”，就是应该有道德的意思。严复这个翻译十分准确。但是，非常遗憾，严复的翻译没有被中国人所接受。
实际上，在严复之前的半个世纪，中国人已经习惯用“权利”来翻译rights了。严复在《天演论》里面正是根据习惯用“权利”来翻译rights的。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用“权利”来翻译rights？有了电脑数据库，我们可以在电脑数据库里提取“权利”这个词汇的所有的例句，看什么时候“权利”这个字和西方的rights对应，其意义又怎样变化。
我们发现，在1864年以前，“权利”并没有和西方观念对应。1864年《万国公法》出版，第一次用“权利”这个词来翻译西方的rights。思想史研究中本来不太重视《万国公法》这本书，因为它是国际法的教科书，表面上和思想史关系不大。该书英文版是在1830年代面世，之后迅速翻成其他各国的文字。因为天津条约，中国被纳入国际体系，1864年该书也被译成了中文。
《万国公法》是由丁韪良翻译的，经过几个文人润色。一开始，总理衙门不太相信这个东西。当时正好普鲁士和丹麦在交战，普鲁士的领使在中国的海域扣了丹麦的商船，中国的官员就根据《万国公法》指出，普鲁士在第三国是无权扣交战国商船的，以此事给普鲁士一点颜色看看。普鲁士老老实实地把船交回，而且道了歉。
清政府发现这一套很有用，故由总理衙门印了三百本，分置各级衙门供官员跟西方打交道时参考。我们研究发现，中国和东亚一些很重要的观念，如权利、主权、民主，都起源于这本书。这也揭示了为何会用“权利”来译西方现代价值的核心观念——rights。
我们知道，西方现代的“个人权利”观念来自唯名论对自然法的重构，因此权利观念一直有合法的权力和利益这一重含义，rights的正当一开始亦来源于法律的正义。现代性起源后，“权利”中个人自主为正当才成为其意义的核心。
中国传统权利的概念，是可以用来表达符合春秋大义的国家的权力和利益的。虽然对国家的权力和利益正当性根据的理解，中西并不一样，但“权利”和rights观念有相重叠的部分。而《万国公法》作为国际法教科书，rights观念中既有个人自主性，亦有国家自主性，以及合法的国家权力和利益等论述。
这样，中国人出于对国际法的需要用“权利”译rights时，就把个人自主性滤掉了!从《万国公法》的翻译，我们看到了中国当时对西方现代观念的接受是一种选择性的吸收。不仅权利观念如此，主权和民主观念亦如此。
所谓“选译性吸收”，是为我所用，即用中国人本来就有的观念系统来“格义”式地翻译。而中国本来就有的观念系统就是以儒学为正统的传统思想。这一点在《万国公法》的翻译上表现得淋漓尽至。
《万国公法》原书很厚，有几百页。中文版却是那么薄，大概只有十万字。在中文版译文序中再三强调：除了作删节外，译者是完全准确地按原文翻译过来的。确实，翻译得很准确，但有一个问题，这就是：西方原著中凡是讲法理的部分、讲人权的部分，这些中国人当时不懂的东西，统统略过不讲。凡是讲历史的，如哪国和哪国交战，怎么处理国家关系，译得简要而准确。
西方自然法是国际法成立的前提，不可不译，中译本称为“性法”。何为“性法”？这是用程朱理学来理解自然法。换言之，国际法被视为和儒家意识形态不矛盾的东西，被纳入经世致用的万国观中。用儒学或传统文化熟悉的概念，对西方观念进行选择性的吸收，这是1895年前对西方和所有外来观念的态度和方法。
职是之故，中国的现代是1895年开始的。因为在此以前，并无现代观念，不会有由现代观念支配的社会行动。历史分期是不能称之为“现代”的。人们把1840年以后称为“近代”，仅仅是指西方冲击的来临或中华帝国被纳入国际法的世界体系。就中国本身而言，仍是传统社会。
因此，如果一定要使用“近代”这个词，这里“近代”有特殊的含义：它是指中国社会和儒学内部发生了某种变化，产生了一些可以亲和某些西方现代思想的因素，以至于和西方接触过程中儒学可以选择性地吸收某些现代观念（如国际法）并被纳入全球化国际体系。
正因为如此，这种特殊含义的“近代”，可以从1860年代算起，也可以从1840年算起。如果考虑到儒学在变构中产生的某些个别在当时没有社会影响的思想（如王船山的民族主义等），“近代”甚至可以推到明末清初。
五、从选择性吸收到学习
所谓1895年甲午战败之所以成为“现代”之开始，是因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改变了中国人的观念。士大夫从用儒学能应付西方现代冲击的迷梦中惊醒。儒家伦理作为政治、经济制度正当性基础受到质疑，用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选择性吸收西方现代观念阶段结束。
“现代”观念在中国的产生有两种机制，一种是通过学习，另一种是儒家道德的逆反创造的新观念（如平等、世界大同），即吸收批判西方现代价值形成的新观念（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数据库方法的运用可以十分清晰地把这两种有本质不同的过程加以区分。道德价值逆反创造新观念在1895年至1899年已开始，但五四前一直处于非主流位置。而学习过程则从1900年大规模地展开。
假定西方有一个观念，在中国是从来不存在的，不像“权利”那样还有相交叠的部分，这种观念不能通过选择性吸收进入中文世界，故1895年前对其是完全漠视的。它们只有通过学习才能进入中文语境。“个人”观念是典型的例子。在中文里有“个人”这个词，意思为“我本人”，大多指我所爱的那个人，出现在诗词里面。“个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西方的individual是几乎不重叠的，这一点和“权利”不同。故1895年前，即中国选择性地吸收西方观念的过程中，对于现代“个人”观念，中国人是没法了解的。
在翻译西方著作时，从来没有“个人”的译法，根据上下文，要不翻成“人人”，要不翻成“人”。图一表明，“个人”这个词在1899年以前是（在数据库中）没有的，而在1900年前后，“个人”这个词出现了。一开始，“个人”这个词意义含混不清，它没有对应西方的individual，但个体意识开始出现了。把“个人”这个词真正和西方的individual对应起来，是在1902年，始于梁启超。
梁启超在他的著作里把“个人”定义为一个人，并在下面注明英文individual。数据库研究的一项重要功绩是揭示学习新观念的机制。从例句分析可见，一开始“个人”观念是在大量权利论述中出现的，即权利的主体不再局限于国家。
一旦权利主体个位化，“个人”观念亦不可少了!很多论述是再三强调，如个人无权，国家怎么有权？即个人观念之学习是通过主权个体化和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推崇为仲介的。
图一中“权利”和“个人”两条曲线的关系就为上述观点提供了证据。1906年前，两条曲线趋势完全一致，就说明有关“个人”的句子大多是在“权利”论述中出现；而且在“权利”论述中，单纯的国家权利语句不再占多数，它们一般都和个人权利有关，否则，两条曲线的高峰是不会亦步亦趋的。
随着个人权利的引进，对西方社会观念的学习也迅速展开。如前所述，社会在西方是现代观念，其意义是把社会视为个人为了达到自己目的自愿形成的组织。“社会”这个词，society，在古希腊并不存在，古罗马则是有的，但不具备终极正当性。
阿伦特说过，“现代”的兴起就是“社会”的兴起，市场社会和公共空间都是例子。西方社会观念是怎么进入中国的？在中国传统社会，“社会”这个词是有的，意义和西方society大致相当。但在明清大多用于指民间秘密结社，在儒家意识形态看来，缺乏正当性。
故在1895年前选择性吸收西方现代观念时，没有用“社会”译society（日本反而可以），用的是“会”。比方1880年代出版的《佐治刍言》，这是西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最早的中译本，其中有个人组成社会的说法。译成中文时用“会”指涉society，算是中性介绍。
1895年，儒学受到质疑，society的正当性开始确立。这时中国士大夫不用“会”而用“群”译society。为什么用“群”？群在中文里意义极多，群体是一重要含义。用“群体”来译society比用“会”更不合适。但因为荀子有言，能群者君也，即把“能群”（团结人）看作皇帝的一个本事。在个人权利的正当性确立前，中国士大夫只能用儒学的创造性转化如今文经学为改革提供正当性。故用“群”译society盛行于甲午后，意味着士大夫意识到society为正当，但society的基础不是个人。当时，中国人是用“群”来研究西方社会的，社会学叫“群学”。
图二
一旦个人权利观念确立，社会的正当性不再需要依靠对荀子言论的解释，用“群”译society也就比不上“社会”了。“群”迅速被“社会”取代。数据库可以准确得到“社会”的使用超过了“群”的时间。从图二的统计就可以看到：1902年两者相当。在此以前，“社会”使用不太普遍。但到1903年，“群”不太用了，以后是“社会”绝对压倒了“群”。该取代过程与个人权利观念确立同步，明确表明个人权利和社会契约论对社会观念形成的重要性。
事实上，正是社会观念的普及，使得与此相关的社会行动广泛展开，包括清廷对工商之鼓励、商会广泛成立和绅士公共空间的形成等。换言之，我们可以用个人权利观念和社会观念引起的变化，来概括其他附属性的现代观念的普及和转化为社会行动之过程。
图三
事如前所述，利用个人权利论证社会制度的正当性，除了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确立公共空间外，最重要的是建立民族国家。这反映在基本观念上，不啻为“国民”的出现。何为“国民”？“国民”的准确含义是个人成为民族国家的成员，故其引进的前提是有个人观念。“国民”这个词在《国语》里就有了，但不是今天的意思。只有当每个个人（公民）成为民族国家成员的时候，“国民”才能普及。
我们同样可以通过数据库来检索“国民”这个词在数据库出现的频度的意义变化过程。我们发现，“国民”从“某国民人”而来，该词在《海国图志》里就有。当时只把外国人叫“国民”，中国人是不叫“国民”的。因为中国根本不是民族国家，老百姓不是民族国家成员。然而到1895以后，“国民”开始用来叫中国人了，特别是1900年以后，中国要建立民族国家了。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国民”这个词的使用和“个人”完全是同步的（图三）。数据库例句分析证明，在很多例句里讲“国民”的时候是讲“个人”的。“国民”、“个人”和“权利”观念在1900年至1906年间的同步性，十分形象地反映了这些现代性核心观念的相关性，它们必须通过学习同步传入。没有数据库提供的统计分析，很难发现这一点。
这里还必须讲一下“民族”跟“民族主义”这两个观念。研究思想史的都知道，以往很多学者都认为，甲午以前中文里从来没有“民族”这个词汇，“民族”这个词绝对是现代的。现在看来并不尽然。
数据库检索表明，“民族”这个词1830年后不时出现，而且意思和今天一样。实际上，真正代表中国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词汇是“民族主义”，这个词是1900年以后才出现的，之前则没有用过。而且，一开始它是和帝国主义论述联结在一起的。由此可见，即使对和“民族”有关的观念的传入，亦存在1895年（特别是1900年）后学习阶段对选择性吸收阶段的取代。
六、独特的重构过程
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中，最独特的是人们把“现代”从“近代”中划分出来，认为两者是有区别的。在西方，“近代”和“现代”是一回事。日本把明治以后统称为“近代”，“近代化”就是“现代化”，它们都是现代价值系统的形成并且成为政治、经济制度发展以及建立民族国家的正当性基础。
从表面上看，中国近现代史一定要把“现代”和“近代”作区分，是意识形态史观在那里作祟。其实，观念史研究显示，问题要复杂得多。
我们通过现代观念意义统计分析发现，中国确实存在着两种“现代”观念。前面，我们把1895年以后称为“中国的现代”，也就是西方或日本所说的“近代”。如果“近代”和“现代”没有区别，那中国只可能有一同质的“现代”。事实却不是这样。
1895年后经学习建立的“现代”观念（价值）在新文化运动中发生了变化，我们称之为“重构”。重构以后的现代价值和学习引进的观念是不同的。也就是说，中国与西方和日本不同，的确存在一个与“近代”不同的“现代”。如果把1895年以后称为“现代”，那么新文化运动（1915-1924）开启了中国的“当代”。
我将新文化运动以后的现代思想称为“当代观念”。“当代”这个词不仅用来表明它和今天的观念一样，更重要的，是将其和新文化运动前二十年通过学习引进确立的“现代观念”区别开来。在中国，当代观念和价值与现代观念和价值是不同的。这构成了中国近现代史分期研究中最迷人的地方。
为了说明其差别，我们先来看科学观念。现代科学观念的本质是“工具理性”，即科学和终极关怀无关。自明末以降，西方科学就被译为“格致”。“格致”是儒学修身八条目前面两条—“格物”、“致知”的简称。用它来翻译西方的science，十分形象地表明儒学（程朱理学）对西方现代观念的选择性吸收。
这也意味着当时中国人对西方科学感兴趣，最终目的是为了体悟天理的修身，是跟儒家道德并行不悖的。道德是中国人的终极关怀，这表明传统社会中国人的理性精神并不是“工具理性”。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开始用“科学”翻译西方的science。“科学”这个词在中文里原意是分科之学，它与“道德”的关系没有“格致”那么紧密。故用科学译science意味着终极关怀和理性二元分裂的开始。那么，是什么时候用“科学”这个词取代“格致”的呢？
我们的数据库提供了答案。“科学”这个词是在1897年前就开始运用、在1903年以后就超过“格致”了（图四）。显而易见，这证明在学习阶段，韦伯所讲的“工具理性”进入了中国。这个取代过程，和前面讲过的其他观念变迁的模式是一样的。
图四
饶有趣味的是，在新文化运动中，“科学”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科学”再一次成为人生观的基础。知识分子用它来推衍出新道德，也就是说，“科学”又具备了历史上“格致”的功能。思想史学者将其称为“科学主义”，新文化运动中的“科学主义”一直延续到今天。这说明，新文化运动前经学习引进的“工具理性”发生了重构，其结果是形成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科学观念的中国式科学观。“工具理性”是现代性的三大基石之一，它的重构意味着和它有关的一系列现代观念都发生重构。事实正是这样，它直接反映在政治社会制度和行动的正当性论证之上。
自宋明理学起，儒家伦理就是用“理”来表达的。儒学对政治、社会制度和行动的论证就是“理”的论说。必须指出，人们在诉诸道德正当性时最常用的观念就是“天理”（实理），而不是“公理”。“天理”和“公理”有什么不一样呢？“公理”有两重意思，一是普遍道理，另外一个是公共领域之理。如家庭以外的领域是公共领域，其正当之理，就是“公理”。因儒家伦理主张忠孝同构，把私领域之理和公领域之理打通，并非仅仅是公共领域之理，故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不太愿意用“公理”这个词来讲儒家伦理。比如“孝”是最普遍之理，但它属于私领域，是天理而非公共领域之理。检索二十四史不难发现，“公理”极少，它其实是一个人的名字。
那么“公理”是什么时候普遍使用的？数据库统计显示，这是在1895年后（图五），为的就是表达公共领域之理。它和“工具理性”的引进同步。
图五
事实上，1895年至1914年这二十年间，“工具理性”在中国的确立，是依靠忠孝同构的断裂、终极关怀（儒家伦理）退到私领域实现的。从此，儒家伦理被认为是家族内部的理，仅对中国人适用（中国文化认同的核心）。而对公共领域是讲物竞天择、讲人权、讲议会政治，故为“公理”。
正如梁启超讲的，公德必须和私德分开。“公理”成为论证社会政治制度正当性的最重要标准，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代表了个人权利、西方契约论、民族主义的引进导致政治、社会制度正当性基础的巨变。但这一状态并没有长期持续下去，新文化运动中发生了正当性论证方式的重构。“公理”被“真理”取代了。
我们知道，五四时期有一著名的口号叫“公理战胜强权”，但在今天已不适用，因“公理”只是一个数学名词，和社会制度与行动正当性无关。社会制度正当性论证用的是另一个词——“真理”。1980年代改革开放理论根据的大争论就是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这是最著名的例子。
“真理”跟“公理”有什么不一样呢？“公理”只是公领域的道理，而“真理”是公领域和私领域都有效的道理。文革期间，家里两公婆吵架也用“真理”。“真理”这个词来自佛教，意味着讲真实之理，它不强调公领域和私领域之分。那么，“真理”什么时候取代“公理”呢？若无电脑数据库的辅助，是没法准确知道的。
用电脑做统计，可以把“公理”、“公例”、“真理”在各年代的用法都列出来分析。图五的统计十分清楚地表明，这种取代恰恰发生在新文化运动中间。在五四以后，“真理”凸显出来，成为中国人讲正当性、表达科学理性最重要的一个词汇，而“公理”则退出制度正当性论证。在语言背后，是思维模式的变化：中国人再次回到了公领域之理和私领域之理打通的结构。
从上面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社会行动正当性论证的结构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呈三阶段的变化。
在近代，和传统一样，属于“传统对外来观念选择性吸收”的第一阶段。1895年至1915年是作为“学习”的第二阶段（现代），中国认真学习西方，把公领域和私领域分开，这就是公共领域之理凸显的时期。这时期正当性论证结构最接近西方。新文化运动则开始了作为“重构”的第三阶段（当代）。中国人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又把公领域之理和私领域之理打通合并。到了五四以后，形成了当代独特的论证结构。
由此可见，和现代理性形成类似，中国的当代正当性论证结构亦是经过上述三个阶段形成的。
七、新分期和新史观：现代转型是否已经完成？
在此，我必须强调新文化运动对现代观念重构的普遍性和广泛性。即不仅和“工具理性”有关的观念群如此，现代性另外两大基础—“个人权利”和“民族认同”有关的观念群亦如此。所有现代观念都被重构了。
今日中国人常把“权利”和“权力”混同，就是因为五四以后，权利观念被重构，它再次和西方rights拉开距离，变成以尽义务才享有的权利。甚至“权利”是阶级权力和利益，不再是社会制度正当性终极标准了。“个人主义”亦受到否定，拥有权利的个人变成常识的个人。
与此同时，社会观念也和以前不再相同。这甚至从“社会”这个词的意思都可以看出。在五四以前的二十年，“社会”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今天中文里“社会”的意思，另一个是“协会”的意思。这个和西方的society是一致的。五四以后，经过重构的社会观念，已没有“协会”的意思。
“民族主义”也出现了重构。新文化运动早期，随着反儒运动展开，世界主义盛行。五四时期，文化民族主义被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取代了，中华民族观念形成。因作为现代性基础的三大观念被重构，其他与此相关的观念也必定如此。本文不可能一一论证。
这三阶段变迁是如此普遍，甚至在现代汉语形成之中都留下了痕迹。文言文转化为白话文就经历了上述三个阶段，我们甚至可以用它来解释中文中特有的外来词翻译现象。
研究语言学的都知道，现代汉语在翻译外来观念时，常用中文里本来有的词，而不像其他文明采用音译。而且，1895年前，常常是一个中文原有的词对应多个外来观念。1895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普遍出现用多个汉语词汇对应同一个外来观念，故新名词泛滥。但新文化运动中，对一个外来观念的表达不再有多个词。从此，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
为什么翻译过程有这种变迁的模式？这正是外来观念传入受到三个阶段约束所致。在第一阶段，因其背后机制是用传统观念对外来观念的意义进行选择性吸收，故中国人大多用中文里已有的词来指涉而非音译。
因不能理解外来观念中中文里所没有的意义，格义之结果导致一词对应多个具有某一种意义的不同观念。如用“权利”译西方法律意义下的“特权”和rights，用“会”译“集会”和society，“民主”对应democracy和republic，用“格致”译science和technology等。
图：老彼得·勃鲁盖尔《巴别塔》
现在重要学习阶段来临，为了准确表达外来观念，不得不再用新词来表达该观念的其他意义，导致用多个不同的词来翻译同一个观念，故新名词泛滥。实际上，“新名词”这个词本身就是在第二阶段出现的。换言之，一个现代观念有众多译名，正发生在这一时期。
比如在用“个人”这个词翻译西方的individual时，还出现过很多新词，如“独”，表达unit的“么匿”，表达个人独立的“无赖”（“无赖”就是不依赖他人）等；rights被译为“权利”外，还译为“直”和“民直”;society也对应多个词：“群”和“社会”。Economy亦如此，出现“经济”、“生计”、“理财”、“食货”、“平准”等多种译法。一直到通过重构阶段，现代观念转化为当代观念，多词对一意现象不再存在。故五四以后，译名固定下来，现代汉语于焉形成。
这样一来，我们根据观念史研究得出的“近代”、“现代”和“当代”之分期，亦是通过现代汉语词形成得到的，故具极大的涵盖性。1895年前被定位作“近代”，其意义不是传统社会现代转型意义上的“近代”，而是指用中国传统思想对西方现代观念选择性吸收的时期。
在社会行动上，是把向西方学习纳入儒学经世致用，把国际法视为性法。其时段，长则可追溯到明末清初，短则从1840年甚至1860年开始。我把它称为中国社会保持其原有制度和文化不变前提下和全球化接轨阶段。
1895年甲午战争以后，开始了中国的“现代”。它是人们常说的转型时代，相当于日本对“近代”的定义。之所以可以用甲午战争作历史分水岭，是因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改变了中国人的基本观念。此后，人们发现儒学不能应付西方全球化的冲击，开始了对西方现代观念的学习阶段。
主流学习机制为儒家伦理退到家族内部，在公共领域引进西方现代观念。非主流的学习机制是逆反价值（革命乌托邦）对西方批判现代性的价值和思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亲和。1900年庚子事变以后，主流的学习机制转化为最普遍的社会行动。在政治层面开始了宪政的改革，绅士公共空间繁荣。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出现了两个立宪主体的冲突，王权被颠覆。民国初年开始全面引进西方的社会制度。在该阶段，经济现代转型，中国经历第一次经济现代化高潮。这个过程到1915年因社会整合危机出现而结束。
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的“当代”。这里，“当代”有两重意思：一是新文化运动对经学习引进的西方现代观念进行重构，产生了中国式的现代观念；二是该阶段盛行的观念基本上与当今相同，今天中国人仍生活在五四后重构过的观念世界里，故我们称之为“当代观念”。
在“当代观念”基础上产生多种新意识形态，发生意识形态更替，并由新意识形态整合社会，建立党国制度，实现民族国家的重建。随着新意识形态转化为改造社会的行动，中国发生国共内战以及其他社会难以理解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一旦新道德意识形态解构，中国也就再次以现代化作为目标，出现经济起飞并和世界接轨。
在该分期中，把“当代”和“现代”区别开来的里程碑是新文化运动。它长达十年，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个时期。用一个时期而非一个事件作分水岭，正是出于我们前面对历史分期分水岭的界定：它必须改变人们的基本观念。对现代观念进行重构，十年是必须的。这正反映了用观念史进行分期的严格性和科学性。
由此亦可看到，新文化运动不单是社会现代转型所不能免的启蒙运动，它亦是一把双面刃，具有多面性。即它一方面是对西方现代观念的学习进行总结，将其引进家族内部，重新审视一切价值，是一次伟大的启蒙运动；另一方面，它对西方学习过来的东西进行重构，加进中国式的思维模式。这导致中国对普世性现代价值之学习并不彻底，启蒙运动尚需再次进行，但亦创造了中国特有的现代价值，使多元现代性得以呈现。
八、三阶段历史分期的背后：超稳定系统
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立足于基本观念变迁，超越了意识形态，故它可以涵盖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史观对历史的解释。读者会问，这种颇为独特的分期究竟说明了什么呢？通常，把历史分成传统和近代，是为了刻划社会的现代转型。中国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既然存在“近代”、“现代”和“当代”三个阶段，意味着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独特性。
我们可以看一下“近代”、“现代”和“当代”在三个阶段中的各自时间跨度。作为向西方学习引进现代观念的阶段十分短暂，前后不到二十年，而作为对西方现代观念选择性吸收的“近代”和对西方现代观念重构和中国当代思想的展开都相当长。
一般说来，非西方文明的现代转型都是学习过程，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学习阶段那么短，正好证明中国近现代史存在另一个层面。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在向西方学习转化为现代社会同时，亦是社会变迁按其内在逻辑之展开。那么，中国社会固有的内在变迁逻辑又是什么呢？
我和青峰把中国传统社会称为“超稳定系统”。“超稳定系统”的基本特征，是社会结构演化的动态停滞，王朝周期性更替和家国同构的大一统帝国长期延续为同一本质的两个方面。而且，儒家意识形态在社会整合和王朝周期性更替中起着关键作用。一旦“超稳定系统”对外开放，其行为模式表现为：旧意识形态整合社会解体一意识形态更替一新意识形态整合社会。我们曾用它来解释中国近现代史。
此外，新意识形态的形成亦和“超稳定系统”的文化融合有关，我们曾在思想史著作中专门讨论过这一点。这一切表明：“超稳定系统”的基本结构在近现代尚未完全打破。用超稳定系统史观如何对中国近现代进行分期？我们以前没有讲过。现在，从数据库对观念统计研究得到的分期，恰恰证明中国现代化受“超稳定系统”的束缚。因此，上述“三阶段说”本质上是超稳定系统史观对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分期。
“超稳定系统”最重要的特征是社会动乱周期性发生和王朝更替（传统社会结构在动乱后重建），王朝重建的力量来自于用道德意识形态整合社会。既然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受“超稳定系统”制约，故一定看得到王朝更替的影子。事实也正是如此。正是在“近代”，发生过一次没有建立新朝的旧社会结构的重建，这就是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后的同治中兴。
但是对于“当代”，难道亦存在王朝更替的影子么？我们认为，确实存在，这就是五四后用革命（意识形态）实现社会的再整合。太平天国之乱后同治中兴作为旧结构的重建，历史学家没有多少疑义。问题在于：中国近现代的革命难道也和改朝换代有关？
要判断20世纪中国革命的性质，必须去分析支配该社会行动的普遍观念，也就是去研究“革命”的观念。我想强调的是：改朝换代恰恰是“革命”这一观念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原来意思!“革”在古文中的原意是“三十年为一世而道更”，“命”出自“令”，用于表达“天命”，或某种被给予的“秩序”。“革命”自古以来就是天道周期性变化的代名词，自汉代开始用来指涉改朝换代。1890年，王韬用它来译法国大革命，从此开创了以与改朝换代有关的观念来理解西方revolution的先河。
图：雅克-路易·大卫《马拉之死》
数据库统计分析可系统性地揭示“革命”观念演变的过程。我们发现，戊戌变法前，中国人对“革命”的理解是传统意义上的。它或被看作王朝易姓，或用于指大动乱，具有负面价值。戊戌变法的流产意味着清廷改革的失败，清王朝统治正当性的丧失使得改朝换代机制有可能呈现。1900年庚子事变后，“革命”观念兴起，“改朝换代”和西方revolution意义结合，成为推翻清王朝、建立新社会的正当性基础。但随着学习阶段的来临，“革命”被现代化学习压倒了。
1901年，清廷宣布推行新政。日俄战争后，“专制”敌不过“立宪”已成为朝廷和士大夫的共识。预备立宪等一系列改革被当政者推行并取得某种效果时，作为改朝换代和彻底变革的“革命”，远不如改良主义之思想——中学与西学被分成两个互不干扰领域的二元论意识形态——重要。
故新文化运动前，“革命”只为少数激进知识分子特别是无政府主义者所推崇，在社会上并没有太大影响。统计分析还表明，辛亥革命本质上只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地方分权运动，和“革命”观念传播关系不大，特别是国民党二次革命和当时社会精英对社会安定的追求背道而驰，民国初年革命并没有成为政治制度正当性基础。故支配辛亥革命发生的并不是“革命”观念。在我们对历史三阶段分期中，“革命”是属于“当代”的事件。图六为“革命”和“维新”、“改良”、“改革”等关键词频度统计。
图六
我们明显可以看到，“革命”这个词大概是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才开始兴起的。但是，到清廷搞维新和宪政的时候，“革命”这个词的频度就大大降低了。辛亥革命发生在革命的低潮，它不是“革命”观念支配的社会行动。统计结果还显示，要到1919年以后（即“当代”），“革命”才开始澎湃起来。
事实不正是如此么？袁世凯称帝和接踵而来的政治混乱，意味着中国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失败。20世纪初现代化运动引起的社会整合危机，终于导致新文化运动的爆发。新文化运动中，改良主义的意识形态受到批判。清末以来，改朝换代以及要求彻底变革的主张勃兴。西方revolution理念，通过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为中介，终于被纳入中国传统革命观念的结构，产生了中国式现代革命观和革命意识形态。
中国式现代革命观，除了具有西方revolution所具有的彻底改变、进步等含义外，同西方revolution的最大不同在于：它还是天道。在中国传统革命观中，天道有宇宙秩序和个人道德两层含义。中国式现代革命观也有这两层互相关联的结构。它和传统革命观的差别在于宇宙秩序和个人道德不再由儒学规定。在新的天道中，进步成为宇宙规律，平等和取消一切差别变成代替儒家伦理的新时代道德。
新文化运动后三十年，正是中国式现代革命观实现社会整合以及革命意识形态成为政治制度正当性基础的时代。中国用“革命”为正当性实现社会再整合，必定具有两重历史涵义：第一，由于中国式现代革命观吸收了西方revolution种种涵义，中国革命是学习西方民主共和制度失败后寻找不同于西方的另一种现代社会模式的尝试；第二，中国式现代革命观具有某种传统的结构，20世纪中国革命必定有着传统改朝换代的影子（如依靠农民革命建立新政权）。
用革命意识形态建立新社会，包括1926年的国民革命和接踵而来的共产革命，以及1966年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们都是用新意识形态整合社会，重新定义民族国家。事实上，用新道德意识形态整合社会，本身就是“超稳定系统”的影子。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式现代革命意识形态观彻底展开，在革命的狂热中类似于皇权的专制和文字狱出现，人们终于看见传统社会最坏一面的复辟。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巨大灾难，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告别革命。由于中国式现代革命观包含着新道德，告别革命固然使得学习西方现代经济制度再次放到首位，但也意味着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创造的新道德之解体。20世纪末，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普遍的道德危机是同时发生的。
如果说“当代”是由新文化运动形成的当代观念所支配的时代，今日中国经济即使再发达，仍处于当代观念的笼罩之下。我们的分期是否正确，还需要接受历史的检验。
谢谢大家!
本文系金观涛教授于2009年4月30日在南洋理工大学的主题发言稿。为便于阅读，部分段落做了拆分和删减，推文标题为编者所拟，学术讨论请以原文为准。文中部分配图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公众号后台删除。
内容编校：舒婷
编发 审定：船长
声明
双体实验室出品 如需转载联系后台
欢迎转发朋友圈 一起探索人文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