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哭穷借钱过年,我指着他门口问：这是哪来的？他说不出话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腊月二十八，大伯坐在我家沙发上，眼眶泛红，声音哽咽。

"侄儿啊，大伯这辈子没脸开口，可今年真的过不下去了……过年的钱都凑不齐，你大妈身体又不好，药钱……"

我静静听着，手里捏着一杯热茶，没有说话。

等他说完，我放下茶杯，站起来，走到窗边，往楼下停车场指了一下。

"大伯，那辆银色奥迪A6，是你的吧？上个月还是辆旧帕萨特，这是哪来的？"

他的嘴张了张，说不出话。

我在一家国企做财务，今年三十一岁，工作六年，存款不多，但够用。

父亲兄弟三个，大伯排行老大，我父亲老二，小叔老三。三兄弟里，大伯年轻的时候最风光——九十年代初做过建材生意，赚了一些钱，在老家盖了栋两层的砖房，置办了家当，在村子里很有面子。我小时候跟着父母去大伯家过年，印象里他总是坐在上首，喝着酒，说着话，声音大，底气足，有一种做长兄的自然威严。

但生意这件事，起得快，落得也快。大伯的建材铺子大概在我读初中那年开始走下坡，先是资金周转不过来，后来又遇上几个烂账，铺子关了，家底也折腾得差不多。再后来他跟人合伙做过两次小买卖，都没做起来，慢慢地就沉寂下去，靠着田地和零散的打零工过日子。

我父亲那边，日子一直普通，但稳。父亲在县城一家工厂做了二十多年车间主任，母亲早年做过裁缝，后来身体不好就在家里。我上大学、工作，家里供着，没有多余的积蓄，但也没欠什么债。

正因为如此，在亲戚眼里，我们家算是"过得去"的那一挡——不是最富的，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而这个"有余"，有时候会成为一种隐形的负担。

大伯第一次来借钱，是五年前。

那年他大女儿，也就是我堂姐出嫁，说彩礼这边凑得不够，来找我父亲借两万。父亲二话没说，把家里的活期存款凑了凑，借出去了。大伯拍着胸口说，等建波那边工程款下来就还。

后来自然是没还的。父亲提过一次，大伯说再等等，父亲就没再开口。

第二次是三年前，说大妈心脏不好要做手术，医院押金差一截，借一万五。我那时候刚参加工作两年，手里有点积蓄，父亲跟我商量，我掏了八千，父亲掏了七千，凑齐了。

手术做完，大妈恢复得还不错。那笔钱，到现在也没提过还。

这次大伯来，是腊月二十八的下午，我正在家里做年货准备，母亲在厨房忙着，父亲还没下班。他一个人过来的，没有提前打招呼，按了门铃，我开门，看见他站在门口，穿着一件深灰色的棉袄，头发比上次见白了不少，进门就叹气。

我请他坐下，倒了茶，他喝了一口，就开始说。

说今年年景不好，田里收成差，打零工的活也少。说大妈的药一直没断，每个月要花好几百。说家里过年的钱都没凑齐，猪肉都没钱买，实在没脸开口，但没办法了……

我坐在对面，听着，没有打断。

他说话的时候眼眶是红的，声音里有一种疲惫，是真实的那种，不像是表演出来的。我看着他鬓角的白发和手背上的老年斑，心里是有一些难受的——这是我大伯，从小叫到大的人，他老了，落魄了，来找我借钱。

但是。

我脑子里有一个东西一直没法消散。

上个月，我回老家帮父母修缮一处房子，路过大伯家门口，停车场里停着一辆我没见过的车——银色奥迪A6，车牌是本地号段，新得很，车漆都是亮的，一点划痕没有。我当时想了一下，以为是谁来拜访的，没多问。

今天大伯来，我送他进门的时候，无意间往停车场扫了一眼，那辆车还在。

同款，同色，同号牌。

大伯话说得差不多了，我放下茶杯，站起来，走到窗边，往下一指。

"大伯，那辆银色奥迪A6，是你的吧？上个月还是辆旧帕萨特，这是哪来的？"

他的嘴张了张，说不出话。

停顿了大概有十秒。

然后他说："那是……那是建明的车，他停我那儿的。"

建明是大伯的小儿子，我堂弟，比我小三岁，在外地跑运输。

我没有立刻接话，只是重新坐下来，端起茶杯，慢慢喝了一口。

我不是要当场拆穿他，我只是想把这个问题放在那里，让它存在着。

大伯的眼神有些飘，没有再跟我对视，手指在膝盖上来回摩挲，那个动作让我想起了什么——上次表姐来借钱的时候，也是这样，手指摩挲着什么，像是在给自己一个稳定的支点。

窗外的天光渐渐暗下来，腊月的风把楼道口的塑料袋吹得哗哗响，年关将近，整栋楼都弥漫着一种混合了炸物和炮竹的气息，热闹而嘈杂。

我坐在这间客厅里，心里有一道门，正在犹豫要不要推开。

父亲下班回来，看见大伯，愣了一下，随即笑着打了招呼，去厨房换衣服。我起身，跟进去，把大伯来意简单说了。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压低声音说："他来借多少？"

"还没说数。"

父亲叹了口气，说："你大伯……唉。"

这个"唉"里面，装着很多东西，我懂。父亲和大伯兄弟三十多年，感情是真的有，但被借了多少、要回了多少，他心里也有一本账，只是从来不挑明。

我问父亲："那辆奥迪你知道是谁的吗？"

父亲想了想，说："上个月你堂叔来，说建明买了辆二手车，我以为是在外地开的……"

我把手机递给父亲，是我拍的停车场的照片，那辆银色A6，号牌清晰。

父亲看了很久，没有说话。

回到客厅，父亲在大伯对面坐下，兄弟两个先聊了几句家常，气氛还算自然。然后父亲开口，语气平稳："大哥，建明那辆车，停你那儿多久了？"

大伯的手顿了一顿。

"停了……有一阵了。"

"是建明的，还是你买的？"

又是一顿。

"是建明的。他跑长途，有时候在我那儿住，就停那儿了。"

父亲没有继续追问，转而说起了别的。

但我知道，父亲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那天大伯最终没有开口说借多少，大概是因为那辆车的问题没解释清楚，心里虚，话说不利索了。临走之前，他站在门口，说了一句：过完年再说吧，过完年再说。

然后走了。

父亲送走他，回来在沙发上坐了很久，没有说话。

母亲从厨房出来，看了看父亲的神色，轻声问：怎么了？

父亲摆了摆手，说：没事，切菜吧，快吃饭了。

那顿年夜饭，我们一家三口吃得比往年安静一些。窗外有人放鞭炮，噼里啪啦的声音一阵接一阵，烟火气穿过玻璃漫进来，照在饭桌上，照在父亲有些走神的脸上。

我给父亲夹了一筷子他最喜欢吃的红烧肉，他低头看了一眼，笑了笑，说谢谢。

那个笑容，让我心里有些难受。

大年初二，大伯一家来拜年，堂弟建明也回来了，开着那辆银色奥迪A6停在楼下，停车的时候油门踩得挺足，引擎的声音在寂静的楼道里显得格外清晰。

堂弟建明进门，比大伯看起来精神多了，穿着一件厚实的皮夹克，头发打了发蜡，笑着喊我哥，往沙发上一坐，接过我递的瓜子，开口第一句话是："哥，你现在在国企吧，稳定，好，以后就别跳槽了，铁饭碗嘛。"

我笑了笑，没说什么。

大伯在旁边坐着，比腊月二十八那天神色松动一些，话也多了，东一句西一句地聊着，聊邻居家的事，聊村子里今年修路的进展，就是没再提借钱的事。

拜年的人走走来来，气氛还算热闹。

到了中午快散席的时候，建明去厕所，大伯靠过来，压低声音，跟父亲说："老二，上次那事……今天说说？"

父亲端着茶杯，没有立刻接话。

我坐在旁边，把茶杯放下来，开口道："大伯，那辆奥迪，是建明的，还是你的？"

大伯的笑容僵了一下。

"我说了，是建明的——"

"大伯，"我的声音不高，但很稳，"我查过了，那辆车的登记车主，是您的名字。"

我没有查过。这是一句试探。

大伯的脸色，在这句话落地的瞬间，变了。

不是愤怒，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像是一道裂缝，从某个地方悄悄裂开，他还没来得及用什么东西把它堵上。

然而建明从厕所里出来，走回客厅，看了一眼大伯的神色，再看了看我，眼神里闪过一丝什么，随即低下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