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总攻即将打响的前七十二小时，前线指挥所里乱成了一锅粥。
电话线那头，负责主攻任务的纵队司令员王近山把桌子拍得震天响，冲着话筒就是一嗓子：“这仗没法打，我不干了，撤兵！”
紧接着，“咔嚓”一声，电话被狠狠挂断。
那会儿正是1948年的大热天，地点在襄阳城下。
好几万人的大军已经拉开架势，主攻手这时候突然说要撂挑子，按军法论处，这叫临阵脱逃，枪毙十回都不为过。
谁知道，也就是过了几个钟头，正是这个嚷嚷着要散伙的人，带着队伍硬生生把襄阳城的城墙撕开了一个血淋淋的大口子。
这一出，乍看像是王近山脾气火爆，毕竟“王疯子”的名号不是白叫的。
可要是把眼光放远点，你就会明白，这根本不是谁脾气大谁脾气小的事儿，而是两套完全挨不着的打仗逻辑撞在了一起。
这场仗最后的输赢，全看那天半夜里的一笔账，到底是怎么算的。
当时的襄阳城，那是不得不拔的一颗钉子。
刘伯承司令员话说得特别重：拿下襄阳，就是为了“钉死蒋介石的腰眼”。
只要把汉江中游截断，国民党的防线立马就得塌掉一半。
为了拔掉这颗钉子，上头搭了一个看似天衣无缝的班子：老资格的王宏坤坐镇全盘，王近山的六纵那是铁拳头，负责主攻，配合作战的是陕南十二旅和刚整编出来的二十八旅。
麻烦就出在这个“天衣无缝”的搭配上。
三路人马，三个路数。
六纵是正规军里的尖刀，王近山带出来的兵，讲究的是生猛、快准狠；十二旅是刘金轩带的地方武装，打游击出身，习惯了那种稳扎稳打、细水长流的打法；二十八旅底子最薄，基本都是新兵蛋子。
这情形，简直就像把一头野狼、一头老黄牛和一只刚断奶的小羊羔拴在了同一辆战车上。
火星子最先在战术安排上溅了出来。
王近山的路子野得很：不管外围那些山头，把兵力全聚拢到西门，来个“刀劈走廊”，直插心脏。
他的算盘是用速度换空间，只要进城够快，敌人山头上的防线自然就成了摆设。
刘金轩不乐意了。
他是打游击起家的，脑子里那是雷打不动的“先扫清外围，再攻坚”。
他指着地图嚷嚷：“你把我们撇下直接攻城，山头拿不下，屁股后头全是敌人的机枪眼，你也别想进城。”
王近山冷笑一声：“那是老皇历了，现在这套行不通。”
两人隔着电话线吵了整整一天。
刘金轩觉得王近山是在拿战士的命去赌，翻出旧账数落：“你上回就是因为冲太猛，伤了一个营的人。”
王近山更是火大，直接怼回去：“那个营，还是老子救回来的！”
这一架吵到最后，就蹦出了那句要命的“我不干了”。
这里头的矛盾，说白了是“算大账”还是“算小账”的区别。
刘金轩盯着的是局部怎么少死人，王近山盯着的是全局怎么快赢。
可在那个节骨眼上，谁也说不服谁。
这下子，千斤重担全压到了总指挥王宏坤的肩膀上。
王宏坤看到电话记录的时候，人还在桐柏山指挥部。
他既没拍桌子骂娘，也没下令抓人，而是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披上大衣，连夜开车往六纵的驻地赶。
凌晨一点，王宏坤推开了王近山指挥部的大门。
屋里头烟雾腾腾，地图上全是烟头烫出来的黑窟窿。
王近山还在气头上，见领导来了也不敬礼，就闷在那儿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王宏坤没讲大道理，也没摆首长的架子，就问了一个最要害的问题。
他手指头点着地图上的西门：“你说要劈开走廊，行，那你敢不敢拿脑袋担保？”
王近山猛地抬起头，嘴里蹦出一个字：“成。”
这个字一落地，王宏坤心里的账就算是平了。
他转过身，当场拍板：“那好，我批了。
十二旅那边动作慢，我去收拾他们，你别管东线，你就死盯着西门，一炮换一个坑，把他娘的城墙给我炸开。”
这番话听着像是惯着下属，其实是高级指挥官的一种决断力：在战场上，一个虽有风险但执行坚决的方案，往往比一个四平八稳但执行起来磨磨蹭蹭的方案要强一百倍。
王宏坤选了王近山，就是选了“坚决”这两个字。
凌晨三点，王近山回到阵地。
他的命令简单粗暴到了极点：把所有炮火都拉过来，调来三门大口径山炮，炮口统统对准西门。
按常规套路是“先拿山头，后破城”，这得花好几天去协调。
王近山等不起，他要把时间压缩到极限。
凌晨五点，天还没亮透，炮声就响了。
这一下，正规军主力和地方部队的差距就显出来了。
西门被炸开的一刹那，护城河的水都被冲击波掀起老高。
王近山压根没安排什么试探性进攻，直接喊话：“以连排为单位，五秒钟冲一次，拿人往里堆！”
六纵的兵就像决堤的洪水一样灌进了缺口。
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踩着战友的尸体继续冲，硬生生在护城河上架起了一座“血肉浮桥”。
仅仅十五分钟，城墙宣告失守。
这会儿，城里的国民党守将康泽还在做梦呢。
他把重兵全放在了真武山、琵琶山一线，防备着那种“按规矩出牌”的进攻。
西门这边防守稀松，只有两个营，眨眼功夫就被冲垮了。
而在另一头的战场上，情况完全是两个样。
十二旅和二十八旅还在那儿按部就班地啃琵琶山。
推进速度慢得像蜗牛，被敌人的碉堡火力压得抬不起头。
一个钟头里，十二旅的一位副团长牺牲，连级干部伤亡超过了三分之一。
这就是差距。
不是说十二旅怕死，而是节奏完全不对路。
王宏坤急了，直接把电话打到十二旅指挥部：“你们再磨蹭，六纵就要把敌军全包圆了！”
这句话比什么军令状都管用。
在战场上，兄弟部队之间的“配合”，很多时候其实就是“较劲”。
谁也不想被看扁，谁也不想把主攻的功劳拱手让人。
于是，本来打下手的部队也红了眼。
二十八旅发了疯似地泅渡护城河，五个营级干部全部战死在河边，最后一个人是拉响手雷跟守军同归于尽才炸开的路。
仗打到这份上，胜负已经没了悬念。
从总攻开始到三军会师，全程不到14个小时。
国民党名将康泽被生擒，两万守军被包了饺子。
这个速度快得离谱。
王近山进城后甚至没停下来搞个庆祝，直接命令部队把城区分割包围，打巷战。
他的兵像水银泻地一样穿插在各个街口，国民党守军失去了阵地依托，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走几步就撞上枪口。
可仗是打赢了，麻烦事儿还没完。
就在康泽被押出来的时候，六纵和十二旅的人在城门口差点动了刀子。
六纵的人嚷嚷：“康泽是我们抓的，战报得我们写。”
十二旅的人不干了：“是我们把他在那头堵住的，他是没路跑了才被你们捡个漏，凭什么算你们全功？”
刚打完胜仗，自己人差点火拼起来。
旅长孔庆德直接找到王宏坤告状，说王近山“带兵没规矩，抢功劳”。
这时候，王宏坤再次亮出了他作为总指挥的手腕。
他没有护短，直接冲进六纵，把所有连以上干部叫来开会。
当着大伙的面，王宏坤把王近山狠狠批了一顿：“你们仗打得漂亮，纪律就能乱来？
现在是联合作战，不是你们谁手快就是谁的！”
王近山虽然狂，但也知道好歹。
他当即站起来立正：“这事是我们没管好，我认罚。”
没找借口，没甩锅。
会后，王宏坤私下找到王近山，只说了一句话：“你打得对。
但别忘了，这不是你一个人的独角戏。”
这两件事——战前的“放权”和战后的“收权”，才真正显出了王宏坤的高明之处。
他知道王近山是把快刀，但也知道快刀容易伤手。
战前如果不放权，襄阳打不下来；战后如果不收权，这支队伍就带散了。
回过头再看这场襄阳战役，表面上是王近山的“疯”决定了胜负，但骨子里，是那个深夜里王宏坤的决策起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野战军和地方部队，从来不是天生就合拍的。
打法不同、节奏不同、利益诉求也不同。
要想把它们捏在一起打胜仗，靠的不是四平八稳的开会研究，而是一个敢于在关键时刻拍板、敢于承担责任、又懂得平衡各方关系的指挥官。
战后，有人问王宏坤：那天夜里你孤身去六纵，就不怕出事吗？
王宏坤的回答特别实在：“那仗要是没打下来，整个中原野战军的脸都要丢光了。”
所有的“狠”与“疯”背后，其实都是算得清清楚楚的一笔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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