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弘

2月24日是俄乌冲突正式爆发四周年。这次冲突不仅深刻改变了欧洲地缘政治格局，更对冷战后形成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造成了全方位冲击。冲突长期化与复杂化，传统的多边治理机制陷入失灵，中小国家的话语权持续边缘化，大国协商逐步成为处理国际危机与协调全球事务的主流方式。在国际秩序正处于新旧交替的关键转型期，如何正确运用大国协商机制，已成为解决俄乌冲突必须要思考和回答的议题。

俄乌冲突对全球秩序的冲击是颠覆性的，其最显著的后果是加速了世界经济的碎片化与地缘政治的集团化。冷战后确立的欧洲安全框架彻底崩塌，北约持续东扩直接打破了地区战略平衡，欧洲重新沦为大国博弈的前沿阵地，地缘对抗与军备竞赛再度回潮。联合国、欧安组织等传统多边安全机制因大国对立陷入功能性瘫痪，难以发挥有效调停与止战作用。

俄乌冲突还从根本上动摇了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运行基础，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开始深度重组。西方国家将金融、能源、粮食、贸易等关键经济要素武器化，实施无差别的极限制裁，严重撕裂了经济全球化的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与此同时，西方主导的经济治理体系公信力大幅削弱，越来越多国家开始推进经济多元化、供应链自主化与贸易本币结算。此外，全球发展鸿沟进一步拉大，发展中国家成为冲突外溢效应的最大受害者。

国际治理机制从多边主义向大国协商演进。美俄主导下的俄乌和谈预示着大国协商机制正在加速发展，并成为当前国际政治最显著的新趋势之一。在核威慑底线约束与全面对抗成本高企的背景下，大国直接对话、利益协调与风险管控，逐渐成为处理俄乌冲突等重大国际危机的主要路径。无论是黑海粮食协议的达成、战场红线的划定，还是外溢风险的防控，均依赖大国协商实现。这一机制有效避免了冲突扩大化，具备稳定全局的正面作用。但同时，若将冲突解决完全交由个别大国主导、以大国利益优先，则极易忽视当事国与中小国家的正当诉求，甚至被视为大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工具，必将引发国际社会的新争议与巨大反弹。

当前，俄乌冲突进入了边打边谈的阶段。美国新政府接近一年的外交努力并没有冻结冲突，反而陷入高强度军事消耗与低效外交对峙的双重僵局。俄乌冲突正在演化为正面战场上的拉锯战和消耗战，陷入无休止的“袭击—报复”暴力循环。

目前，俄乌外交和谈实际上仍在“空转”。在美国的斡旋下，俄乌尽管举行多轮会谈，但在领土、安全保障等核心议题上仍僵持不下。美方提出的和平方案要求乌军单方面撤出顿巴斯部分地区，遭到基辅的激烈抵抗。事实上，俄乌和谈正在成为各方为国内政治或国际形象服务的博弈工具，距离达成实质性协议依然遥遥无期。

在多边机制失灵的情况下，美俄协商正在成为解决俄乌冲突的主要路径，但这个机制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美俄直接对话有助于管控风险，避免危机升级和走向全面对抗。美俄战略沟通与美俄乌三方会谈为局势提供了“战略护栏”，促成战俘交换等人道成果。

另一方面，大国主导模式容易忽视当事国与欧洲的安全诉求，引发乌克兰的反弹和欧洲的质疑。美国提出的顿巴斯自由经济区方案，虽意在促成和平，但其单方面要求乌克兰让步的做法，引发了基辅方面的强烈不满。此类安排也使欧盟在地区安全事务中被边缘化，违背欧洲倡导的基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的外交原则。

‍俄乌冲突延宕四年表明，当前的乌克兰危机是国际格局体系变迁造成的撕裂，国际秩序的不稳定性叠加大国关系的不确定性，达成停火难度远超各方预期，俄乌冲突有可能演化为长期对峙与博弈。美俄双边协商虽是当前避免最坏结局的无奈选择，但若一味地忽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与多边主义原则，任何“和平”都将脆弱不堪。因此，单靠美俄双边协商还不够，唯有推动欧洲和全球南方国家多边携手，摒弃零和博弈思维，将多边机制融入大国协调之中，才有可能管控危机，平衡各方利益、弥合分歧，从根源上维护全球的持久安全与稳定。（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