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2年的北京冬天，比往年都要冷得刺骨。十一月十三日戌时，畅春园清溪书屋的烛火摇曳，69岁的康熙皇帝玄烨，在当了61年皇帝后，终于放下了手中的朱笔。
消息传出，朝野震动。不是因为帝王驾崩，而是因为所有人都在盯着同一个问题：这位留下过“九子夺嫡”大戏的皇帝，到底把皇位传给了谁？
三百年来，民间的说法几乎一边倒：雍正帝胤禛，是个“改诏篡位”的主。最流行的版本堪称经典：康熙原本写的是“传位十四子胤禵”，胤禛串通步军统领隆科多，深夜潜入密室，用毛笔在“十”字上加了一横一钩，瞬间变成了“传位于四子胤禛”。
这个故事太有画面感，以至于后来的评书、小说、影视剧轮番演绎，硬是把“十改于”钉成了雍正的“原罪”。就连不少历史爱好者，也对此深信不疑——毕竟，谁不喜欢看一场惊心动魄的宫斗反转呢？
但历史不是爽文，真相往往藏在最不起眼的细节里。
2007年起，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主办的“中国档案文献遗产珍品展”先后在深圳、湖北、北京等地展出，一件“镇馆之宝”的亮相，直接给流传百年的改诏说，来了一记“釜底抽薪”。
这件宝贝，就是《康熙传位遗诏》。
它不是电视剧里那种轻飘飘的一张纸，而是一卷长1.55米、宽0.8米的卷轴，用明黄色宣纸书写——这是清代皇家的御用色，容不得半点马虎。更关键的是，遗诏上写着三种文字：汉文、满文、蒙文。
这一下，“十改于”的传说就站不住脚了。
首先，清代的官方文书里，对皇子的称呼从来不是“十四子”，而是“皇十四子”。
如果要改，就得把“皇十四子”改成“皇四子”，这可不是添两笔的事，得把“十”字抠掉，再挪动“皇”和“四”的位置，纸面上必然会留下明显的涂改痕迹，在皇家遗诏这种级别的文件上，根本不可能蒙混过关。
其次，就算汉文能改，满文和蒙文怎么办？满文中，“四”写作“duin”，“十四”写作“juwan duin”，两者的发音和写法完全不同，没有任何篡改的空间。蒙文的情况也一样。
要想篡位，胤禛得同时修改三份不同文字的诏书，还要骗过所有精通满、蒙文的大臣，这难度堪比登天。
那么，遗诏里到底写了什么？
在汉文部分，有一句至关重要的话，被无数闪光灯定格：“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这句话，和《清圣祖实录》《永宪录》等官方史料的记载完全吻合。而且，据清史专家冯尔康研究，这份遗诏并非康熙亲笔手书，而是按照清代礼制，在皇帝驾崩后，由重臣依据临终口谕拟定、颁布的法定文件。这一流程符合祖制，并非雍正独创。
其实，康熙的传位意图，早就在晚年的一系列安排中露出了端倪。
当时的大清，经过多年的储位之争，官场腐败、党派林立，国库更是空虚。康熙需要的，不是一个只会打仗的皇子，而是一个能铁腕整顿吏治、为王朝续命的接班人。
皇十四子胤禵，虽然在西北立下军功，但远在千里之外。从西北到北京，快马加鞭也要二十几天。在诸皇子争位激烈的关口，国无帝君二十几天，极易引发内乱，这是康熙绝对不愿看到的。
而皇四子胤禛，一直扮演着“富贵闲人”的角色，自号“圆明居士”，从不明着结党营私。
但他背地里，却做了康熙最看重的事：清查仓库、办理政务，尽心尽责。康熙多次派他去祭天——在古代，祭天是皇帝才有的特权，让皇子祭天，其背后的深意不言而喻。
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就是乾隆皇帝弘历。康熙第一次见到12岁的弘历，就对他喜爱有加，不仅接入毓庆宫亲自教导，连打猎、批阅奏章都带在身边。选择胤禛，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让弘历能顺利接班，为大清开创一个盛世。
雍正登基后，面对“得位不正”的舆论压力，在雍正七年亲自编纂了《大义觉迷录》，逐条驳斥谣言。
他在位十三年，推行摊丁入亩、改土归流等政策，大力整顿吏治，严查贪腐，把康熙晚年留下的烂摊子收拾得井井有条，为后来的乾隆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关于雍正继位的争议，并没有因为遗诏的问世而完全消失。有人质疑，遗诏是康熙去世后才拟定的，可能存在“事后补写”的情况。但从目前的公开资料来看，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份遗诏是雍正伪造的。
历史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复杂性。三百年前的畅春园深夜，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或许永远无法知道全部细节。但可以确定的是，“十改于”的传说，已经被权威史料和档案彻底推翻。
康熙选择胤禛，不是因为他耍了什么阴谋诡计，而是因为在那个特殊的历史节点，胤禛是最适合的接班人。这，就是康熙传位遗诏告诉我们的，最真实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