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可能是中国古代，普通老百姓过得最爽、最有钱、最敢想敢干的时代。
我这可不是瞎讲哈！
嘉靖三十五年（1556），在广州生活过的洋人费尔南在《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中，是这样记录大明的：
广州城里的统治官员命令调查每日的食品消耗量，每天光是猪肉就要消耗五六千头，要不是有很多人吃鸡鸭和大量的鱼，猪的消耗量将达一万或一万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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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我的国一起复兴
一天吃五六千头猪是个什么概念？
明朝时一头土猪大约能出肉60斤。广州一天要吃五六千头猪，折合下来每天的猪肉消耗总量，是30万斤左右！
当时广州的户籍人口才60万人，这意味单单只是猪肉，在明朝时每个广州人每天，就能分到半斤，约250克！
顺便提一嘴，2022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每天建议的食肉量，才75克。
但是，猪肉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西班牙人拉达在《记大明的中国事情》里，不仅详细的记载了明朝中国沿海闽粤地区各种家禽的一百零八种吃法。
在提到广州城时，他还引用当时的商贾数据，说广州每天要消耗一万只鸡，一万两千只鸭...
咱就讲，明朝人的这个“肉”，是不是吃得有点太过分了？就这个量，咱们三十年前就不敢想啊！
但很可惜，这大概率是真的。
有个叫陈舜的明末广东人，在自己写的《乱离见闻录》中是这样回忆的：
我生于万历四十六年戊午八月二十六日卯时，父母二十三岁。当时广东一片升平景象，四方的百姓都幸福。
我家住在海边，是鱼米之乡。一斗米不到二十钱，一斤鱼才一二钱，槟榔十颗只要两文钱，一斤肉、一只鸭子只要六七文钱，一斗盐三文钱，百般平易。就是穷人也能幸运地借此平安生活，徭役和赋税的负担都很轻。
当然，这样的“安逸滋润”不仅仅只是局限在南方沿海。
根据《宛署杂记》、《万历会计录》等晚明史料，以及明史专家高寿仙的《明万历年间北京的物价和工资》，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连串颠覆常人认知的“恐怖数据”！
比如，万历二十年（1592年）一个北京普通老百姓个人年收入的中位数大约在十两银子。
十两银子能买个啥？
他能买1530明斤的大米，换算一下，就是1820斤大米；
也可以买面1250明斤，即1488斤；
还可以买猪肉500明斤，即595斤；
或者牛肉667明斤，即793斤；
这一连串数据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一个五口之家，只要有一个男人出去做工，就能做到一天三顿有米有肉！
这意味着一个街头挑担的小贩，一天赚二三十文钱，就能舒舒服服过一天，晚上还能“吃些酒，醉醺醺说笑话，唱吴歌”。
这不是文学想象，这是明末笔记《樵史通俗演义》里的白纸黑字。
注意了，上面这些还不是广州、北京这种大城市的特权。
山东人丁耀亢写诗回忆：“神宗在位多丰岁，斗粟文钱物不贵。门少催科人昼眠，四十八载人如醉。”
河南的记载更绝：乡下老农，年底能穿着丝绸衣服，骑着马去赴宴，出个一百文钱，就是宴席上的上宾了...
物质极大满足之后，人会干嘛？温饱思淫欲。这是人性。
你敢想？中国历史上最“三俗”的一批小说，全集中在明朝。像《金瓶梅》《肉蒲团》这些就不说了。故事性极强的“三言二拍”，里面大量的x描写，在其他朝代那绝对罕见！
这仅仅是情欲吗？不，这背后是整个社会伦理的松绑。
为什么“饿亖事小，失节事大”这种理学口号，在明朝喊得最响？解释学有个原理叫“倒着看”：一个时代越是拼命强调什么，往往说明它最缺什么，或者正在被猛烈冲击什么。
明朝就是。经济发展了，市民阶层壮大了，大家手里有钱了，谁还愿意被那些僵化的破礼教捆得亖亖的？
于是，你看到：
老百姓胆大包天——发现贪官恶人，茶楼酒肆编点小曲、话本子去明着怼，那就是家常便饭。他们甚至自己绑了送京城。有人敢拿着木棍去敲太子的头。甚至还有妓女溜进宫里，找太监讨嫖资！
当官的更是“狂”没边了——明朝言官的最高理想，就是在金銮殿上一头撞亖，名垂青史。文官集团不爱动口爱动手，当朝打架是家常便饭。最著名的一次，大臣们直接在朝堂上，把锦衣卫指挥使马顺给活活打亖了，监国的郕王朱祁钰吓得想跑，被于谦一把拽住：“你不下旨赦免他们，今天就别想走！”
这种从上到下的“叛逆”和“放纵”，根源就是经济基础变了。
当打工比种地赚钱，当小贩比考功名还滋润时，传统的等级制度就开始松动。
人的思想，怎么可能不开放？
问题来了：明末这种惊人的物质繁荣，钱从哪来？
答案就一个：全球化。
这才是理解明末所有问题的核心。当时，西班牙人在美洲挖出了巨量白银，通过菲律宾的马尼拉，像洪水一样涌入中国，来换取我们的铁器、丝绸、瓷器和茶叶。历史学家估算，200多年里，全球三分之一的白银，流进了大明。
这笔庞大的现金流，直接大明的工商业瞬间起飞。
苏州、杭州的纺织工坊彻夜轰鸣。当时整个江南从事纺织的妇女就有340万，加上男性可能破500万，棉布年产量达到了骇人的5000万匹，相当于工业革命初期西方总产量的近两倍！
河北遵化、广东佛山的炼铁高炉更是昼夜不歇。得益于焦炭炼钢和大型高炉的成熟应有，在16-17世纪的整整两百年间，大明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钢铁大国” 。
对此，西方经济史学家罗伯特·艾伦就研究估算，明代中国在万历年间的铁年产量，就已经高达15万至20万吨，这个数字是一百多年后欧洲工业革命前夕钢铁总产量的1.5倍，是清末中国的3倍！
庞大的工业规模，催生的是商业的繁荣。
当时，一个杀猪的屠户，年收入就能达到36两白银，是县官年薪的80%！卖酱的小商人，资产能达到千万，比内阁大学士还有钱。
但是致命的问题来了，当时海量的白银并没有均匀地滋润整个国家。它的绝大部分，被一个又一个的豪商、权贵们，像海绵吸水一样给揣兜里了。
这么多钱，不可能放着发霉。
但是在长达两百多年的商业开拓之后，到明末时国内外市场已经高度饱和！除非出现类似“工业革命”这样的技术大爆炸去打破现有格局，简单的复制扩大生产规模，已经无利可图。
明末的“有钱人”，选择了三条路：
第一，兼并土地，蚊子腿小也是肉；
第二，放高利贷，利息高到30%，一次就能让中产之家破产；
第三，囤起来，藏进地窖，不进入流通，人为制造“银荒”，抬高白银单价；
于是，魔幻的一幕出现了。
因为明朝的税收主体还是农业税，这就导致了最有钱、最该被纳税的商人集团，反而可以合法避税。
他们纳税的税率常年只在3%左右徘徊，税额贡献率只有5%！
农民就惨了。
不仅要承担国家税收总额的75%，同样是“种地”，那些藩王、有功名在身的老爷们，还有免税特权，这等于变相的给农民加税！
不过，好在明朝的农业税本来也不高，一亩地只征粮0.0344石，差不多三十亩才征收一石。
而在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有记载，明代哪怕最贫瘠的土地，一亩最少都有一石多的收成，三石算是高产，江南一些良田，甚至有接近五石的。
也就是说，只要手上有地，农民的日子虽然辛苦点，但其实也不赖。
但好亖不亖，从万历年开始，张居正搞改革了。
他嫌各地的税物转运成本太高，就废除了实物税，规定“以足色白银纳税”，老百姓手上哪来的这么多足色白银？那只能向地主、权贵们兑换了。
但那帮子东西，心肝可黑了！
平时兑换收点“手续费”啥的就算大善人了，为了抬高银价，他们把银子囤起来，人为制造“银荒”，疯狂贬低农民手上的铜钱价格，那就是家常便饭！
但就这，他们还嫌赚的不够。
买地、放贷这些黑了心的操作，那都是弟弟了。为了让自己手上的海量白银“周转”起来，他们甚至开始替朝廷养反贼，强行扩大消费市场！
从万历年开始往后，基本上每一次叛乱都可以看到这些东西们的身影！
到明末时，他们甚至搞出了“南北海陆两线”的资敌商路，他们大量贩卖粮食、布匹、铁器甚至是制式火器、盔甲到草原、辽东！
大明的财政被掏空；
亿万的百姓被破产；
连绵不绝的战争，让他们的工坊昼夜不歇，银子像流水一样的进了自己的腰包！
最终，一场西北的旱灾，成了点燃火药桶的星星之火。
而引爆一切的火药，早在白银滚滚流入、市井纵情享乐、财富疯狂集中的几十年里，就已经填满了这个帝国的每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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