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国民党的一级上将钱大钧抓到了陈赓。
按照常理，抓到敌方核心将领，那是泼天之功，升官发财不在话下。
可钱大钧不仅把人放了，还自掏腰包送了300块大洋。
当副官一脸懵圈地问为什么时，钱大钧却反问：“我敢动他一根毫毛吗？”
1925年，那时候的黄埔军校，还没有后来的阵营对立。
钱大钧是教官，陈赓是“黄埔三杰”之一的学生。
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
这一仗打得极其凶险，蒋介石所在的指挥部在华阳一带遭遇敌军主力林虎部的猛烈反扑，全线溃败。
当时的蒋介石那是真的绝望，甚至拔枪想要“杀身成仁”。
关键时刻，是陈赓背起蒋介石，在枪林弹雨中狂奔几里地，找到船只渡河脱险。
这一背，背出了陈赓在黄埔系中不可撼动的地位，也背出了钱大钧的一条命。
为什么这么说？当时负责警卫和指挥作战的正是钱大钧。
老蒋差点挂了，作为警卫指挥官，钱大钧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按照蒋介石那个脾气，枪毙钱大钧谢罪是分分钟的事。
这时候，又是陈赓站了出来。
他在蒋介石面前极力为钱大钧求情，说局势糜烂非人力可挽回，钱教官已经尽力了。
正是陈赓的这番话，保住了钱大钧的项上人头。
这份恩情比天还大。
1933年，此时的陈赓在上海治疗腿伤被捕，虽然蒋介石想尽办法威逼利诱，甚至亲自出马劝降，但陈赓软硬不吃。
碍于宋庆龄等社会名流的巨大压力，加上蒋介石内心深处对这个救命恩人确实下不去死手，最后只能采取一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让陈赓“逃”了出来。
陈赓化装成商人，坐火车北上天津，准备转道去苏区。
好巧不巧，他在车上撞见了钱大钧。
在那节嘈杂的列车车厢里，钱大钧一眼就认出了那个压低帽檐的“商人”。
双方的对话非常值得玩味。
陈赓一开始还想糊弄，说自己是做生意的。
钱大钧直接点破：“黄埔一期兵器学你考第一，你化成灰我都认识，装什么装？”
这时候，钱大钧面临一个选择：抓，还是放？
如果是一个愣头青副官，肯定觉得这是立功的好机会。
但在钱大钧这个级别的老油条看来，抓陈赓，是一个绝对的“负收益”操作。
蒋介石都放了的人，你钱大钧把它抓回去，这是在打谁的脸？
蒋介石对陈赓有着极其复杂的情感，既恨其不争（不跟自己走），又爱其才华，更感其救命之恩。
老蒋自己都不杀，你钱大钧要是把陈赓杀了或者抓回去邀功，不仅显得你比“领袖”还英明，更会让蒋介石背上“杀害恩人”的骂名。
所以，钱大钧对副官说的那句“我敢动他一根毫毛吗”，不是怕陈赓的武力，而是怕打破了蒋介石心中那个微妙的平衡。
这是一种极高明的政治站位。
他清楚地知道，陈赓这颗脑袋，只有蒋介石有资格决定留不留，其他人谁动谁倒霉。
于是，便有了那场著名的“叙旧”。
钱大钧把陈赓请到高级包厢，避而不谈国共政治，只聊黄埔往事，聊同学趣闻。
这种处理方式，既保全了双方的颜面，又化解了剑拔弩张的危机。
临别之际，钱大钧拿出了300块大洋送给陈赓。
当时的300大洋是什么概念？按照1930年代的物价，一块大洋能买几十斤大米，普通五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费也就几块大洋。
这笔钱，绝对是一笔巨款。
钱大钧给出的理由很漂亮：“既然你说你是做生意的，那这就当是给你的盘缠和本钱。”
陈赓是什么人？那是特科出身的情报天才，他当然明白钱大钧的意思。
他没有推辞，大大方方收下了。
这笔钱后来发挥了巨大作用，陈赓用它买了两船急需的药品和棉衣送回了部队。
这批物资在那个寒冬救活了无数战士，其中就包括后来我军的几位高级将领。
钱大钧送这笔钱，仅仅是为了报答当年的救命之恩吗？肯定有这个成分，但绝不仅限于此。
在那个军阀混战、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年代，谁也不敢保证自己永远是赢家。
黄埔系的将领们虽然在战场上杀得你死我活，但私底下其实都留着一份“香火情”。
这种“留一线”的做法，是给自己留后路。
钱大钧心里明镜似的：陈赓这种人才，只要不死，日后必成大器。
今天我钱大钧在他落难时拉一把，这份人情就种下了。
这300大洋，实际上是一张昂贵的“人情保单”。
历史的走向验证了钱大钧的远见。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钱大钧的名字赫然列在战犯名单的第17位。
当时陈赓看到名单后，还曾幽默地调侃：“这十七号还欠我半扇猪耳朵没吃完呢，得留着他慢慢还。”。
虽然两人此后再未谋面，钱大钧去了台湾，陈赓留在大陆并被授予大将，但这段往事成为了两人之间一种特殊的纽带。
晚年钱大钧在台湾回忆起这段往事，也曾感慨万千。
他当年的那个举动，虽然没能改变国民党失败的结局，但在人格层面，他赢得了对手的尊重。
这300大洋，不仅买通了陈赓北上的路，更是在那个残酷的战争年代，为人性保留了一丝温度。
它告诉我们，即便是立场对立的敌人，在政治和战争的夹缝中，依然有人性的光辉和基于现实的理性判断。